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在家庭成員之間傳播的問題，受到關注。深圳7口之家，6人感染新型肺炎，其感染過程曝光，從中可了解病毒的傳播情況。
港大微生物系教授袁國勇等人本周五(1月24日)在權威醫學期刊《刺針》發表最新研究論文，描述新型冠狀病毒在深圳的一個7口之家中的6位家庭成員中，存在人傳人和跨城市傳播。研究人員在該家庭最近去過武漢的6人中，在5人身體中發現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同時在另一個留在深圳並未同行的家庭成員中也發現了同樣的病毒。
重要的是，這家人一名同行去了武漢、感染2019-nCoV病毒的孩子並未發病，即未表現出臨床症狀，這名病毒攜帶者可能在不知道自己被感染狀態的情況下在社區內傳播疾病。這個家庭只有另一個同行去了武漢的孩子未被感染。
這個家庭染病的情況是這樣的。這個家庭6人去了武漢，研究人員發現，這個家庭中第一名患者是一名65歲的女性，她在去年12月29日在武漢一家醫院探望了一名1歲的高熱性肺炎親屬後，她在5天後出現症狀。估計她是在那家武漢醫院探病時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這位65歲的女性一行人回到深圳家中之後，在今年1月10日被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收治入院，她66歲的丈夫也同時感染新型肺炎發病並同時入院。
在武漢期間，這家人沒有去過食品市場或與動物接觸。研究者認為，該家庭感染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這名65歲的婦女在武漢的醫院探望1歲的親屬時感染了2019-nCoV，然後在7天的武漢旅行中將其傳播給了其他3名家庭成員(女兒、女婿及一個孫子)，並在飛回深圳後，傳播給了另外一位63歲女家庭成員。
1月11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對另外4名家庭成員進行了檢測——女兒（37歲）和女婿（36歲）在1月1至2日首次出現症狀，已經持續了9至10天。巧合的是，他們的首發症狀是腹瀉，而沙士病毒感染者中也有十分之一的人有同樣症狀。
他們的兩個孩子並無症狀，但原來其中一個孩子檢測結果呈陽性，即是已感染病毒但沒有發病，而另一個同行孩子卻沒有感染。需要指出的是，當年沙士患者沒有明顯症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另一個同行的孩子未被感染，其母親表示，在武漢停留的大部分時間內，該孩子都戴著口罩。
這個家庭的第7位家庭成員，即另一個63歲的婆婆，她沒有去過武漢，但幾名家庭成員在返回深圳後，與她待在一起，隨後她也感到身體不適，並因持續症狀而於2020年1月15日入院，證實染病。目前，當地衛生部門仍在對該家庭進行進一步的接觸追蹤。
研究指出，武漢新冠病毒在流行病學，臨床，實驗室和放射學等方面，均顯示出與沙士患者相似。武漢肺炎的潛伏期症狀類似於沙士。如果算上這5位前往武漢後出現家庭爆發的患者，新型肺炎2019-nCoV在家庭傳播的攻擊率很高，所以研究們強調，「在該疫情的早期階段就需要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
同時《刺針》發表的另一項由武漢研究者做的研究表明，首批41例2019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和沙士之間存在部分相似症狀，患者於年12月16日至今年1月2日期間在武漢市入院。
與沙士一樣，大多數感染者為健康人士，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病例合併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20%，8例），高血壓（15%，6例）和心血管疾病（15%，6例）。
相似的，2019-nCoV感染患者也表現出較多臨床症狀。入院的所有患者均患有肺炎，大多數患者臨床表現有發熱（98%，40例），咳嗽（76%，31例）和疲勞（44%，18例）。超過一半的患者還出現呼吸困難（55%，22例），但頭痛（8%，3例）和腹瀉（3%，1例）少見。
這個研究的作者、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任麗麗博士解釋說:「目前還很難準確掌握與這種新型病毒相關的死亡率，因為往往在疫情流行的初始階段，更容易關注到那些危重病例，而可能忽略了較輕或無症狀的病例。」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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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