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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上海三大亨結局:黃金榮掃路 杜月笙魂斷香港


杜月笙(左),張嘯林(中),黃金榮(右)

黃金榮終老上海

黃金榮黃金榮,字錦鏞,乳名和尚。原籍浙江餘姚,1868年生。年幼時在上海城隍廟萃華堂裱畫店做學徒。1892年進法租界捕房當包探,後升為華人督察長,為上海灘三大亨之首。1927年4月組織中華共進會,參與四一二政變。後被蔣介石委為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抗戰期間在上海曾與日偽有所接洽,但未落水做漢奸。全國解放後,因年老多病留居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之際,赫赫有名的青幫頭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黃金榮,既未逃台灣,也未去香港,卻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龍門路鈞培里老宅,深居簡出,安度殘年。早晨上茶館,晚上上澡堂,即蘇北人所謂「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時則到他昔日的產業「大世界」門口掃馬路,接受勞動改造,就這樣默默無聞地過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黃金榮已經82歲,垂垂老矣,體弱多病,自稱廢人一個,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所以下定決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擔心,如果真的去台灣或香港,說不定半路上就會送命,與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個主要原因。何況,「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這一輩子,總是以不變應萬變,居然屢屢化險為夷。當初八一三日本人打進來時,大亨們無不爭先恐後逃往後方,別人不說,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飛香港,再奔重慶,算是在後方“抗戰”;張嘯林乾脆落水做了漢奸,結果被人一槍打死。唯有麻皮金榮篤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衛又能把他怎麼樣呢?國民黨捲土重來,那更不用說了,他雖然不及後來居上的杜月笙風光一時,但也沒有像杜那樣被蔣經國“斬”過。1947年他做八十歲大壽時,蔣介石特地來黃家花園祝壽,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個頭。這次,共產黨得了天下,他也大著膽子依例辦事,對人說:“聽天由命罷,反正只有老命一條,隨共產黨把我怎麼樣。我這把年紀了,共產黨總得講點人道......”杜月笙從香港來信,要他去那裏會合,共商大計,他像吃了秤砣,鐵了心不肯動彈。

其實,黃金榮心裏已有底,估計共產黨不會為難他。黃的老友、曾任淞滬警備司令的楊虎,解放前夕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他根據地下黨要穩住幫會頭子的指示,積極做黃金榮工作,爭取黃留在上海,將功贖罪,這對解放初期上海社會秩序的穩定,震懾幫會殘餘勢力,會有極大的作用。楊虎對他說:「共產黨的領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壞事,可以既往不咎,不來捉你。」並且將一張某領導人寫的條子交給黃,要其在解放後交給上海的負責人。黃的心腹龔天健和孫子黃起明親眼看到過這張條子。

章士釗夫人也帶來過共產黨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後擁護共產黨,不再和人民為敵,我們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辦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輕舉妄動。黃金榮瞻前顧後,權衡利弊,也覺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來後,黃金榮叫人寫出一份國民黨財產的報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幫頭目的花名冊,交給共產黨作參考,作為將功贖罪的表示,又告誡門徒收斂一些,為自己留條後路,接著命人將黃家花園(今桂林公園)「四教廳」內蔣介石親筆題寫的“文行忠行”匾額摘下砸碎,以示棄暗投明,改邪歸正之意。八年抗戰中,黃將這塊匾額深埋於地下,等待著蔣介石的“勝利”歸來,現在他是不敢做這個夢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廢待舉,頭緒繁多,軍管會考慮到幫會勢力和黃金榮實際情況,決定採取「繼續作惡者從嚴,將功贖罪者從寬」的政策,區別對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滅幫會殘餘勢力。對黃本人,則有一個具體的評估:

(1)肯定黃過去的罪惡,確為帝國主義豢養之惡霸;

(2)但黃近年來已不作惡,解放後向政府低頭認罪,殘廢衰老;

(3)對反動幫會勢力應采鬥爭瓦解策略,對黃本人可采寬大政策。

這實際上是放黃金榮一條生路,讓其走改過自新之路。

當時,上海市民對政府不殺黃金榮,讓其「逍遙法外」,很想不通,紛紛致書有關部門,大聲疾呼要求從嚴懲辦。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對此作了不少解釋工作,並且曾經召開過市民座談會,宣傳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

一天下午,兩輛吉普車開到鈞培里黃宅門口,軍管會委派的軍代表杜宣,帶領十餘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奉命前來對黃金榮訓話,宣佈政策。黃見政府不逮捕他,稍為放心,一再表白說:「我黃金榮在上海灘,幾十年來,做盡壞事,販賣毒品,販賣人口,殺人綁票做過,貴軍沒有殺我,是貴軍的寬大......」

黃金榮因年紀大了,牙齒脫落,口音不清,嘟噥的這幾句話,還得由旁邊的徒弟一句句翻譯,才能聽懂。他身穿白色紡綢褂褲,顫巍巍地站立著,由他的兩個徒弟攙扶。接著,他又從懷裏掏出蔣介石贈給他的那塊金掛表交給杜,說是上交給政府處理。在這塊表的蓋子上刻有:「金榮夫子大人惠存,蔣中正敬贈」字樣。

杜宣最後說:「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只要老老實實不再進行一切不利於人民的活動,過去的罪惡,我們可以從寬處理。」

黃金榮唯唯諾諾,不敢多吭一聲,彷彿不知所措。杜宣繼續告誡他:「今後一定要老老實實,如發現你再做欺壓人民,違背人民政府的行為,那就要從嚴法辦了。」

這時黃才不斷地鞠躬,連聲說:「保證不再做壞事......」

此後,黃金榮蟄居於家中,不過問外務,人民政府允許他照常經營「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裏還敢出頭露面,統統交給門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爾到離家不遠的「大世界」門口掃馬路,接受勞動改造。當時上海幾家報紙,都在顯着地位刊登了黃金榮掃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肅反運動開始後,殺黃呼聲又起,黃金榮感到十分恐懼,更加憂心忡忡。隨著運動的深入,這種恐懼感愈來愈深,無法排遣,但又無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華、梅達君和方行三同志為代表,召見黃金榮,向他宣佈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低頭認罪。

據方老回憶,盛丕華時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梅達君為市政協副秘書長,他則擔任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召見黃談話的地點,記得是在市政協的一間會議室。當時,政協還設在和平飯店內辦公。盛丕華解放前就同黃金榮熟悉,所以處理黃金榮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參加,這樣較易穩定黃的情緒,使他不至於過於恐慌,甚至無法談話。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黃金榮由他的門生、舟山同鄉會會長陳翊庭和孫子黃擎宇陪同,應召前來。盛丕華首先說:「人代會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訴,要求政府處理你。你生平罪惡甚大,但解放前幾年未曾作惡,解放後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歲(原文如此,應為84歲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憑處理。」

方行接著說:「人民的控訴是正確的,人民政府未曾處理你,並不是說你沒有罪惡,你應主動向人民交代。可用悔過書在各報刊刊出,內容是承認自己罪惡,擁護政府法令,規勸已捕黨徒真誠坦白,立功自新;未捕黨徒應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寬大。」

黃金榮聽後,重彈老調,承認自己罪惡重大,願真誠向人民請罪,求得政府寬大處理,並著重表示:「我決不指使和包庇黨徒做壞事,如有指使包庇黨徒為非作歹,或知情不報,願受政府的嚴厲處分。」

黃金榮回來後,囑秘書龔天健執筆,代為起草悔過書。他小時候僅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後來進裱畫店當學徒,再後來就考進巡捕房做事,殺人越貨自然是老手,但捏筆杆子卻極少。龔根據黃金榮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討論兩次,念了一遍之後,由黃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簽上了大名。

這份寫在宣紙上的「悔過書」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現藏於上海市檔案館,惟悔過書原件題名「自述悔過書」,於5月20日在《文匯報》、《新聞報》發表時,才改名為「黃金榮自白書」。

「自述悔過書」寫好後,黃金榮又親自送到外灘中央銀行大樓軍管會處,由軍管會首長粟裕和副市長盛丕華接見訓話。據陪同黃去的陳翊庭回憶說,他們退出下樓後,陳忽發現攜帶的用物遺忘在樓上,於是叫黃在門口等待,他匆匆上樓去取。及陳再次下樓時,黃已不在,各處遍找無著。原來,黃恐生變故,急不可待的獨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過書中,黃金榮簡述自己的生平,曆數自己的歷史罪行,自稱要「自首坦白」、“立功贖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後還說:“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為年紀大了(今年84歲),有許多事,已經記憶不清,話也許說得不適當,但是我的懊悔慚愧與感激的心,是真誠的!是絕不虛偽的!”

但查諸原件,黃的悔過書卻有兩份,且都有他的親筆簽名,一份與公開發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則出入較大,多有隱惡揚美,文過飾非之處,但對了解黃的某些歷史經歷也有參考價值,不妨簡單地介紹一下。

黃在這份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悔過書中,自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支持者,說:「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護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時候,我保護送他上車,臨走的時候,中山先生對我說,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護,所以後來我認得了許多革命分子,像胡漢民與汪精衛他們就在革命軍打製造局的時候認識的。」又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來上海的時候,難民很多,米糧恐慌,虞洽卿辦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為救濟、籌款”。到了“孤島”淪陷時,他也沒有落水做漢奸,說:“日本人時常來與我商量,要我出來做事,我總說年紀大了,不能做什麼事,回絕他們。”總之,盡量為自己塗脂抹粉,然亦無可厚非。

另一方面,黃金榮又處處諉過他人,推卸自己的歷史罪責,說:「到抗戰勝利後,我也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但是聽說我的門生,仍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干不好的事,因為年紀很大,也顧不了這許多。不過這種事情,是怪我過去太賣情面,收了好多門主,現在想想這種不好的情形實在錯誤。」

悔過書公開見報後,遠在香港的杜月笙異常敏感。他不知道這位老兄弟會說些什麼,於是叫萬墨林快去找來當地報紙,他要仔細看一看。

這時,杜月笙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過報紙,便看見萬墨林已經用紅筆鉤出了標題:「黃金榮自白書」,剛想接下去看,胸中卻感到有些悶氣,臉色立時顯得蒼白。萬墨林見狀,馬上接過報紙讀了一遍。

杜月笙微閉雙眼,仔細聽著,但未發一言。少頃,他睜開眼睛,說:「依再讀一遍。」

萬墨林坐在床邊,又從頭讀起,當讀至1927年四一二這一段時,杜月笙彷彿非常緊張,叫「停」了幾次,叫萬墨林慢慢讀。聽罷,杜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說:“我懂了,我懂了。”

原來,黃金榮寫的這份自白書,述及四一二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將鎮壓工人運動的總頭子蔣介石及虞洽卿、張嘯林等人都點了名,獨獨沒有提到當時最「風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這決不是黃金榮故意隱瞞事實,為他兩肋插刀,這個老於世故的把兄賣他還來不及呢!無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蹺,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發出某種信息,既往不咎,歡迎他回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杜月笙是何等樣人,自然心中有數,所以才會發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獨白。

自此以後,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變化,至少一再拒絕了蔣介石邀他去台,而時時萌動回大陸的念頭。黃金榮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鄉,葉落歸根啊。

黃金榮的自白書,竟然會對杜月笙起到這麼一個作用,恐怕是黃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實恐怕也是如此,黃金榮第一份自白書交上去後,竟未獲通過,修改數遍,直到軍管會點頭,才重新謄抄了一份,就是公開見報的那一份。

而那時,潘漢年等人對杜月笙的統戰工作,正緊鑼密鼓,黃金榮的自白書無疑是重要一環。

但在上海,黃金榮的日子很不好過,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漸枯萎。

悔過書公開登報後,廣大市民不僅不予認同,反而更加激憤。黃金榮驚恐萬分,閉門不出,整日裏提心弔膽,只好抱著「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念頭,坐在家裏準備束手待“斃”。身體狀況也愈加差勁,坐在太師椅里,臃腫的身子幾乎站不起來,站起來也挪不開步子。加上媳婦李志清捲款逃往香港後,家中的開銷都成了問題,驚怕之外,加上氣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體和精神防線受到沉重打擊。這樣拖了近兩年,他終於一病不起,再也沒有爬起來。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黃金榮進入彌留狀態,由附近的永川醫院派一名護士前來,給他注射強心針,但亦無效,於當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終年86歲。

據當地公安分局在黃死後報告:「查黃金榮現年86歲,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門徒萬眾,本區大世界、共舞台、榮金大戲院皆是他的產業,當他於20日死時,大世界經理杭石君即報告分局雲南南路派出所,並申請更換大世界負責人姓名,以後便由黃金榮的得意門徒陳福康為主辦理喪事,計有馬筱峰、陳榮富、陳昌良(榮金大戲院經理)、沈茂貞、湯融、嚴興林、毛政紀、顧德昌、錢福林、陸正崇、朱文偉、陳益亭、王世昌、庄海寧、杭石君、陳榮炳等17人前來銷聲匿跡地看不出動靜地治喪。屍體於22日移往麗園殯儀館入殮,當晚在鈞培里一號黃金榮住宅中,備有九桌酒席,治喪過程中除上述得意門徒17人前來外,別無其他動靜。」

黃金榮死的那天,有人在復興公園後門的一塊黑板上,寫了「黃金榮倒了」五個大字,令人尋味。

杜月笙魂斷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鏞,以號行。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當學徒,1911年參加八股黨,成為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後任上海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1927年組織中華共進會,配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1934年後歷任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等。抗戰爆發後,曾協助軍統從事情報、策反、暗殺活動。抗戰勝利後,曾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傷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蘭輪船「寶樹雲」號,攜妻妾、子女、朋友、隨從數十人,逃離上海,到香港避風。

杜月笙到香港後,租住堅尼地台18號底層,這是由他的一個門生替他租下的,僅三房一廳,比起上海華格臬路杜公館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整日蝸居於此,幾乎是足不出戶。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複發,大概是一路勞頓,受了風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後歲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間度過的,有時甚至靠吸氧氣維持,到了後來,神經衰弱症、心臟病和下肢偏癱接踵而至。

有人勸杜月笙找名醫來診治,他會幽幽地說:「老實講,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會如此的。」

經濟上,杜月笙也極為拮据,因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賴以發跡的、上上下下的社會基礎一旦失去,就無從呼風喚雨了。他來港前,將上海東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賣給美國人,得45萬美金,在香港就是靠這筆錢開銷。但杜府上下人口眾多,花費很大,每月總在6萬左右,畢竟是大亨,人來客去場面還是要應付得過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價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蘭和孟小冬兩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時尚無名分,只是與他同居有年,她隨杜月笙坐船來香港後,始終體貼入微地照料他,給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與姚玉蘭

孟小冬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紅的京劇名角,人長得很漂亮,年輕時在北京曾一度跟隨過梅蘭芳。後來潛心向余叔岩學戲,得其真傳,並世無第二人,被譽為「冬皇妙音」。

孟小冬與杜月笙同居之後,再未登台。到香港後,為給杜月笙解悶,小冬常教杜月笙學戲,杜也以此為樂。不久以後,杜月笙與孟小冬正式結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拐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

有人說,這同杜月笙在國共兩黨面前重新「吃香」有關。的確,當時人民政權已日益鞏固,統一了除台灣之外的全部山河。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扶持下,也獲得喘息的機會。雙方開始加緊對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爭取他們的回歸和支持。中共高級幹部喬冠華、潘漢年一直與杜月笙保持聯繫,並派金山、章士釗等人赴港,勸說他返回上海。杜的一個兒子,也留在上海做聯絡員,時常往返滬港兩地,傳遞信息。

對此,老謀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體欠佳暫不能回大陸。但是當遵照潘漢年「儘可能範圍內多為人民服務」的指示精神辦事,在香港決不從事反共活動,也不打算去台灣,並託人帶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門生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報效國家。

台灣當局也不斷派人赴港,拉攏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絕;無奈之下,他們擬讓杜月笙在港為台灣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請他為「救國公債節約儲蓄券港澳勸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想以杜氏之威望,幫蔣氏政權搜刮港澳同胞錢財,杜亦未答應。

那年清明過後,北京中國銀行準備在京召開董監事會議。杜月笙、陳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幾個金融界巨子,如張公權、宋漢章、李銘等,原都是中國銀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國銀行改組,中共考慮到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赴港,邀請他們返京參加改組會議。

這批銀行家們拿不定主意,問計於杜。杜月笙說:「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採取一致立場。目前縱不可能去北京,但我們可出具委託書,委派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

這個建議被一致通過。消息傳出後,震驚中外。後來史稱「中行事件」,特別是台灣方面如遭雷擊,對杜月笙極為不滿,蔣介石更是震怒,將在台灣的杜之老友,如張群、王寵惠、嚴家淦、洪蘭友等人,召到草山別墅大加訓斥,罵得狗血噴頭。後來杜月笙病逝香港,蔣介石遲遲不作表態,也與此事有關。

1951年4月12日,對杜月笙來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24年前,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中,杜月笙充當了劊子手屠殺了許多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隨著這一天的臨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陸方面有何舉動。

一天,台灣方面忽然派人來到香港,給杜月笙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上海人民將於四一二政變紀念日,舉行清算大會,屆時將公審黃金榮、杜月笙、楊虎等兇犯,黃楊兩人自然槍決,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執行,不如趕快動身去台灣,否則悔之晚矣。

言之鑿鑿,聞者驚心。

杜月笙忙問:「此說可靠否?」

「絕對可靠,系大陸上層人士絕密傳遞之情報。」來人又稱,大陸已派暗殺團來港,若無法押解其回上海,則就地予以處決。

杜月笙雖然與中共有秘密接觸,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對他的態度,料想不至於此,但來人如此言之鑿鑿,杜月笙心裏不由得發毛。若翻老賬,他杜月笙的確是血債累累的,一連幾天,杜月笙輾轉床榻無法入睡,思慮著最終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經衰弱到了極點。直到事實證明,那是無稽之談,心始稍安。

轉眼到了7月,那天天氣炎熱,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飯。席間,杜感到腹脹,手捂著肚子說:「我不舒服,要進去歇一歇。」

說罷,便要站起來,可用了幾次勁,都未能站起來,原來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覺了。顯然,這是中風引起的下肢偏癱。

杜月笙自言自語道:「不對了!不對了!這次真的不對了!」

眾人趕忙上前,半抱半拖,將他弄進卧室休息。此後一個多月間,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爾坐坐輪椅,故自嘲為「張靜江第二」。

杜月笙本無太強的求生慾望,下肢偏癱後,更了無生趣,醫生或家人勸其打針服藥,皆遭拒絕,他說:「你們這樣是讓我多吃苦頭!」

好友顧嘉棠說話風趣,對杜說:「做張靜江第二也不錯,君不見他老人家從政之餘,照樣討小老婆,照樣生兒子嗎?鏞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嘆道:“我自己心裏有數,你們就準備後事吧!”

其後幾天,杜的病情果然日趨惡化。在與孟姚兩位太太談話時,曾突然昏厥,後注射強心針才蘇醒過來。蘇醒後,對她們說:「餘生平最愛面子,長此下去將失面子。」

家人痛哭,知此次杜在劫難逃。

8月7日,杜月笙叫來秘書胡敘五,說是要口述遺囑。他用嘶啞的嗓音,對眾人說:「你們看我這個樣子,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去了。趁現在尚有力氣說話,及早錄下遺囑,不要到時悔將無及。」

時家人、好友均在室內,拭淚點頭。姚玉蘭拿過一隻枕頭,塞在杜月笙背後,扶他坐好。

杜月笙這時已是兩頰凹陷,臉色白中透灰,說上幾句話就要大喘幾口氣。他閉目養了一會兒神,才緩緩說道,大意是:我已病入膏肓,行將離世,茲將所遺財產(包括現金、債券、不動產等),按具體分配方案,留給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繼承人要努力守成,艱苦創業,云云。杜死後,據說有遺囑三份,一為言平生志事與希望者,一為訓勉兒女,一為處分財產。此即是後者。

遺囑「處分財產」,並未涉及政治,全是遺產繼承等家庭瑣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後,叫胡敘五重讀一遍,然後掙扎著簽上自己的名字“杜鏞”。

老友錢新之、陸京土、顧嘉棠、吳開先、徐采丞五人,應杜之邀請,於遺囑上副署,監督以後遺囑的執行。

報,內容僅四個字:「病危速來!」於是急忙束裝啟程,趕往機場搭航班飛香港,但偏偏這幾天遇上颱風,飛機不能起航。

此刻已很迷信的杜月笙得知這一消息後,沮喪地對圍在床邊的親友說:「陸京士不能來,說明我的病真是不會好的了。」

杜月笙立下遺囑後,病勢未見好轉,反而每況愈下,體溫驟升,大口喘著粗氣,時而昏迷,時而蘇醒,開始進入彌留狀態。醫生說:「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腎臟均發病,已呈總崩潰,回生乏術,只不過拖延時間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對周圍說:「有事可在此時詢問,我要說的話都已說了。」眾人默然,姚、孟兩位太太及子女,均失聲而哭,甚是凄涼。

忽然,杜月笙看見站在床旁的朱某,想起曾借給他一筆款子,便瞪了他半天,一字一句說:「朱兄那裏,我還有十萬......」

朱某未想到進入了彌留狀態的杜月笙,對金錢賬目還如此清楚,連忙接上去說:「你交給我的是十萬港幣,不是美金啊!」

杜月笙見朱某如此情急,十分不滿,惡聲惡氣說:「是港紙,當然是港紙了。」接著,他又關照了幾件家務事,才重又昏昏睡去。

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來,嘴巴嚅動了一下,想要對眾人說什麼,竟發不出聲音來,淚水倒先流下來。

姚玉蘭和小冬見狀趕忙趨步上前,為杜月笙抹去眼淚。小冬勸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少頃,杜月笙嘴裏發出“絲絲”的輕微話語聲,姚玉蘭俯下身去,將耳朵貼近杜的嘴唇,終於聽清了杜的最後一段話:“我死後,要穿長袍馬褂......要買好一點的棺材,以後要運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們老人家......”

當天晚上,台灣「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奉命專程從台灣飛赴香港探視杜月笙。他抵達杜宅,已是深夜。

洪蘭友見杜月笙臉色灰白,躺在床上一動不動,也不敢上前,便叫陸京士向杜轉達他來了。陸說:「杜先生已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務要緊,上前緊緊捏住杜那雙乾癟枯瘦的手,「鏞兄!鏞兄!蔣公叫我來看您了!希望你早日康復!」大呼小叫了一通,總算把杜月笙吵醒。杜於矇矓中,知道有人來看他,隱約說:“好,大家好!”旋又昏迷過去,此後再未醒來。

洪蘭友此番來港,還帶有一個神秘任務,即替杜月笙炮製「杜月笙遺囑」。他帶來了一份台灣方面擬定的所謂「杜月笙遺囑」,一再關照:“杜先生百年後,此份遺囑一定要立即見報。”這份所謂「政治遺囑」,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經過杜的同意,當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遺囑。該「遺囑」開首第一句,便是“匪禍中國......”接下去全是胡言亂語,無非是杜月笙追隨蔣介石數十年,一貫效忠“黨國”,與共產黨“不共戴天”,為未能親見台灣復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深為遺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不知如何處理是好。真遺囑墨跡未乾,立遺囑人尚有一口氣,就公然要廢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著良心承認,這種事情恐怕曠古未聞,如拒絕,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則心有不甘。正在為難之際,洪蘭友又宣讀了「杜月笙治喪委員會」名單。蔣介石圈定的「杜月笙治喪委員會」名單,規格很高,其中有吳鐵城、張群、何應欽、顧祝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洪蘭友為籠絡人心,將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又大力收羅了幾位,連帶將在杜宅的親朋故舊,也悉數充作委員,一併報台灣當局批准。

可是,杜月笙死後流傳最廣,刊載於大小報刊的「政治遺囑」,卻與洪蘭友帶來的這份東西有很大出入,語氣委婉了許多,雖然也同樣未經杜月笙過目。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其中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內幕。

當時,洪蘭友將從台灣帶來的「遺囑」,交給了杜月笙秘書胡敘五,關照他重謄一份,俟杜死後,即交各大報社發表。胡為人忠厚,想想不是滋味,即與杜月笙生前友好密商,以偷梁換柱之法,將此「遺囑」刪改一過,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刪去,計三大段。因此而文義不通者,再由人添筆潤色。忙了一夜,才告完成。

1951年8月16日下午,眾人正在杜府忙碌,內室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大家一擁而進,見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著粗氣。護士急注射強心針,仍無效。正在手忙腳亂之際,有個無意中摸到杜月笙腳的人,突然驚叫起來:“哎!腳冰涼了!”

有人一看錶,正是下午4時50分,一代梟雄杜月笙就此西歸。

張嘯林漢奸下場

張嘯林張嘯林,浙江慈溪人,1877年生。1897年進杭州機房學織綢,後入浙江武備學堂。1912年來上海,逐漸成為上海灘三大亨之一。1927年參與組織中華共進會,參加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得任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等職。1932年任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監察,中匯、交通銀行董事等職。

抗戰軍興,上海灘三大亨各作打算,分道揚鑣。黃金榮託病留滬,但不問外事,也不想出頭露面做漢奸;杜月笙在日軍的嚴密監視之下,亦金蟬脫殼逃往香港;唯有張嘯林心懷叵測,自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就悄悄離開上海,暫赴浙江避暑勝地莫干山的別墅里歇夏去了。

這座別墅稱為「林海」,是張嘯林在1927年花了一筆巨款修建的,周圍修竹萬竿、一色青碧,確是修身養性的好地方,每逢夏天,張嘯林都要去那裏住上一段日子。

日本軍隊佔領上海後,為了有效地控制住社會基層,便想請黃金榮出山,希望通過對黃的收買利用,來實現對上海人民的全面統治。

可是,黃金榮卻不願公開落水做漢奸,日本人碰了幾個軟釘子後,便轉而看中了張嘯林,派人前往莫干山與他密談,讓其儘快回上海。張嘯林正中下懷,口裏卻說:「要我下山可以,但必須弄個浙江省主席給我玩玩。」

來者未曾料到張嘯林會開出這麼高的條件,一時有點語塞,稱回上海後再作計議。

其實,張嘯林自有打算。

張嘯林原本與黃金榮、杜月笙勢力相仿,平起平坐,後來卻每況愈下,忝列末座。他心中不服,卻又無可奈何,現在他們走的走,躲的躲,正是他依仗日本勢力,獨霸上海的好機會,豈容錯過。只是,他一方面要扯塊遮羞布遮一遮,以免讓兩位老朋友恥笑,另一方面,當然要自抬身價。反正他信奉「有奶便是娘」這一信條,回上海後再作計議不遲。

張嘯林對蔣介石也是一肚皮怨氣,除了蔣對黃、杜更為器重之外,有一兩件小事也使他耿耿於懷,甚至懷恨在心。

1936年,蔣介石之兄蔣介卿病逝,蔣回奉化溪口奔喪,一時山陰道上,弔客如鯽,其中就有專程從上海趕去的張嘯林。那幾天,蔣介石忙得不可開交,又犯了牙痛病,終日用手托腮。他的習慣是握手表示禮遇,頷首微笑表示歡迎,張嘯林自然知道,卻不曉得蔣介石牙痛,那天蔣介石接見他們數人時,只對前頭一二人握一握手,對張嘯林竟連笑口也不開一下,更不用說握手或說話了,氣得張嘯林一天吃不下飯,大罵蔣介石忘恩負義,從此以後不再去見蔣。

此前張嘯林為了讓留法歸來的長子法堯,在上海灘謀個一官半職,曾厚著臉皮叫顧維鈞疏通,陪兒子去南京見蔣介石,結果談得不甚投機,兒子的事終未著落。

這本都是區區小事,可張嘯林因氣量狹小,時時想著要出一口惡氣,竟至於到了不惜當漢奸的地步,實在令人可嘆可恨。

張嘯林回到上海後,日軍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即來拜訪,並介紹日本著名實力派軍人永野修省與他認識。自此以後,三人經常在華格臬路張的住宅里密談。張表示,願意為日本侵略者統治上海效勞。就這樣,他一步一步投入日軍的懷抱,愈陷愈深,終不能自拔。黃、杜的一些門徒,見張有「苗頭」,也紛紛改換門庭,投奔過來,一時張宅門前車水馬龍,終日熱鬧非凡。

不久,張嘯林接受日軍的命令,組織起一個所謂「新亞和平促進會」,到各地為日軍收購和運銷日軍急需的大米、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資。因為在廣大的農村和山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開展了敵後游擊戰爭,牽制了敵人的有生力量,並不斷截擊敵偽物資,破壞交通補給線,使上海的日本侵略軍的物資供應發生了極大困難。

一時做不成「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張嘯林,自然對這種“獨門”生意大感興趣,乘機著著實實發了一大筆漢奸財。後來他在日本侵略軍的撐腰下,生意越做越大,不僅從外地搜刮物資來滬,而且從越南購煤運到上海,再轉銷華中一帶。

據說,曾在上海街頭風靡一時的三輪車,就是這時候由張嘯林從越南河內「引進」的。

張嘯林又與東北日軍漢奸勾結,成立「霖記木行」,自任董事長,專在遼瀋一帶倒賣木材。他的老兄弟俞葉封,受他的指派,專門去外地採購棉花,供上海的日軍作軍需之用。另外,他又叫鄭子褒負責拉攏上海文藝界、新聞界,為日本侵略軍統治上海叫好。

遠在香港的杜月笙聽說張嘯林落水,不免又氣又急,輾轉託人捎話給他,要他懸崖勒馬,洗手不幹為妙。可是張嘯林哪裏聽得進去,反而破口大罵:「媽的個×!」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

杜月笙離滬前,就生怕張嘯林會跟日本人合作,因此勸他同去香港,自然這也是蔣介石的旨意。可是,張嘯林卻彷彿打定主意一般,硬是不肯去香港,反而冷冷地對杜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我們不妨來個‘青菜蘿蔔,各人所愛’,你杜月笙愛開銀行、辦工廠,當拿摩溫、首席紳士,當議長、會長、十七八個董事長,那你儘管去當。我呢,我愛洋鈿,我要發財,我還是做我的‘土’,做我的‘賭’。」

杜月笙知道再說也是白搭,只得黯然離去。

現在,張嘯林真的落水做漢奸,使杜月笙心裏很不好受,畢竟大家一同幹了這麼多年,兄弟一場,為什麼偏要走這麼條路呢?

這時,軍統已在上海開展鐵血鋤奸活動,暗殺了一些大小漢奸,如偽上海市民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顧馨一、「黃道會」會長周樹人等,其他如偽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周文瑞、偽和平運動促進委員會委員長李金標都差點送了性命。張嘯林也已列入軍統暗殺之列。杜月笙的門徒,時任軍統上海行動組組長的陳默,具體負責執行對張的“制裁”。

杜月笙一方面不想看到張嘯林走上漢奸之路,另一方面也不願背上一個「六親不認」的招牌,壞了自己的名聲。

1939年秋,酷暑剛剛有些消退,張嘯林從莫干山別墅返滬,便得到一個「好消息」。日本侵略軍為酬謝張嘯林的賣命,準備建立浙江省偽政府,由張充當偽省長,讓他過過官癮。張嘯林得知後,興高采烈,手舞足蹈,更加起勁地為日本人效勞。殊不知,他的性命已危在旦夕矣。

次年1月,張嘯林的親信俞葉封,為捧名伶新艷秋的場,天天去更新舞台聽她的戲。這天晚上,俞又特地約張嘯林同去看新艷秋的《玉堂春》,並預訂好了包廂,張一口答應了。可是到了晚上,張恰巧有事走不脫,就沒有去更新舞台,只有俞葉封等人在包廂里。正當戲唱到高潮時,俞開心地拍掌喝彩,突然有人沖入包廂,拔出手槍對準中間的看客一陣亂射,頓時戲院大亂觀眾亂竄,待到巡捕趕來察看究竟時,已發覺俞葉封倒在血泊里,一命嗚呼了。

張嘯林知道暗殺是衝著他來的,只是他命大而已,逃過了一次劫難。他一面慶幸吉星高照,一面也不免膽戰心驚,好長一段時間未敢輕舉妄動,整日在公館裏遙控指揮手下嘍啰的活動。

但是,張嘯林實在耐不住這份寂寞。他又開始到大新公司五樓的俱樂部里去賭錢,出門回家,約有十多名保鏢分坐三輛汽車為他保駕。有一天晚上,當張嘯林的車隊開到善鍾路(今常熟路)、霞飛路(今淮海路)口時,恰巧遇上翻紅燈,張的汽車欲停未停之際,埋伏在街角的軍統除奸隊員中,有一名不太老練,一躍而起開槍便射。張的司機阿四是見過幾分世面的,見勢不好猛踩油門,一溜煙闖過紅燈跑了,嚇破了膽的張嘯林再次死裏逃生。

戴笠接報,對軍統上海站刺張接二連三的失敗,大為惱怒,下令不惜代價完成任務。對那個早了一二秒鐘開槍的特工,竟下令槍斃,這使負責刺殺的陳默,不得不考慮改變策略。他知道,張嘯林遭受幾次狙擊,肯定會更加防範森嚴,甚至閉門不出,再採取設伏狙擊的辦法,恐怕難以奏效,唯有用重金收買張的內部人員。

不久,張的一個貼身保鏢林懷部就被軍統收買,答應見機除掉張嘯林。

林懷部原是法租界捕房巡捕,系山東人,綽號「五和尚」,其父曾在北洋軍閥時期做過旅長。他拜張的司機阿四為“過房爺”,並由阿四引薦進入張家做保鏢,因他槍法不凡,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撲克牌的愛司的紅心,故甚得張嘯林的青睞。

這時的張嘯林仍舊執迷不悟,不到黃河心不死。他一面繼續為日本人效勞,準備做他的偽「省長」大官,一面加強戒備,以實力對抗軍統的刺殺活動。他僱用的保鏢,個個身強力壯,槍法不俗,並且增至二十多名,每次出門都乘坐防彈汽車,由保鏢們簇擁著他,似乎向軍統特務表示,誰能奈我其何!華格臬路張公館更是戒備森嚴,前後門都有日本憲兵持槍守衛,日夜巡邏,圍得鐵桶一般。

但張嘯林哪裏想到,他的致命危險來自內部。

1940年8月14日,張宅大院裏保鏢們正在閑聊,樓上張嘯林與一位來客(偽杭州錫箔局局長)密商著漢奸勾當。林懷部這時走到司機阿四面前,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兩人就大吵起來,而且愈吵愈厲害,旁邊眾人勸都勸不開。

張嘯林一向脾氣火暴,見樓下吵個不休,便探身從窗口伸出頭來,大罵道:「媽的個×!一天到晚吃飽了沒事幹,還要在我這裏吵吵鬧鬧,簡直是毫無體統!老子多叫點東洋憲兵好了,用不著你們哉!統統給我滾蛋!」

要在平時,張嘯林一發火罵人,挨罵的都乖乖的溜走了,可是今天卻不一樣。林懷部竟拔出手槍,回罵道:「他媽媽的,不幹就不幹!張嘯林,你要當漢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罵聲未歇,槍聲已響,林懷部的槍法果然了得,一槍射中張嘯林的面門,只聽得一聲慘叫,這個從地痞流氓起家的上海灘大亨,置民族大義於不顧的漢奸敗類,就此一命嗚呼,終年64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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