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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澤平:中美貿易協議中國二次入世 兩國博奕4種結局

中美達成首階段貿易協議,新格局對中國影響,有待探討。內地經濟學家、恆大經濟研究院院長任澤平的團隊,在微博發文,詳析協議的影響,形容協議將推動中國加大改革力度,可比二次入世。並分析中國崛起,中美仍然難改競爭格局,並有4種可能結果。原文頗長,節錄如下:

任澤平。

任澤平。


 
一、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降低了脫鈎風險,避免了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穩定了投資者預期,若落實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進展,堪比第二次入世。

2019年12月13日,中美雙方均宣稱已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後續需完成法律審核、翻譯校對以及正式簽署等步驟。協議內容涵蓋知識產權、技術轉讓、農業、金融服務、貨幣、擴大貿易和爭端解決七個方面。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佈協議部分內容:1)關稅方面,美國同意取消12月15日對剩餘1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同時對9月已加徵的商品(約1200億美元)關稅稅率從15%降至7.5%,但繼續保留對25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2)擴大貿易方面,中國承諾在未來兩年內增加自美國進口商品和服務總額不低於2000億美元(以2017年進口商品和服務總額為基準,2018年已增加約500億美元)。3)農業方面,中國增加購買美國食品、農業和海產品,解決非關稅壁壘問題,解除對美國禽肉輸華禁令。4)知識產權方面,中美在保護商業秘密、制藥相關知識產權、地理標識、商標以及打擊盜版和假冒商品的執法等領域達成共識。5)技術轉讓方面,中國承諾在透明、公平和正當程序下進行技術轉讓和許可。6)金融服務方面,中國擴大服務領域市場准入,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和信用評級等服務。7)貨幣和外匯方面,中美在匯率政策和透明度方面達成共識,包括避免競爭性貶值、制定匯率目標和提高透明度等。8)爭端解決機制,設立領導層級別和執行層面定期雙邊磋商機制,並建立解決爭端的有力程序,以確保各方以公平和快速的方式解決爭端。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文本的達成對中美雙方均有利,是當前形勢下中美的共同需要。表面看美方以較少妥協換取中方較多承諾,但從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自身需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和贏得更好外部發展環境方面看,該協議降低了中美全面脫鈎風險,避免了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和惡化。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化壓力為動力,大幅加快了久拖不決的改革開放進程,堅持了市場化方向,給保守派和意識形態左派以壓力,矯正了航線,為經濟社會轉型贏得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中國方面:1)短期贏得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出口環境將好轉,有利於穩定資本市場和出口企業預期,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當前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三駕馬車疲軟,總需求不足、PPI通縮、核心CPI下行,財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工業企業利潤增速負增長。1-11月,中國對外出口-0.3%,較去年全年下降10.2個百分點,但對美出口卻大幅下降23.8個百分點,累計增速-12.5%。2)大幅進口美國優質農產品等有利於平抑當前偏高的消費品價格,改善民生,滿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擴大中美貿易合作符合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擴大國內需要的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在滿足國內企業生產需要的同時,有利於中國企業在更高水平上進行更有效投資。3)改革開放舉措符合中國發展需要,釋放經濟增長潛力。一是注重知識產權保護。利於鼓勵創新,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二是改善技術轉讓。汽車和家電行業在加入WTO前後選擇不同的開放程度,結果是汽車競爭力低下、家電國際競爭力強大,中國汽車市場淪陷和汽車產業發展落後向我們證明瞭缺乏競爭機制的「市場換技術」是失敗的,也換不來先進技術,競爭和開放是提高競爭力真正的出路。應該加快開放部分壟斷行業的對內對外進程,由市場優勝劣汰激發創新活力。三是金融開放。當前中國正逐步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創新發展,金融開放符合中國自身發展需要。我們建議證券業開放優先銀行業開放,保險行業謹慎開放。四是提高貨幣和外匯的透明度。利於市場形成穩定預期,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對微觀企業的影響。五是建立爭端解決機制。借外力倒逼改革開放進展,給保守派和意識形態左派以適當壓力。

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近期有達成協議的訴求,大選爭取連任是其最大訴求,但面臨民主黨彈劾、經濟下行週期、黨內支持率高但全國民調支持率不敵民主黨候選人、與歐盟拉美貿易摩擦開戰等內憂外患。1)眾議院正式彈劾特朗普。當前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已通過總統特朗普的兩項彈劾條款,下一步眾議院審議和投票表決就彈劾條款進行。12月10日 RCP民調顯示,85.6%的民主黨人支持彈劾,87.0%的共和黨人反對彈劾,兩黨政治觀點走向兩極。2)鞏固搖擺州票倉的需要。2016年特朗普贏得搖擺州的選票進而贏得大選,但中美貿易摩擦導致農民等群體利益受損,目前支持率相較上任之初大幅下降,特朗普支持率在全國性民調中不敵民主黨拜登、沃倫、桑德斯、布蒂吉格和布隆伯格任意一人,其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亞利桑那、俄亥俄等搖擺州和倒向州的淨支持率均下降18個百分點以上,特朗普急需達成協議爭取中國對美農產品、能源等產品大幅採購。2015年至2017年,每年中國從美國平均進口242億美元農產品。受加徵關稅影響,2018年中國自美農產品進口減少到162.3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2.7%。2019年1-10月份,中國自美農產品進口達到104億美元,同比下降了30.8%。3)當前美國經濟雖仍有韌性,但已進入下行週期,緩解貿易摩擦有利於提振美國經濟,為總統大選季準備。美國庫存週期、產能週期向下,產能利用率連續三個季度下降,美出口負增長。

我們認為,中國應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和決心,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展現開放自信,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這不僅是中美貿易摩擦外部形勢倒逼所致,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自身的需要。同時,對內對外一視同仁開放,建立公平競爭透明的市場環境,對外資開放的同時對民企開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視,提振各類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


二、中美貿易摩擦暫緩未結束,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不可盲目樂觀

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再次階段性緩和,但並非結束,即使簽訂部分協議也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未來仍存變數。事實上,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的總體態勢是打打停停、形勢總體升級、領域逐步擴大。
我們切不可盲目樂觀,中美貿易摩擦已上升到金融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國際輿論戰、國際規則戰等全方位的博弈,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第一,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主要圍繞經貿領域展開,且關稅仍未全部取消;第二,當前只是就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後續還需雙方法律程序和簽字通過,仍存變數;第三,如果未來協議執行層面雙方出現重大分歧,不排除廢除協議,中美貿易摩擦反復;第四,地緣政治博弈等方面反而有惡化的趨勢,美國借中國香港和新疆問題牽制中國。

我們始終要清醒地認識到貿易協定並非美方的根本訴求,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並讓製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活力,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崛起、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美方的底牌。

具體來看,1)在經貿領域,美國仍將對約2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維持25%的關稅,對約12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維持7.5%的關稅。2)在金融領域,美國發起對中資銀行的調查,強行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近期又有阻止中資企業赴美上市、禁止美國養老基金投資中國市場、將人民幣匯率納入到談判協議的計劃。3)在科技領域,美國禁售、打壓華為、海康、大華等高科技企業,彰顯遏制中國高科技意圖。4)地緣政治領域,美國對中國開展了三個層面的打壓:插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事務挑戰主權及領土完整;制裁對華相對友好的國家,間接挑戰中國海外經濟和政治利益;削弱並污名化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繼美國將新疆公安機關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後,近期,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新疆人權法案」,試圖牽制中國。5)在國際組織與規則領域,美國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地位等,單方面施壓WTO修改國際規則,在其現實利益被觸犯時,甚至打破其自身建立的體系。6)在國際輿論領域,美國基本把控傳統媒體、新興社交媒體輿論,聯合盟友共同詆毀中國國際形象,抹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三、中美貿易摩擦本質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根本出路在於改革,未來四大結局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中美貿易摩擦從狹義到廣義有四個層次:縮減貿易逆差、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縮減貿易逆差可以通過雙邊努力階段性緩解,但如果美方單方面要求中國做出調整,而不徹底改變自身高消費低儲蓄模式、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美元囂張的超發特權等根本性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可能從根本上削減,無非是類似當年美日貿易戰之後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從日本轉移到中國,未來再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在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方面,中國可以做出積極改革,這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但是,這些都難以滿足美方戰略遏制中國高科技升級和大國崛起的意圖。

中美貿易摩擦無異於最好的清醒劑,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軍事實力等領域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減少投資限制、降低關稅、保護產權、國企改革等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關係從合作共贏走向競爭合作甚至戰略遏制;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保持戰略定力。

同時,我們也要清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優勢,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釋放巨大紅利,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近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巨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人,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啓新週期,釋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貿易摩擦初期,主流媒體和市場出現了嚴重誤判,「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不大」等觀點流行。但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鮮明提出了一些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後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的判斷:「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中美貿易摩擦,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

更深層次來看,中國需要制定新的立國戰略。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受益於兩大清晰的立國戰略:對內改革開放,對外韜光養晦。今天的中國正處於戰略轉型期和戰略迷茫期,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新的立國戰略問題,即面對未來政治經濟社會形勢演化趨勢以及世界領導權更迭,確定一種對我有利的長遠戰略定位,類似當年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中國當年的韜光養晦。中國對內的立國戰略十分清晰,即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對外方面,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是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係模式問題,即選擇韜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中國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但是今天的中美關係,跟過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蘇的關係不盡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蘇那種你死我活的全面競爭對抗關係,也不是英美那種同種同源的合作追隨、順位接班關係,更多的是競爭合作關係。因此,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的霸權思維大背景下,樹立並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願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歷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從歷史和國際經驗看,中美大博弈最終無非四大結局。1)中國被遏制,美國維持世界霸權,如美日貿易戰。2)中美脫鈎,形成兩大對立陣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蘇對峙。3)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為核心的G2集團,如德法推動歐洲一體化。4)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如歷史上大部分的霸權國家與新興崛起大國。只要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堅定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沒有什麼能阻擋中國的偉大復興。中國應盡量避免中美關係走向第一種和第二種結局,而盡量將中美關係向中美共治、中國崛起的第三、四種結局努力。美國絕不會拱手將世界霸權的主導權主動讓出與中國共治或接受中國崛起、美國衰落,因此中美大博弈仍將具有長期性和全面性。
我們十多年前從事「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相關研究。自美國大選開始,我們便系統研究並持續跟蹤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背景、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背後的經濟社會基礎、美國各界對華態度和戰略轉變、特朗普新政主張及進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經濟社會背景、中美關係演變歷程和趨勢,清醒認識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訴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戰略誤判,放棄幻想,著眼長遠,沈著應對。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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