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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長貴:關鋒對江青始終懷有好感


左起:閻長貴(江青機要秘書)、王宇清(毛澤東警衛員)、許春華(江青護士)、張素蘭(江青服務員)、王保春(陳伯達秘書)、吳旭君(毛澤東護士長)、葉群、江青、林彪、李志綏(毛澤東保健醫生)、徐業夫(毛澤東機要秘書)、孫占龍(江青警衛員)。

本文節選自《老照片》第67輯文章《江青秘書談江青》,轉載請註明來源

閻長貴, 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2月,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配到《紅旗》雜誌(今《求是》雜誌)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江青投入秦城監獄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1998年退休後,主要從事「文革」回憶和研究。2008年11月,閻長貴重回湖南西洞庭農場看望老友,之後轉道長沙訪友。其時,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先生採訪了他。此文經閻長貴先生審閱。——編 者

  進入《紅旗》,師從關鋒

向繼東(以下簡稱向):閻老您好!先談談你是怎樣去《紅旗》的吧。

閻長貴(以下簡稱閻):我是1961年夏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去的。至於怎麼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時我們的心態是「黨和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一切聽從黨安排。

向:完全是組織的安排?

閻: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後,我問當時負責我們畢業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驚。

向:為什麼?

閻:1983年春,我和大學同班同學、班黨支部書記李冠英一起到讀書時的系副主任、黨總支書記齊一老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家去看望他。一進門,齊一就說:「我把你們兩個都送到火坑裏去了!」齊一說的“你們兩個”,並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畢業,分配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後調任林彪的學習秘書。林彪事件後,他受到好幾年審查。齊一看到我吃驚,就向我解釋說,你們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著問我:“你知道你是怎樣分到《紅旗》去的嗎?”我說不知道,也確實不知道。

向:齊一是怎麼說的?

閻:他說,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辦公室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打來電話,要我們從哲學系中給《紅旗》雜誌挑一個人,條件是:不要「又紅又專」的,要走“白專道路”的。齊一說,作為總支書記,他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怎麼應對。他想:我們不是天天宣傳走“紅專道路”,教育學生「又紅又專」,怎麼要走“白專道路”的呢?齊一和總支副書記馬奇等人商量說:“康辦可以這樣說,但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出了問題,我們負不起責任啊!”齊一對我說:“那時論學習,在你們年級幾個班裏,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們同學中已經有人在報刊上發表論文了。我們商量,要挑一個不論在‘紅’的方面,還是‘專’的方面都過得去的人。這樣,我們就選定了你,向《紅旗》推薦,接著《紅旗》來人看了你的檔案……”

向:在學校,齊一那時認識你嗎?

閻:認識。我不能不相信齊一的話,但我心裏總有狐疑:康辦怎麼能這樣說、這樣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問了我到《紅旗》雜誌時的頂頭上司關鋒,他也把類似的情況說了一遍。

向:當時大力宣傳要「又紅又專」,而又選用要走“白專道路”的人,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閻:我想也是的。關鋒告訴我,1961年夏,《紅旗》雜誌領導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兼秘書長鄧力群來到他房間說:「老關,給你成立一個中國哲學史研究組,你帶幾個人,一方面幫你做點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們培養培養。」關鋒說,他很贊成鄧力群這個建議,於是鄧力群說:“那好,咱們去找康老!”關鋒和鄧力群一起到康生那裏把此事一說,康生也很贊成,他並且強調了調人的條件:要走“白專道路”的,不要「又紅又專」的。關鋒說,他聽到康生這樣說,很不以為然,但在康生面前又不好說什麼。後來,大概康生要他的秘書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打了電話。

向:你到《紅旗》後是怎麼分工的?

閻:就分在關鋒的「中國哲學史組」。當時,關鋒在中國哲學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我當然高興。關鋒原名周玉峰。山東慶雲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東慶雲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加入中共,在部隊任過連指導員,在地方任過縣委書記、地委宣傳部長等職,建國後任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等職。1956年從山東調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學組組長。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任《紅旗》雜誌編委兼中國哲學史組組長。1966年4月被任命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向:「文革」初期,關鋒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來還兼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並主持《紅旗》雜誌的常務工作。


攝於1967年五一節。前排左起:謝富治、戚本禹、關鋒、楊成武、葉群;二排右二為聶元梓。

閻:關鋒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觀點甚得毛澤東賞識。毛澤東不止一次批示、稱讚他的文章,召見他談話,佈置這樣或那樣的任務。關鋒在「文革」中是衝鋒陷陣的。從「文革」開始(按照毛的說法,「文革」是從發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到1967年8月,關鋒不僅撰寫署名的大批判文章,還積極組織和推動工農兵群眾走上大批判舞台。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寫的。可以說,關鋒是製造和鼓吹「文革」輿論的總管和先鋒之一,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向:但後來怎麼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閻:我想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吧,如安撫和穩定軍隊等——因為當時「文革」觸動軍隊了,在全國到處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聲浪。1967年8月30日,關鋒被拋出來。對他先是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關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釋放出獄,處分是:開除黨籍,免予刑事起訴。

向:出獄後給他安排了嗎?

閻:沒有安排,就發生活費,開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後來加到五百元。當時要他離開北京,在山東德州市給他蓋了一棟二層小樓,他因身體不好沒去。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紀委同意,不讓他去山東了,讓他留在北京,與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經濟收入、醫療等)責成《求是》雜誌社按局級待遇負責管理。關鋒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資」?)可能是三四千元。關鋒剛出獄時,神情比較獃滯。經過一兩年的恢復,就 “重操舊業”,開始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做“蛀書蟲”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向:他算《求是》的離休人員嗎?

閻:不算,他不享受離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院。1982至1988年,組織上告訴我不要與他聯繫;我執行了組織的決定。從1989年起,我和關鋒開始聯繫,經常去看他,和他聊天與討論問題。我感謝他把我帶入理論研究之門,因此對他終身執弟子禮。我們在一起能夠敞開思想,無所不談,談哲學,談過去的人和事。談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說是自己與陳伯達有的觀點不一致,可能是陳要整他。他從來沒說過,也不認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

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兩次來京。我們見面時,戚談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來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傳達毛澤東的決定,宣佈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宣佈審查後,是戚本禹把他們兩個送到釣魚台二號樓隔離的。戚本禹對二號樓的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戚回到十六號樓會議室後,大家都沒說什麼;一會兒,周恩來離開會場,江青哭了。「文革」後,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訴關鋒,關鋒認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對江青始終懷有好感。

向:關鋒晚年是不是有所覺悟?

閻:怎麼說呢?他對毛一直懷有知遇之恩。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是他和艾思奇記錄的。田家英把毛澤東所談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從記錄中刪去了,關鋒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裏,認為不應該刪去。

向:關鋒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閻:他是2005年去世的,終年八十六歲。

向:1982年出獄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學術研究,有什麼著作問世?

閻: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老子通》(此書台灣還出了繁體字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學發生學》,還有和別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詞典》等等。他說自己「文革」後的研究成果遠遠超過「文革」前。

向:關鋒還做過法學研究?

閻:是的。他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為這樣,他寫了一部《法學發生學》。

向:你和康生接觸過嗎?

閻:「文革」前,康生我不認識,沒有近距離和他見過面,但我在無形中被他 “關照”過。因為他要挑選走“白專道路”的人,我“幸運”地被選上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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