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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被動地捲入「文化大革命」(圖)


(摘自《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出版,定價:38.00元)


講台上的江青激動萬分,講台下的周恩來一言不發,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周恩來的無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對這個《五·一六通知》的真正含義,對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寫的一段話,特別是對其中所說的“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的矛頭所指,周恩來當時也是不清楚的。

對《五·一六通知》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誰

1967年5月21日,周恩來在接見陸、海、空三軍文工團部分文藝工作者時,袒露過他的心態。他說:當時雖然有些猜測,卻未曾想到是指劉少奇。事實上,不僅周恩來沒有理解到,就連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也沒有想到是指自己。

5月18日,即在《五·一六通知》通過的第3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會見胡志明時,都認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這種情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央領導層的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說明葉群在同林彪結婚前是處女。在會場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著林彪手書的一張紙,大意是說他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編者注)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系造謠。聶榮臻看到後,拿著林彪的這個手書,氣憤地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隨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讓把林彪的這個手書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劉西堯聽周恩來說起過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給周恩來當聯絡員》的回憶文章中寫道:“‘九一三事件’後,我聽周總理說,在1966年通過《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會議上,針對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對葉群的指責,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過決議,說葉群在和林彪結婚前是處女,被政治局多數成員否決。林彪叛逃後,周總理提起此事講,一個共產黨員提出這樣的問題,簡直是荒唐。當時他感到很驚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綱領性文件。毛澤東主持全會,鄧小平宣佈全會議程,劉少奇做工作報告。報告後半部分著重講「文化大革命」 發動以來的工作,對派工作組問題作自我批評。毛澤東插話批評說:“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8月2日,周恩來在全會講話,對派工作組問題主動承擔責任。他說:

「從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決定撤銷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後親自決策的。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

「對工作組的問題,留在北京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要替北京市負起更多責任來。主席一號說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性的錯誤,而我們直到主席回來,彙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投身到戰鬥中免不了犯大錯誤,我就犯過大錯誤,現在過問這個事情一定也要犯錯誤。要做這個精神準備,犯錯誤就改。要能夠聽不同的意見,多方面的意見來比較,如果自己想得不對,請教於群眾,請教於主席,請教於中央。大家來想,總會做得好些。」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同志。他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他還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說:“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點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 劉少奇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接著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在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人民解放軍,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由此可見,會議氣氛緊張到了何等程度。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措辭嚴厲地指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這張不指名指責劉少奇等同志的大字報,第一次把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分歧公之於眾,並且上綱到驚人的高度。

在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周恩來一言未發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決定改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劉少奇由常委會第二名降為第七名。直到這時,周恩來才明白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寫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所指的是誰。在會議期間,他兩次對廖漢生說,“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後來,1984年2月18日,廖漢生回憶說:

「周總理說:毛主席下了決心,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晚上把我叫去,交給我,讓我向大會傳達,後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張大字報》交給我。現在毛主席已下了決心,要改組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陶鑄「很不理解」,始終沒有發言。據陶鑄的夫人曾志在《陶鑄與中央文革決裂的內幕》一文披露:

「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有發言。’」

「文化大革命這種前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興起,“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過一浪。周恩來講到他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時,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勢的發展” 。他說過:自己雖然幹了幾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這個新生事物來說,在許多地方還不如年輕人那樣思想解放,那樣敢說敢闖,沒有條條框框。1966年8月18日,周恩來會見越南總理范文同時,袒露過這種“跟不上,但要爭取跟進”的心態。他說:

「新的革命運動,我們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變成‘保守派’。我們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時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不高,錯誤是經常要犯的,當然不是站在對立的立場上。我們要保持晚節,就是緊跟毛主席不掉隊,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住考驗。」

周恩來的這番話並非客套,而是他當時的真實思想和態度。後來,在許多講話中還談到對「 文革」的認識問題。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說老實話,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大局面。”在談到「文革」運動的時間安排時,反映了他希望「文革」 早日結束。他提出:“可不可以設想一個時間表,大區、省、市、自治區一級能不能在春節以前使機關的運動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節以前告一段落。”這個時間表反映了周恩來當時對「文革」確實還「很不理解」。

後來,12月19日,周恩來在中央負責人集體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的大會上,還談到自己對「文革」沒有“精神準備”。他說:

「文化大革命這種前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不是我們原來所能料到的。我們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就是說,沒有能夠完全預料到。」

直到1968年9月14日,接見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談到對「文化大革命」 的認識時,周恩來還說過他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坦誠地說:“說老實話,我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沒有想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對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處境和心境,當時同周恩來接觸較多的谷牧深有體會。他在《回憶敬愛的周總理》的文章中寫道:

「對於‘文化大革命’,在運動初期,黨內絕大多數高級領導幹部都處於一種‘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的狀態,我們這些人都是如此。我體會,包括周總理和少奇同志幾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他們也是在一種很不自覺的情況下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中去的,他們也是在憑著自己的認識看問題,憑著自己的經驗幹事情,憑著自己的責任感做工作。他們的思想和肩上的擔子都是沉重的。周總理作為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作出的決定,是必須貫徹執行的。所以,無論是同我們這些人談話,或公開對群眾談話,他總是講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勢’。但是,‘文革’究竟要幹什麼?怎麼搞法?將來的發展是個什麼結局?他也搞不太清楚。」

對「文化大革命」,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勢”

周恩來沒有參與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醞釀準備工作,對許多事情並不知情,因而缺乏思想準備。但是,當時他沒有懷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現在看來,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對“修正主義” 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解是含混不清、不準確的;而且他們對當時中國國情的估計也是不切實際的。長期以來,周恩來對毛澤東是尊重和信賴的,認為毛澤東總是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即使在一些問題上出現不同意見,總是要求自己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去跟進。因此,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總體上表示擁護,并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勢”。

「文革」初期,周恩來根據當時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理解和認識,總體上是擁護和支持的,在國內外講話中多次表示過。1966年6月27日,他在阿爾巴尼亞地拉那群眾大會上說: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採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 “歸根到底,是一場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這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說,《五·一六通知》是從理論上全面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標誌,那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以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和他《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則是在實踐上全面發動「文革」的重要標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一發表,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立即掀起了「文革」狂飆。

隨後,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市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同首都百萬群眾共慶「文革」的開展,進一步震動了全國。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這次群眾大會,並在大會主席台上按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的結果排列順序,劉少奇降為常委中的第七位,公佈了中共中央高層的重大人事變動。

「八·一八」大會使廣大紅衛兵受到極大鼓舞,成為「文革」的急先鋒。「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大批以“紅五類”出身為主體的大中學生,衝出校園,走向社會,把「文革」狂飆進一步刮向全國各地。他們以破“四舊”為名,到處抄家,搗毀文物,更改街名,揪斗老師、領導幹部、愛國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肆無忌憚地進行侮辱、打罵,甚至任意誣衊一些領導幹部是“黑幫”,誣衊一些專家學者是“反動學術權威”,誣衊一些教師是“牛鬼蛇神 ”,誣衊一些群眾是“黑五類”,致使許多人或被打致傷、致死,或被“掃地出門”。

對於「紅衛兵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違反黨和國家政策、法律、制度的惡劣行為,及其造成的駭人聽聞的罪惡事件,周恩來憂心忡忡,困惑不解。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講話時,就表露過當時的這種心情。他不解地說:“八月八日的《決定》(指《十六條》。——引者注)現在公佈十四天了,你們正在學習。為什麼還有隔閡呢?就是因為有許多問題不清楚。有許多問題我們也不清楚。拿我來說,就很不清楚。”

主持制訂對「文革」的限制性政策

「文化大革命」狂飆興起時,雖然周恩來是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動捲入的,但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革命”,力求理解,爭取跟進,並對「文革」中出現的種種違法亂紀行為,制定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加以約束和限制。當時,極左思潮和極左行為泛濫,林彪、江青一夥為了亂中篡權,惟恐天下不亂。在這種極度動亂的局勢下,對 「文革」加以約束和限制往往阻力重重,但周恩來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以儘可能減少「文革」造成的破壞和損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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