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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林彪叛逃後飛機不是我下令擊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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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林彪叛逃後飛機不是我下令擊墜的

2019年12月13日 17:46 最後更新:11:30

資料圖:毛澤東、周恩來與林彪

當周恩來談到林彪所乘飛機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滅亡」時,有的同志寫條子詢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座機打下來?總理看完條子後,非常嚴肅認真地說:

「我在此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敢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的座機打下來嗎?他是九大黨章上寫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嘛!」

周恩來說得很激動,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鴉雀無聲,繼而是經久不息的掌聲。大家表示信服。

稍微停了一會兒,周恩來又繼續說:「當然,林彪的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請示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是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攔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了錯誤,還可以給他當一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都很寬宏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

林彪所乘的飛機從起飛時算起,飛了40多分鐘,才飛出國境。當時如果派戰鬥機攔截,完全是有時間的。把這架飛機放過去,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決定。

1971年9月12日午夜林彪乘車逃離北戴河,接著于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並向北逃跑一事,可謂中國現代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事件之一。這一事件不僅決定了林彪夫妻葬身異國荒野的可悲命運,也從此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歷史進程。「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事實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產,國內有識者對“左”的錯誤開始有了深入的反思。儘管當年在處理林彪集團的做法上有過“左”的思想影響,眾多基本事實還是清楚的。

林彪叛逃一事,在當年已經是歷史鐵案。然而近些年來,有些人卻編造了一些不實的情節和傳說,歪曲北戴河那個槍響車沖之夜的情景,以達到個人的目的。然而,已經被證實的歷史,是不容篡改的……

在「九一三」事件發生的那個夜晚,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以“到大連”之名,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收拾東西,隨後又倉皇出逃,離開北戴河的96號樓,出現了槍響中汽車猛衝的一幕情節。

對於「林辦」的幾十名工作人員,包括林立果選的“妃子”張寧,當時和事後若干天內都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因為林彪等人的政治圖謀不可能告訴這些人。

9月13日以後的北戴河海濱,「林辦」的人處於一片茫然之中。8341部隊將他們看管起來,由於這時情況不明,加上中央領導人正忙於別的要務,還來不及處理這些人。

對林彪辦公室的人員採取了全部拘留審查的措施,是倉促中做的決定,也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氛下的產物。據當時在「林辦」工作的宋德金所寫的《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記述說:

從山海關機場乘車回到北戴河住地後,我們的境遇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工作人員變成被軟禁的囚徒;警衛人員成了看守。所有人員分男女集中在兩個大房間中。在最初一段時間內,我們對警衛部隊充滿牢騷,認為我們早已將情況報告中央和警衛部隊,部隊辦事不力,他們跑了,反而把我們看管起來。後來我也想通了,這麼重大的事情,沒有上級的正式命令,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的。

大約過了10來天,全體工作人員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灣,從此開始了4年軟禁審查、3年勞動改造的生活。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向我們宣讀了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由於我們親歷了那個驚心動魄的時刻,聽傳達文件時沒有像別人那樣震驚,但也是至此才獲得了確切的消息及中央對這一事件的定性。

11月,我們被移交給中央專案組,改由北京衛戍區看管,住地從毛家灣遷到西山青年學生療養院(簡稱「亞療」)。在亞療初期,要敞著門睡覺,定時放風,不許與外邊通信。後來稍有鬆動,可以給家屬寫信,但不能封口,經看守檢查後由他們發出。

在亞療期間的任務是揭發批判林彪罪行,交代自己的問題,接受中央專案組審查,以及接待外調來訪等。我所知道的情況一兩天即可寫完,有的內勤戰士只來兩三個月,不過是照顧林、葉生活或裱糊書畫、圖表等,就更沒什麼可寫的了。經過一段揭發交代,大家無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們向專案組反映,希望能有書讀,這個要求總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團中央幹部、專案組成員很理解我們,有時從市內給我們背去一些書。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愛讀書,人也隨和,願同我們聊天,鼓勵大家不要灰心,說將來出去以後,黨還會信任你們的,是有前途的。雖然我們不相信他的話,但還是很感激他的。後來,大約因為他「界限不清」而被調離專案組了。

如果客觀公正地看,這些「林辦」的幹部戰士是組織上派去工作的,而且基本上都不知道林彪有什麼政治陰謀活動,將這些人長年拘押審查,放出去後又背上政治包袱長期不受信任,顯然是錯誤作法。但當時仍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如此做法不足為怪。

9月13日凌晨林彪的飛機升空後,牽動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心懷的,是那架編號256的飛機要往哪裏飛。

話,說飛機已經起飛。與此同時,林立衡也打電話來對汪東興說:「聽到飛機響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東興顯然帶著情緒對她說:「你報告得遲了一點。」

林立衡說:「剛聽到飛機聲。」

汪東興對她說:「我現在沒有時間接你的電話。」接著就把電話掛斷。

隨後,汪東興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此事,並說:「毛主席還不知道這件事。您從人民大會堂到毛主席那裏,我也從中南海南樓到主席那裏,我們在主席那裏碰頭。」接著,周恩來、張耀祠和汪東興幾乎是同時到了毛澤東那裏。

幾個人正在向毛澤東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汪東興,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殲擊機攔截,汪東興馬上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當時,毛澤東的房間裏沒有電話,電話在辦公室里,離談話的房間還有幾十米遠。汪東興馬上跑步回去,報告毛澤東和周恩來。

從林彪飛行的方向看,好像是指向外蒙古和蘇聯,這是要出逃的跡象。毛澤東聽了報告以後說:

「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由他去吧。」

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當時林彪還是國家第二號人物,起飛後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裏去,做什麼事。如果攔截專機,或把他打下來,事後怎麼向全國人民解釋交代呢?

汪東興得到吩咐,馬上跑回值班室,只告訴了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他的話都沒有說。

當時周恩來還是盡了最後的努力試圖挽救林彪,曾通過機場指揮塔試圖與256號飛機對話,請他們立即飛回北京,他要去機場接他們。雖然機上對講機開著,卻沒有回話。當時有人說這是駕駛員潘景寅故意不理。不過事後看,這架飛機沒帶報務員、領航員、副駕駛、機械師等人,可能是無人收接。即便發現呼叫,在林立果的手槍威逼下,恐怕也回不來。事後周恩來曾嘆息說:「‘蕭何月夜追韓信’還追回來了,可惜啊,我周恩來沒能把林彪追回來……」

當時,林彪去意已決,只能「由他去吧」。

「九一三」事件後不久,周恩來曾在部隊領導機關作報告,談了關於林彪叛逃的一些情況,並允許與會者有什麼不清楚的問題可以遞條子。

當周恩來談到林彪所乘飛機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滅亡」時,有的同志寫條子詢問是否總理命令部隊用導彈把座機打下來?總理看完條子後,非常嚴肅認真地說:

「我在此再說一遍,林彪的座機不是我命令打下來的,確實是迫降時自我爆炸,自取滅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我僅僅是個常委。在軍隊他是副統帥,而我在軍隊沒掛職,我敢命令部隊把黨中央副主席、軍隊副統帥的座機打下來嗎?他是九大黨章上寫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隊把他打下來,我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代嘛!」

周恩來說得很激動,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鴉雀無聲,繼而是經久不息的掌聲。大家表示信服。

稍微停了一會兒,周恩來又繼續說:「當然,林彪的座機外逃時,我是及時向主席請示報告了的,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組織紀律性嘛。但是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寬容林彪,我周恩來為什麼要阻攔他呢?主席南巡時也說過,林彪還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認了錯誤,還可以給他當一個政治局委員。主席對林彪都很寬宏大量,我為什麼要置林彪於死地呢?」

林彪所乘的飛機從起飛時算起,飛了40多分鐘,才飛出國境。當時如果派戰鬥機攔截,完全是有時間的。把這架飛機放過去,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決定。

由於空軍出了這樣大的事,當時情況又不明,周恩來馬上建議毛澤東下令全國禁飛,陸軍部隊還以防止蘇軍襲擊和空降為名,進駐各機場,設置障礙阻止所有飛機起飛(有中央專門命令的除外)。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還讓他移出中南海,暫住到人民大會堂。

疾風識勁草,在此關鍵時刻,是被「文化大革命」中視為“右”的周恩來全力保衛了毛澤東,而那些“最革命”的“左派”,卻是醜惡的原形畢露,這也不能不讓毛澤東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

林彪出逃,使全軍部隊進入了緊急戰備之中。蘇聯方面開始不明底細,發現邊境對面的中國軍隊突然緊急戰備,也命令駐中蘇、中蒙邊境的部隊進入戒備之中。過了差不多10天後,蘇聯方面綜合各方情報來源才大致搞清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林彪沒有能飛到蘇聯而中途摔死,毛澤東和中國人知道後鬆了一口氣,感到慶幸。有意思的是,蘇聯領導人知道此事後,也同樣感到慶幸。

當時任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的庫里克後來說:「我們感到最為慶幸的,是林彪沒有真的飛到蘇聯來。」

如果是真正了解中蘇關係史的人,仔細想一下此話,就會感到有其道理。當時蘇聯領導確實希望中國能有「親蘇」的“健康力量”推翻毛澤東,不過林彪並不是合適的人選,因為此人在“反修”、發動「文化大革命」和搞極“左”方面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被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深深厭惡並一度公開譴責過。若是林彪突然到了莫斯科,怎麼對待這個過去蘇聯十分討厭並大力譴責過的人,真會成了大難題。

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蘇聯從主要對美爭霸的全球戰略出發,雖不願解除對華軍事壓力,也不肯從邊境地區撤軍,總的意圖卻還是想緩和一下中蘇關係。自1969年9月柯西金主動要求訪華後,1970年中蘇兩國結束了自「文化大革命」後便撤回大使的局面,重新互派了大使,並恢復擴大了貿易,兩國關係已有了一點改善的勢頭。不言而喻,如果這個時候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蘇之間顯然會增添新的麻煩,收容叛逃的林彪顯然會激起中國人對“蘇修”新的仇恨,雙方相互對抗將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都難以預測。

當年中國有些幹部群眾曾帶有些後怕地認為,如果林彪真跑到蘇聯,會引來蘇軍大舉入侵以幫助他打回來當傀儡。其實,深知中國情況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絕不會愚蠢到這種程度。中國領導人心裏也不這樣看,事後認為大不了再給蘇聯增加一個王明。在歷史上,蘇聯確實曾對別國採取過顛覆和扶植傀儡的行動,對象卻都是沒有強固領導核心的小國,中國的情況和林彪此人的背景卻完全不同。人所周知,林彪能取得「副統帥」地位,主要是靠“高舉”、“緊跟”毛澤東,一旦背叛毛澤東並想分庭抗禮,不僅會使以前的威望即刻喪盡,還會引來極度的鄙視,根本不可能再號令天下求得響應。林彪如想引來外國軍隊扶自己上台,就更會變成國人心中的秦檜第二,也毫無得逞的希望。蘇聯也絕不可能為了幫助一個自己並不喜歡且沒有什麼希望的林彪上台,就同龐大的中國打一場根本沒有獲勝可能的大仗。

至於有人擔心林彪跑到蘇聯會泄露中國的絕密,其實在深知底細的領導人看來這也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1969年周恩來在會見柯西金時便說過,我們的核武器發展到什麼水平,你們最清楚。當時中國的實力和家底,蘇聯大致也清楚,並不會因為增加一個林彪而有太大的新收穫。

總之,一個背叛了中國想逃向蘇聯的領導人,摔死到途中,引來的卻是中蘇兩國的慶幸。這種背叛祖國的行徑,到頭來為各方所不齒,恐怕也是歷史所註定!

原載《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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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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