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閻長貴（江青機要秘書）、王宇清（毛澤東警衛員）、許春華（江青護士）、張素蘭（江青服務員）、王保春（陳伯達秘書）、吳旭君（毛澤東護士長）、葉群、江青、林彪、李志綏（毛澤東保健醫生）、徐業夫（毛澤東機要秘書）、孫占龍（江青警衛員）。
本文節選自《老照片》第67輯文章《江青秘書談江青》，轉載請註明來源
閻長貴, 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2月，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配到《紅旗》雜誌（今《求是》雜誌）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江青投入秦城監獄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1998年退休後，主要從事「文革」回憶和研究。2008年11月，閻長貴重回湖南西洞庭農場看望老友，之後轉道長沙訪友。其時，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先生採訪了他。此文經閻長貴先生審閱。——編 者
進入《紅旗》，師從關鋒
向繼東（以下簡稱向）：閻老您好！先談談你是怎樣去《紅旗》的吧。
閻長貴（以下簡稱閻）：我是1961年夏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去的。至於怎麼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時我們的心態是「黨和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一切聽從黨安排。
向：完全是組織的安排？
閻：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後，我問當時負責我們畢業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驚。
向：為什麼？
閻：1983年春，我和大學同班同學、班黨支部書記李冠英一起到讀書時的系副主任、黨總支書記齊一老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家去看望他。一進門，齊一就說：「我把你們兩個都送到火坑裏去了！」齊一說的“你們兩個”，並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畢業，分配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後調任林彪的學習秘書。林彪事件後，他受到好幾年審查。齊一看到我吃驚，就向我解釋說，你們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著問我：“你知道你是怎樣分到《紅旗》去的嗎？”我說不知道，也確實不知道。
向：齊一是怎麼說的？
閻：他說，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辦公室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打來電話，要我們從哲學系中給《紅旗》雜誌挑一個人，條件是：不要「又紅又專」的，要走“白專道路”的。齊一說，作為總支書記，他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怎麼應對。他想：我們不是天天宣傳走“紅專道路”，教育學生「又紅又專」，怎麼要走“白專道路”的呢？齊一和總支副書記馬奇等人商量說：“康辦可以這樣說，但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出了問題，我們負不起責任啊！”齊一對我說：“那時論學習，在你們年級幾個班裏，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們同學中已經有人在報刊上發表論文了。我們商量，要挑一個不論在‘紅’的方面，還是‘專’的方面都過得去的人。這樣，我們就選定了你，向《紅旗》推薦，接著《紅旗》來人看了你的檔案……”
向：在學校，齊一那時認識你嗎？
閻：認識。我不能不相信齊一的話，但我心裏總有狐疑：康辦怎麼能這樣說、這樣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問了我到《紅旗》雜誌時的頂頭上司關鋒，他也把類似的情況說了一遍。
向：當時大力宣傳要「又紅又專」，而又選用要走“白專道路”的人，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閻：我想也是的。關鋒告訴我，1961年夏，《紅旗》雜誌領導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兼秘書長鄧力群來到他房間說：「老關，給你成立一個中國哲學史研究組，你帶幾個人，一方面幫你做點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們培養培養。」關鋒說，他很贊成鄧力群這個建議，於是鄧力群說：“那好，咱們去找康老！”關鋒和鄧力群一起到康生那裏把此事一說，康生也很贊成，他並且強調了調人的條件：要走“白專道路”的，不要「又紅又專」的。關鋒說，他聽到康生這樣說，很不以為然，但在康生面前又不好說什麼。後來，大概康生要他的秘書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打了電話。
向：你到《紅旗》後是怎麼分工的？
閻：就分在關鋒的「中國哲學史組」。當時，關鋒在中國哲學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我當然高興。關鋒原名周玉峰。山東慶雲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東慶雲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加入中共，在部隊任過連指導員，在地方任過縣委書記、地委宣傳部長等職，建國後任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等職。1956年從山東調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學組組長。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任《紅旗》雜誌編委兼中國哲學史組組長。1966年4月被任命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向：「文革」初期，關鋒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來還兼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並主持《紅旗》雜誌的常務工作。
攝於1967年五一節。前排左起：謝富治、戚本禹、關鋒、楊成武、葉群；二排右二為聶元梓。
閻：關鋒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觀點甚得毛澤東賞識。毛澤東不止一次批示、稱讚他的文章，召見他談話，佈置這樣或那樣的任務。關鋒在「文革」中是衝鋒陷陣的。從「文革」開始（按照毛的說法，「文革」是從發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到1967年8月，關鋒不僅撰寫署名的大批判文章，還積極組織和推動工農兵群眾走上大批判舞台。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寫的。可以說，關鋒是製造和鼓吹「文革」輿論的總管和先鋒之一，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向：但後來怎麼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閻：我想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吧，如安撫和穩定軍隊等——因為當時「文革」觸動軍隊了，在全國到處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聲浪。1967年8月30日，關鋒被拋出來。對他先是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關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釋放出獄，處分是：開除黨籍，免予刑事起訴。
向：出獄後給他安排了嗎？
閻：沒有安排，就發生活費，開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後來加到五百元。當時要他離開北京，在山東德州市給他蓋了一棟二層小樓，他因身體不好沒去。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紀委同意，不讓他去山東了，讓他留在北京，與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經濟收入、醫療等）責成《求是》雜誌社按局級待遇負責管理。關鋒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資」？）可能是三四千元。關鋒剛出獄時，神情比較獃滯。經過一兩年的恢復，就 “重操舊業”，開始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做“蛀書蟲”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向：他算《求是》的離休人員嗎？
閻：不算，他不享受離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院。1982至1988年，組織上告訴我不要與他聯繫；我執行了組織的決定。從1989年起，我和關鋒開始聯繫，經常去看他，和他聊天與討論問題。我感謝他把我帶入理論研究之門，因此對他終身執弟子禮。我們在一起能夠敞開思想，無所不談，談哲學，談過去的人和事。談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說是自己與陳伯達有的觀點不一致，可能是陳要整他。他從來沒說過，也不認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
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兩次來京。我們見面時，戚談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來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傳達毛澤東的決定，宣佈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宣佈審查後，是戚本禹把他們兩個送到釣魚台二號樓隔離的。戚本禹對二號樓的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戚回到十六號樓會議室後，大家都沒說什麼；一會兒，周恩來離開會場，江青哭了。「文革」後，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訴關鋒，關鋒認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對江青始終懷有好感。
向：關鋒晚年是不是有所覺悟？
閻：怎麼說呢？他對毛一直懷有知遇之恩。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是他和艾思奇記錄的。田家英把毛澤東所談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從記錄中刪去了，關鋒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裏，認為不應該刪去。
向：關鋒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閻：他是2005年去世的，終年八十六歲。
向：1982年出獄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學術研究，有什麼著作問世？
閻：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老子通》（此書台灣還出了繁體字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學發生學》，還有和別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詞典》等等。他說自己「文革」後的研究成果遠遠超過「文革」前。
向：關鋒還做過法學研究？
閻：是的。他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為這樣，他寫了一部《法學發生學》。
向：你和康生接觸過嗎？
閻：「文革」前，康生我不認識，沒有近距離和他見過面，但我在無形中被他 “關照”過。因為他要挑選走“白專道路”的人，我“幸運”地被選上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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