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已超過沙士。
1月28日新型肺炎的確診個案上升了1459宗，較對上一日的上升1771宗，略為回落，而截至1月28日的總確診個案為5974宗，總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了2002年至2003年沙士的確診病例5327宗。因沙士而死亡人數為349人，而因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的人數為132人，死亡人數比例較沙士低。新冠狀病毒感染人數大過沙士，其傳播性值得高度關注，要嚴肅防範，但也無需過分恐慌。
出現新冠狀病毒確診人數多過沙士，但死亡人數較低，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新冠狀病毒傳播力強，但重症較少。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教授分析，新病毒與沙士不同的地方是沙士重症較多，並出現「超級播毒者」，醫院內感染情況嚴重，很多醫護人員受到感染；而新冠狀病毒肺炎從輕症到重症都有。與其說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不如說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更為合適，因為檢測到對新病毒有陽性反應的患者，不一定會出現肺炎，有些就像流感、重感冒，有些輕症患者不需要住院便能痊癒。現時，仍沒有出現「超級播毒者」，但由於新病毒在潛伏期有傳染性，因而較沙士的防控難度大。不過，整體的病情比沙士輕。病例數目雖然多，但多數屬於輕症。
曾光教授指出，隨著武漢封城，從武漢輸出的病例會逐漸減少，其他地區的疫情也會逐步受到控制。即使出現第二、第三代病毒，都是可控的。他認為現時從武漢輸出的病例減少，甚至沒有了，是第一階段對抗疫症的勝利。
第二是此次疫情早發現、早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爆發周期與沙士近似，都是在11月底12月初冬季來臨時爆發，但沙士在2002年12月時已經在廣東省大爆發，情況與新型冠狀病毒在武漢爆發一樣。不過，當年是延至2003月3月，才分離並確認沙士病毒。由於確認病毒的時間較遲，導致防控不足，而「超級播毒者」劉劍倫就是在2月從廣州來到香港散播病毒。但今次正如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博士所言：「中國用創紀錄的短時間甄別出病原體，及時主動同世界衞生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基因序列，這是過往沒有的情況。」
可以想像，2003年3月確認沙士病毒之前，有大量沙士病例並沒有計算在官方的統計數字之內，病人在感染之後痊癒或者死亡，只當是普通肺炎核算。今次是早發現、早統計，確認的數量自然會遠高於沙士。
另外，中央採取如武漢封城等嚴厲手段防疫，令到市民的警覺性大大提高。很多人出現流感症狀，便跑去醫院檢驗，遂增加了確認的病例數目，同時亦減少社區的傳染性。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抗病毒專家鍾南山表示：「新病毒疫情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達到高峰，但他估計在一星期至十日左右會達到高峰。之後不會大規模增加。十到十四天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期，潛伏期過了，發病可以及時治療，沒有發病的就是沒有病。所以不會因為春運返程出現大傳染。」不過，他認為排查的措施不能夠停止。
沙士持續了五到六個月，而鍾南山相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會持續得那麼久，特別是早發現、早隔離，目前都做到了，所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情況會好過沙士。
比較鍾南山和曾光兩人對疫情的估計，鍾南山比較樂觀爭，而曾光比較保守，曾光只說逐漸變暖的氣候是對抗疫情的自然盟友，溫暖氣候不利於疾病的傳播，但卻沒有說這個新病毒肺炎會何時候消退。
做最好的準備、作最壞的打算，是防疫的要務。但是，過分害怕疫情持續，會即時造成心理損傷。由於內地採用封城等史無前例的方式對抗疫情，讓人覺得病毒的危害性很大，很多本來有抑鬱傾向的人，會因此而病發。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對病毒有高度的戒備心，另一方面也要知道新病毒重症較少的特點、看到內地嚴厲防治病毒流播的工作，在嚴峻的疫情燃起一點的希望。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