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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韋諾:【香港的「沉默的大多數」去那兒了?】 青評會 成員

自 6 月 “修例風波” 爆發以來,香港局勢不斷惡化,由起初的遊行集會,上升到非法堵路、衝擊立法會、中聯辦及機場,甚至四處打砸搶燒,甚至襲擊無辜路人至危殆。香港的愛國陣營,以至內地官媒一直有一種假設:當動亂持續升級,不斷危害公眾安全及破壞社會秩序時,社會將會出現反制力量,“沉默的大多數” 將會站出來發聲支持政府鎮壓動亂,甚至親身組織行動對暴徒作出反擊。例如,7 月 21 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評 《香港 “沉默的大多數” 不會永遠沉默》,認為「維護法律的權威、反對暴力註定是香港主流民意中最大的錨」。

8 月 9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評 《止暴制亂,“沉默的大多數” 不能再沉默》,指出:「香港不能再亂下去了,“沉默的大多數” 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止暴制亂,形成合力才能事半功倍,驅除 “黑色恐怖”,大家都要動起來」。

11 月 18 日,新華社發表社評《打破沉默,讓香港市民的 “正義之聲” 更大更多更響亮》,呼籲「更多熱愛這片土地的人能夠敢於從沉默中走出,涓涓細流匯成滾滾洪流,浩浩湯湯,激濁揚清,讓正義之聲成為社會的最強音,徹底驅散籠罩在香港上空的烏雲」。

然而,由 6 月至今,我們完全看不到社會上出現一種具規模、強而有力的反制力量去對抗暴徒。即使不親身出來反抗,建制派本以為在 11 月區議會選舉之中,“沉默的大多數” 會透過選票,和平地表達對暴亂的不滿。筆者身邊很多建制派朋友亦表示,選前他們對選情仍然很樂觀,認為暴亂已經發生了很長時間,而且影響範圍愈來愈大,“沉默的大多數” 應該會起來投票支持他們,繼而獲勝。結果建制派大敗,失去了大多數議席。由此看來,經歷近 6 個月持續升級的動亂,在愛國陣營及內地官方媒體千呼萬之下,“沉默的大多數” 也沒有出來。到底這是怎樣回事?香港 “沉默的大多數” 到底去那兒了?

一。對民情的誤判:沉默的暴亂支持者

首先,筆者認為,“沉默的大多數” 這個概念本身就存在著缺憾,導致我們對局勢產生了誤判。雖然 “沉默的大多數” 是相對於 “有聲的少數” 而提出,但在香港,“沉默的大多數” 遠遠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得多。上文提及過,基於假設,“沉默的大多數” 基本上是反對暴亂的,只是由於容忍度高,才一直沒有起來發聲反對暴亂,導致 “有聲的少數” 吸引了社會目光,掌握了對形勢的主動權。然而,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即使因為一些原因或考慮而沒有親身參與暴亂的人,也很大機會是支持暴亂的(所謂的「和理非」)。因此,即使他們是 “沉默的” ,也不代表他們對暴亂反感。因此,“沉默的大多數” 本身就包含著兩種立場的人:沉默的支持者及沉默的反對者。假如我們認定所有 “沉默的大多數” 都是反對暴亂的,就會誤判了民情及形勢。因此,我們眼中 “沉默的大多數” 才沒有出來。

正如這次區議會選舉,即使社會已出現長期的動亂,甚至出現嚴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行 (例如平民被暴徒焚燒),即使投票率自回歸以來最高 (達近 70%),民意亦沒有逆轉,沒有與暴徒 “割蓆” 的泛民主派參選人仍然贏得超過 80% 議席。難怪美國的《大西洋》雜誌會藉此選舉結果來證明香港沒有親中國的 “沉默的大多數”。當然,《大西洋》雜誌的評論無疑是太誇張了,但這次選舉結果的而且確提醒著我們,當我們嘗試分析 “沉默的大多數” 之前,我們必須先懂得區別當中包含的兩種立場迴異的群體,而且要認清民意,分辨那一方屬於大多數,才能作出客觀的分析。片面地以為 “沉默的” 市民都是反對暴亂的,無疑是一場誤會。

二。沉默的暴亂反對者為何沒有出來?

雖然從現時的情況來看,沉默的暴亂支持者佔了多數,但社會上總有對暴亂持負面態度的市民。那麼,為何經過近半年的暴亂,這些沉默的暴亂反對者並沒有走出來發聲反對暴亂呢?

輿論陣地的缺失與寒蟬效應

筆者觀察到,反對暴亂的人,大多數都較為年長,而支持暴亂的人則較為年青。眾所周知,年青人運用社交媒體的能力及活躍度比年長人士較強,因此,社交媒體充斥著大量支持暴亂的資訊,反對暴亂的力量在網絡上變得勢孤力弱,完全被支持者的聲音所淹沒,這意味著社交平台這個重要輿論陣地已經被支持者所佔據。這樣一來,支持暴亂人士能夠利用社交媒體,不停宣傳能夠煽動群眾的資訊 (例如示威者被捕時被警方制伏導致頭破血流的照片),甚至製作假新聞,不斷激發市民對示威者的同情心及對警察的仇恨。這樣一來,即使暴亂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他們仍然同情示威者,因而容忍暴亂。

即使反對暴亂者在網絡上有渠道發聲,他們亦要面對一定的風險。假如你在臉書發表言論,亦有可能被其他人「起底」 (即人肉搜尋),個人資料或相片等個人私隱資訊被他人發掘後公諸於世。不單止你自己,連家人、朋友及同事的資料亦有機會被公開。筆者就有一位朋友,只因在臉書發表了支持警察的言論,就受到網絡欺凌,個人手機號碼、住址及公司地址都被公開,導致她馬上刪除臉書的個人戶口。結果,反對暴亂者即使懂得利用社交媒體,亦只敢在小範圍內 (比如透過臉書及微信建立非公開群組) 發聲,因此影響力較為微弱。

至於傳統媒體,雖然反對暴亂的人接觸較多,但並不代表他們較有優勢。在香港,我們不難發現《蘋果日報》、《明報》、《香港電台》等主流傳統媒體經常刊登傾向支持示威者的報道及文章,而擁有愛國愛港立場的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則淪為「史前動物」,被市民所忽略。

結果,輿論陣地的缺失,導致反對暴亂的力量無足夠渠道發聲及發揮影響力。而「起底」則造成強大的寒蟬效應,嚇怕了他們,使反對者 “敢怒不敢言”,即使對暴亂咬牙切齒,亦只好保持沉默。

二。香港人的思想傳統:政治冷感與恐共心態

正如《中國經濟周刊》的文章《一位香港人的來信:我們為何漸漸成為沈默的大多數?》指出:「絕大多數香港人只想平平安安過好日子,能夠安居樂業」。

理論上,反對暴亂的人,為了阻止社會進一步被破壞,他們理應起來反制暴亂。然而,這種假設忽略了香港人的「政治冷感」心態。根據劉兆佳教授的「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 (Minimally Integr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 及「功利家庭主義」 (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 理論,港人傾向保障個人及家庭利益,對政治漠不關心,而這些家庭群體就組成了「華人社會」,與官僚體系互相建立界線,互不干涉。這意味著香港市民與官僚體系的疏離,港人之間亦缺乏組織性。即使回歸後港人的政治參與意識相對增加,這種態度亦只是集中於年青一代,年長一代大多數仍然不願意親身參與政治活動。因此,即使他們對暴亂反感,他們傾向於將止暴制亂的責任完全交給政府及警察,甚至是中央政府,祈求中央派出解放軍鎮壓平亂,自己則保持沉默。

然而,即使祈求社會穩定的人,亦會支持暴亂,選擇對暴亂容忍。如上述所言,除了受「文宣」影響而對示威者產生同情之外,香港人普遍存在的反共主義亦影響了他們對暴亂的態度。香港的年長一代,大多數都從內地偷渡來港,這意味著他們普遍對中共產生恐懼。直到現在,這種恐共心態仍然影響著他們。正如《逃犯條例》的修訂,被他們視為中共侵蝕香港自由人權的陰謀。他們認為中央政府正正是破壞香港社會穩定的元凶,認為所有的錯都在於中共及被他們視為 “中共傀儡” 的香港政府及警察身上。因此,無論暴徒作出多少惡行、造成的破壞有多大,都是中共破壞香港在先,因此他們仍然視示威者為捍衛香港的義士,仍然選擇對暴亂容忍。可見,反共主義亦會導致香港市民選擇沉默。

有一點筆者想補充,是香港人的忍耐力確實出奇地高。有一段長時間,暴亂主要發生在假日的某一兩個地區。香港人認為,只要他們不到那些發生暴亂的地方,只要暴亂不影響平日的上班,就能夠忍耐。即使有示威者嘗試發動所謂罷工,意圖阻礙地鐵列車車門關上,亦只要少數香港人忍不住指罵那些示威者,看不見有大規模的反制力量。可見,香港人的目光非常短視,只要即時的切身利益沒有受到嚴重影響 (所謂「針不刺肉不知痛」),他們就能夠容忍,就像作家陳冠中的著名小說書名一樣:什麼都沒有發生。

三。如同一盤散沙的建制陣營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暴亂的香港人,都會認同香港政府及建制派非常窩囊。如上述所言,沉默的暴亂反對者由於政治冷感,總會傾向將止暴制亂的責任交給政府及警察。然而,政府與建制派的無能使他們大為失望。

香港政府在這次 “修例風波” 所展示的無能,相信經已路人皆知,就以《禁止蒙面規例》為例,即使它是特首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制定的法律,但條文只規定違法者可判處監禁一年或罰款港幣 25,000 元。問題是,當暴徒面對著最高可判處監禁十年的暴動罪,他們會因這條最多判處一年的《禁蒙面法》而受到阻嚇嗎?而且在警力與示威者人數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條例往往難以執行,我們不難看見,在條例訂立以後的遊行示威中仍然有大量示威者帶著面罩。堂堂一條為了止暴制亂而特別制定的法律,變成了紙老虎。當然,還有官員的不痛不癢的譴責以及毫無感情的痛心。

至於建制派,則更加無能。自 6 月至今,建制派跟政府一樣只懂不斷地 “強烈” 譴責,充其量只能組織為期數小時的集會去支持警察。

筆者的朋友曾經多次建議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派大黨組織及發動群眾去反對暴亂,例如在與警方協調下,組織群眾清理路障、保護議員辦事處及公共設施,但相關人士總是支吾以對,說什麼「還未到時候」。上月,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曾經提出是時候民間「抗暴自救」,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結果,反對暴亂者即使想作出反制行動,亦只能靠自己,例如推開阻礙車門或升降機門關上的示威者、獨自清理路障等,充其量只能透過一些愛國小團體或私人建立的微信群組,相約十多名至數十名人士一同行動,無法凝聚成一種有組織、具規模、強而有力的反制力量。

勢孤力弱的他們更要面對嚴重的人身威脅。在 “修例風波” 之中,因清理路障或阻止暴徒而被暴徒襲擊至頭破血流的事件幾乎數之不盡。就以上月個案為例,11 月 11 日,一名李姓男子在馬鞍山站阻止暴徒破壞港鐵站設施,先被暴徒用棍棒在背後襲擊及圍毆,其後更被暴徒淋潑易燃液體並點燃,導致全身嚴重燒傷。11 月 16 日,十多名市民在漆咸道南清理路障,結果有 2 名清路障的市民被暴徒用磚頭襲擊,頭破血流。11 月 30 日,一名男子在旺角清理路障時,更遭暴徒用渠蓋襲擊頭部至昏迷。

這些恐怖個案,無疑嚇怕反對暴亂的人,令他們不敢出來對抗暴徒,唯有保持沉默。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面對如此惡劣形勢,我們必須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先入為主地將所有保持沉默的市民等同於反對暴亂的力量,是極其錯誤的判斷。我們需要面對現實:沉默的大多數分為暴亂反對者及暴亂支持者,而前者並非佔大多數。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能夠忽略沉默的暴亂反對者。他們仍然是愛國陣營非常重要的力量,他們的力量足以改變整個局勢,而且要求他們自發行動,是極其不負責任。

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大敗,除了反映市民對反政府勢力的支持之外,亦反映了市民對建制派大感失望。正如土瓜灣北選區的其中一張問題選票,該選民雖然投予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但在李慧琼一列寫上「幫唔到我」 (幫不到我),又在梁國雄一列寫上「無幫過我」 (沒有幫助過我),充分反映出市民反對支持暴亂的泛民主派,又無法勉強支持建制派的無奈心態。

因此,愛國陣營必須痛定思痛,擺脫以往嚴重脫離群眾的錯誤路線,積極主動去組織及動員群眾,否則無論中央政府如何號召,沒有在港愛國陣營的配合,沉默的暴亂反對者亦不會主動站起來,正如毛澤東所言:「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香港中文大學大中華地區的政府與政治社會科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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