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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精英分析反對派利用抗疫 搞「香港獨立」(上)

香港反修例事件引發的暴力衝擊在春節前稍為緩和,在下內地評論香港政情而成網紅的兔主席亦較少涉港文章。但新型肺炎爆發後,香港反對派又再出擊,兔主席一連兩篇長文分析香港政情,認為反對派希望,通過疫情對抗,進一步形成這樣的思路: 即中國/內地極度危險,香港只有獨立才能保全,因此,「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只有兩國,才有兩制」就是他們在疫情之下「抗中護港」的口號。

文章很長,Ariel亦分兩篇轉發,文中GOSAR代表特區政府;LZ是指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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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反中護港”大戲 (一)

兔主席  20200128

還有人關心香港麼?

香港也在抗疫呢。來來來,給大家傳播香港的負能量。

此時此刻,內地人民對疫情既擔憂,又焦慮,不乏恐慌,但民眾是萬眾一心,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地投入到抗疫行動中的。

但在2019年中到現在陷入反中運動達半年的香港,卻是另一番景象。這裡看到的不是同心同德的、同胞的香港,而是離心離德,竭力希望與大陸切斷聯繫的香港。反對派過去一兩個月在維持運動發展上遭遇嚴峻瓶頸,此時突然找到了救命稻草,希望把新冠肺炎作為推動反中、脫中、“攬炒”運動的新契機。

反對派推動的舉措很具體——“封關”——全面阻止內地人進入香港,在這一點上進行集中動員。其中,特區政府(GOSAR)今天開始其實已暫停所有湖北居民(筆者以為這應當包括所有通行證/護照上標識為簽發地為湖北的內地居民)及所有過去14日內曾訪問過湖北的內地居民(這一條主要要靠訪港者自行披露)入境。

反對派者認為這遠遠不夠,應全面封關,禁絕一切內地訪客入港,並將此作為反政府的核心議題。

報告一下最新情況。

一、香港人在看待SARS問題上與內地城市及民眾的不同

在對抗2019-nCoV疫病問題上,香港與中國絕大多數其他城市/地方有若干不同,

其一,香港地方小,人口極度密集,大量使用集中封閉式的中央空調,是非常容易傳播呼吸道傳染病的地區。從疫病防控角度來講,這裡有更高級別的戒備及防護意識是合理的。

其二,一國兩制下,《基本法》賦予香港政府獨立設定出入境管制的權利,這與中國內地其他地方本質不同。法律上看,GOSAR可以為了疫情防控做出各種必要安排(例如目前已經限制湖北居民及兩周內造訪過武漢的非港居民入境),權利掌握在香港人手裡。

其三,香港在2003年是遭受過SARS肆虐的。當時香港1,755人受感染,299人死亡(包括8名醫生),對香港社會、經濟、民生影響極大,社會經歷過集體創傷。這與大多數沒有經歷過SARS的城市(包括武漢)是有所不同的。另外,結合前述可以看出,由於一國兩制形成的隔絕,使得香港對疫病有更強的“輸入感”,這是來自另一個地方——“中國”的病毒,而不是中國人視角中的來自某一地方的病毒。

回過頭看,如果把香港回歸以來的反中情緒向前追溯,原點可能就是SARS。這個從內地輸入性的病毒使香港付出巨大代價,昇華了對內地政府的巨大不信任。而為了挽救香港經濟,又不得不推出“自由行”等措施,加強香港對大陸的依賴。而“自由行”又導致了因旅遊業開發、水貨、大陸人搶佔本地資源等一系列問題,逐漸將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升級到不可收拾。

其四,因為資訊生態圈、媒體都與內地相對隔閡,占人口多數的黃營(特別是年輕人)不在國內媒體及資訊生態圈的輻射下,他們不會關注國家衛健委、內地官方及民間媒體的發佈,看不到政府和民間的努力,更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內地民眾同心協力抗擊疫病的團結意識;他們不會被同心同德共赴時艱的集體意志所感動,且不但因為缺乏國民意識,對內地民眾強烈疏離,而沒有對同胞的同情心,甚至令人感覺有頗多惡意,乃至缺乏人類之間最基本的同理心。他們以看待“別國”、“鄰國”、“他國”的“第三者”方式在看待發生在中國的疫情,生怕疫情被內地人帶到香港,影響到自己。自私的本土主義顯現到極致。

其五,2019年以來的香港運動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由恐中、反中、脫中政治意識主導的城市。反對派基本盤占人口半數,也包括大多數年輕一代。他們對內地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秩序、治理、模式均極度不信任與抵觸。這也使得他們對內地疫病防控的取態與模式完全定格在2003年SARS(而且是極端負面、妖魔化的極端版本),更使他們對內地疫病防控完全不信任、對疫病輸入有極大恐懼與厭惡。

再考慮到香港的反中意識在過去一些年甚至已經發展演變成為香港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及針對內地的文化種族主義(racism),在反對派眼中,疫病就是“中國肺炎”;在激進反對派眼中,那非但是“支那”輸出,而且是“黃禍”。

回到2020年春天的香港,反對派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一齣“護港”大戲。與一般疫病防控不同,這出“護港”大戲是政治化的,打著疫病防控的旗號升級渲染恐中情緒,推動反中和脫中。他們將大陸描繪為危及香港生存的瘟疫(包括大陸的疫病、制度、人),把GOSAR描繪為出賣香港人的代理。這裡沒有對大陸的同情和同心同德,只有極度的厭惡、唾棄及自私。這就是內地一心希望感化拉攏的“香港同胞”。

筆者亦需說明,以上描述並不代表全體香港人,只針對黃營,但他們占到香港人口的多數,也在年輕人中占壓倒性多數。


二、對2019-nCov的敘事及“封關”

 1、 相關領域本地學者的態度

採取較現在措施“更進一步”的全面封關有學術界的支持。

中大、港大醫學院專家均結合這個疫病的特徵(例如病症未呈現或不明顯時即可傳播等),建議GOSAR進一步擴大上述封關措施,但他們是從疾病防控角度提出建議,對如何具體落實語焉不詳。港大專家昨天用模型估算武漢大年初一感染人數已經超過4萬,獲得香港主流媒體報導,也引發了進一步恐慌。另外日前武漢市長稱500萬人已經離開武漢、內地多個城市啟動公共衛生一級機制、多地封城等措施都對香港人有比較大震動。

 學者的建議給GOSAR頗大壓力。

昨天主流新聞均已討論是否應當對疫情可能在春節後爆發的人口密集城市如北上廣深重等居民進入香港進行限制。

2、GOSAR的猶豫

GOSAR做出沒有同意更大範圍的封關。

筆者以為主要是經濟考慮。一旦全面對內地封關,等於在這段時間全面切斷與內地的經濟聯繫。

因為鬧了大半年的反中運動,本來內地人就不喜歡去香港,香港的基層經濟即旅遊、零售、餐飲、酒店受到重大打擊,對於復蘇一籌莫展。如果全面禁止內地人入港,那就是雪上加霜,可能是摧毀基層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

再者,封關肯定是從人口集中的重要城市開始的,即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這些城市是內地經濟的中心,是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及人力所在。如果限制這些城市居民訪港,就會開始對香港的上層經濟即金融產生負面影響。

實際上,僅僅是現在的措施,例如內地居民訪港目前不能再使用電子通道,要面詢,盤查過去訪問武漢的經驗,就會極大降低效率,已經讓很多人不願意出差香港。

 更加嚴格的限制(例如對訪問過國內重點城市的內地居民/香港居民/在港工作/留學人士進行訪問限制,包括更多的填報、盤查、甚至限制與隔離等)會極大影響兩地的人口互動。

筆者個人相信,如果GOSAR對中央陳情說,香港地方下,疫情特別容易擴散,請容許我封關幾周。中央會支持香港。GOSAR要考慮的是對香港經濟的衝擊,要在經濟與疫病防控之間找到平衡。

畢竟SARS時都沒有封關。

對於反對派而言,他們只是為了反對,讓GOSAR難堪,最後讓GOSAR決策。反正GOSAR這麼決策,反對派都可以找到批評的角度。

對於激進反對派而言,他們要的就是“攬炒”,借此機會一把捏住GOSAR“春袋”,摧毀香港經濟。

3、反對派的敘事及各種陰謀論

首先,如前所述,反對派對2019-nCov的敘事是加強版的、對內地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的2003年“SARS模式”。如果說內地民眾姑且對地方政府應對處理有疑慮,懷疑是否存在瞞報晚報的情形,對相關官員頗為不滿的話,再把這種情緒放大100倍,並予以政治化的上綱上線,這就是香港。

 反對派首先想盡一切辦法渲染疫病的危險性,不僅僅將其無限貼近SARS,並且將其描述為比SARS更加可怕和危險,籍此喚起香港市民的恐慌。

 港大學者根據模型估計武漢在大年初一就有四萬多人被感染的說法有極大震撼。根據一個人可能將病毒傳播給數個人的模型,現在應有十幾二十萬人傳播。反對派認為這說明政府在系統性瞞報(而不是因為檢測試劑不足等其他問題)

令民眾更加恐慌的是武漢市長稱有五百萬人離開了武漢。武漢本來就有五百萬流動人口,春節期間返鄉、旅行是很正常的。在反對派渲染中,這五百萬人是因為疫情而“逃離”武漢,營造一種極為可怖的疫情爆炸圖景

內地封城、封景區、公共場所、延遲開學復工、對造訪過疫區的訪客進行報備跟蹤等強力防控做法都是極大超過SARS的,有強烈的引導和渲染作用,讓很多民眾相信疫情比SARS嚴重和危險,且基於他們對內地政府的不信任和敵視,認為問題只會更加嚴重。香港本地的響應措施(例如暫停開放迪士尼)也會助長情緒。筆者前兩天撰文說加強防控的措施反而會增大恐慌,在香港情景下,可以把恐慌放大100倍

反對派渲染稱,內地人為了生存,將紛紛逃離內地,前來香港搶佔醫療資源。認為內地人現在如果不逃走就是等死,為了保命就要到醫療水準更先進,治理更透明的香港。此舉非但會帶來“引毒入港”,帶來交叉感染,還會一舉拖垮香港醫療系統

下面是陰謀論部分。激進反對派們很嚴肅的相信這些說法。

 認為2019-nCoV就是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研發的生化武器,沒有控制好洩露了出來。請注意,這個和國內流傳的2019-nCoV系國外研發的反華生化武器剛好100度相反。香港反對派永遠是站在反華一方的

反對派稱LZ在考慮封關問題時是“政治化”考慮,既要顧及與北京/內地的關係,不敢封關。甚至可能是向北京請示時被駁回。此舉是破壞《基本法》中規定的香港的出入境管制權。GOSAR需要對此說法進行了反駁,稱封關與否無政治化考慮。筆者前面也分析過,封關與否主要應該是經濟考慮,反對派將此問題全面政治化

反對派散播的流言稱中央政府已經向LZ下令,要把部分病患轉移到香港的醫療系統,以“協助國家分流處理疫情的要求”,“協助內地控制目前正面臨第二波爆發的嚴峻疫情”。他們提出證據是,LZ拒絕全面封關,以及27日香港衛生署公佈的“內地肺炎患者將于香港獲得免費醫療”措施(筆者插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7日宣佈,在日本,新冠肺炎的感染者部分國籍,醫療費用將由日本政府承擔。看來中國和日本談好了,要讓日本也協助疏導疫情)。這一陰謀論認為中央對付疫情有一盤大棋,香港就是個旗子,LZ就是執行北京的命令,讓香港配合內地

還有一系列關於LZ希望主動利用疫情獲得政治收益的分析及陰謀論。所有的劇情都是希望通過主動擴大或縱容疫情最終實現政治目的。

LZ主動請功,提出由香港幫助北京解決疫情,籍此收穫北京政治支持。包括LZ政府將優先照顧內地患者,損害香港市民利益

−   LZ有意維持開放關口,希望讓內地疫情流入香港並爆發,造成大量人群感染及傷亡,並在之後,通過1)優先照顧港警患者,以獲取港警忠心;2)在香港疫情爆發後再投入巨大資源,協助內地一舉攻克疫情,在北京面前創下大功;3)還有反向說法,即疫情爆發後再由北京出手協助香港戰勝疫情,從而為北京獲得政治支持,有利於藍營的立法會選舉……

由上可見,反對派完全將2019-nCoV與政治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疫病是內地治理失敗的產物,是“中國肺炎”“黃禍”,輸入到香港就會危及香港的生死存亡。而GOSAR就是北京的“代理”、“走狗”(激進反對派一直稱GOSAR為“港共”),聽命於北京,出賣香港利益,“引毒入港”,做好準備“攬炒”全部700萬香港人,以達到政治目的。

反對派就是把疫情問題全部政治化,最大程度渲染疫病恐慌,最大限度妖魔化內地政府及內地人,挑撥市民與香港政府之間的關係,挑撥市民對內地人與物事的抵觸,從而達到推動反中政治議程的目的。

 

三、香港 vs 內地的“升級版”的兩元對立塑造

 通過疫病,反對派試圖將香港與內地的對立進一步強化,並試圖進一步將港府推到香港人的對立面去。

香港與內地的兩元對立(左邊為我們——香港,右邊為他們——內地)

原有的:

先進 vs 落後

文明 vs 野蠻

開化 vs 愚昧

民主 vs 專制

開放 vs 禁錮

真相 vs 假像

透明 vs 蒙蔽

 

2019疫病升級版的:

乾淨 vs 骯髒

安全 vs 危險

純潔 vs 污染

健康 vs 疾病

弱小防禦者 vs 野蠻侵襲者

受害者 vs 加害者

醫療現代 vs 醫療落後

淨土 vs 惡土

生存 vs 死亡

SARS時,就有北京/河北農村將村口封住,不讓外村人進入的。這次疫情在個別地方也有這樣的地方自保行為。把這種再乘以100倍,並加以政治化,就是香港。

在所有這些兩元對立中,反對派把自己塑造為香港人民利益的保護者,把北京/內地塑造為破壞者,把港府塑造為北京/內地的代理和“走狗”。

筆者以為,他們希望達到的目的是,通過疫情對抗,進一步形成這樣的思路即中國/內地極度危險,香港只有獨立才能保全,因此,“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只有兩國,才有兩制”就是他們在疫情之下“抗中護港”的口號。

 (未完待續)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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