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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危機意識是最大的危機

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現在是國內農曆年的春運高峰,如何在這樣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潮下控制疫情,是中國政府要面對重大挑戰。而2002年底開始的沙士防治經驗,絕對可以借鑒。

2002年11月16日,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確診第一宗不知名的肺炎。佛山第一人民醫院向疾控中心報告病症,疾控中心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但是,由於這種新型肺炎並不屬於中國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的35種傳染病,因此當地的疾控中心並沒有向國家上報。其後疫情擴散到河源、中山,然後在廣州市爆發。國家衛生應急體系建設指導專家王宏偉總結了當年沙士事件的經驗,認為當時「沒有危機意識就是最大的危機」。

今次疫情的爆發的時間點與當年的沙士很接近,都是在11、12月。回顧當年沙士爆發的經驗,春運是一個關鍵,中國的春運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去年的春運,全中國旅客來回發送量便達到29.8億人次,單是使用鐵路的,便達到4.1億人次, 病毒可以透過大規模流動的人口迅速擴散。而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交通四通八達的樞紐城市。專家估計當年的沙士病毒就是由廣東省流轉到山西,再進入北京,自從北京出現從山西流入的首例沙士感染個案之後,北京成為疫情的中轉站,向全國擴散。除了新疆和黑龍江之外,全國大部分的地區都未能倖免,而位處北京附近的華北區成為重災區。當年未能控制疫情在春運期間向中轉城市擴散,成為了疫情大爆發的根源。

沙士這個散播經驗,讓人類上了寶貴的一課。當年病發來源不清,傳播路徑不明,但有不少人輕信「可防可控」,沒有使用最高規格來防範戒備,鑄成大錯。

總括當年防治沙士的經驗,由於武漢市有最多人受到感染,第一要務是防止帶病毒者從武漢流散到各地。因此,政府如今採取措施減少進出武漢的人流,是減低病毒散播的最好方法。而重點的交通城市如北京,更要極度嚴格設防,以免成為疫情擴散的中轉站。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如何加強人流進出口的檢疫,特別是針對從武漢來港的飛機航班和火車檢疫,至關重要。

其次是醫護人員要有極高的戒備。目前被感染的15名武漢醫護人員,主要來自腦外科,而不是傳染病科。有一名病人在腦外科做手術,當時並沒有肺炎的跡象,他在手術完成之後才病發,結果感染了照顧他的醫生和護士。在疫情快速擴散的情況下,整家醫院其實都要高度戒備,不能只把重點放在傳染病科。香港當年的例子也是一樣,雖然廣州來港的「超級播毒者」劉劍倫到廣華醫院就醫,但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反而較少,疫情並沒有在廣華大爆發,主要原因是廣華醫院的醫護人員已做好高度戒備,很快地把劉劍倫送入負壓病房(即連通風系統也受到隔離、令病毒不易擴散的病房)。但另外一些受到感染的病人進入威院,由於院方防禦不足,疫情便在威院大爆發。

第三,透明度至關重要。2002年的沙士,由11月發現初例到翌年5月在國內及香港大爆發,期間相隔了半年的時間。事後看,一定是有些地區有瞞報和危機意識不足的問題。一場疫症,讓它有半年時間傳播,最終的大爆發不可避免。今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只發生了一、兩個月,病毒已得到醫學確認,並通報全球,作出了高度防疫,是成功阻截危機的第一步。在疫情擴散的時候,透明度至關重要,不能夠考慮一個城市、一個省甚至一個國家可能因為防疫而帶來的經濟損失,阻慢了疫情的通報,最後令全國以至全世界深受其害。內地有意找了香港傳染病專家袁國勇出任衛計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加強透明度的動機顯而易見。

政府官僚決策有一個特色,有時並非隱瞞,只不過是因循。即過去的做法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遇上重大危機,例如戰爭的時候,也不懂得換腦、換思維。在這場抗疫戰爭當中,要跳出因循的思維,用打仗的心態去抗疫,才有機會成功。有危機意識,至關重要。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