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選落幕，反對派大勝。有人認為特區政府要尊重民意，也有人認為要重提大和解。在討論大和解之前，首先要重新認識國際時局。
第一、中美爆發新冷戰。我們要注意國際大局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所謂範式轉移是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於1962年在他的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內提出，用以描述在科學範疇裡，一種在基本理論上根本假設的改變。這個概念後來廣泛應用以描述不同領域的根本性劇變。
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於1962年在他的代表作《科革命的結構》
在外交領域方面，自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017年上台之後，他把美國的主要敵人，由俄羅斯和恐怖主義國家暗中轉移成中國，他首先在貿易上與中國展開大戰，但這場戰爭不止於貿易，亦延伸到各個領域。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國政壇對中國的態度比較中性，但在特朗普撩撥之下，無論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皆激烈反華，反華成為美國朝野的主要共識。因此，不要受中美貿易談判的樂觀消息所迷惑，即使中美能夠達成首階段的貿易協議，也不等於中美關係全面好轉。中美新冷戰的格局，已經形成，中美已成敵人，這是外交關係的重大範式轉移。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走一條與美國友好的經濟發展策略，協助美國對抗蘇聯。如今中國已經成長到足以挑戰美國全球一哥的地位，美國轉而反華，這是一個大趨勢，特朗普只是以最激烈的形式把這個趨勢全面表現出來。在中美友好的時候，香港能夠遊走的空間很大，通俗一點說是「兩邊都friend」。但中美進入新冷戰格局後，香港人只能二選其一，要麼站在中國這一邊，要麼站在美國那一邊。
香港的獨派政客全面投美，發動美國制訂《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讓美國借香港狙擊中國。而傳統泛民好像湊高興般加入這個行動，還支持香港獨派政客發動美國之餘，也發動意大利和澳洲加入制裁香港的行列。在範式轉移之後，這種親美反中的行為，已經變成資敵的背叛國家行為。
第二、大和解要有尺度。在區選之後，有人說反對派大勝，政府應該和他們合作，或者重啟公開對話，藉此緩和氣氛。我一直在觀察網上的輿情，以特首林鄭月娥的臉書為例，無論她發布任何帖子，都會有人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來回應。政府如果無法滿足「五大訴求」，等於袋中無銀，沒法給出甜頭，對話只是一個讓人凌辱的場合。
至於大和解，有人重提政改，甚至說可以在放棄「人大831」決定的前提下，研究香港如何實行普選。「人大831」決定重申了《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選舉，必需經過提名委員會提名，才可以進行普選。放棄「人大831」決定這個前提，等如行政長官普選可以不經提名委員會提名。這些天馬行空的想法，過去已很難成功，在現時中美新冷戰的局面下，更是零機會。
如果發展政制是和解的其中一個關鍵，我覺得要先講講意識形態，在香港的三大意識形態，即港獨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當中，如果不能夠完全排除港獨主義，政改絕對不會成功，既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二的同意，也不會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香港搞民主的合理道路是「民族民主主義」，揉合了民族主義的前提，發展民主，才有廣闊的空間。而當中有三個前提，第一是反獨立；第二是反對顛覆中央政府；第三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若如現在暗獨派那樣，投向美國，想奪香港之權，甚至借此顛覆中央政權的話，結果只會是與中央激烈對抗，變成自我毀滅。
能夠接受上述的三個前提，堅守民族民主主義，香港的確會有和解的空間。有人說香港選民在這次的區選當中，已經作出抉擇，我卻認為選民受眾多因素影響，歷史告訴我們，選舉的結果會像鐘擺一樣，來回激蕩，是一個試錯的過程而矣。
政治精英應該明白，他們有責任帶領群眾步向光明的前途，而不是走向自毀的結局。但令人擔心的是，很多香港精英，都只求自己威水上位，不會考慮大眾死活，他們又如何能夠帶香港走出紅海呢？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