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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新冠病毒將很大可能與人類長期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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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新冠病毒將很大可能與人類長期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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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新冠病毒將很大可能與人類長期共生

2020年02月19日 15:03 最後更新:15:07

新冠疫情在內地有減緩跡象,大家關心可否在一段時間內,可以把新冠病毒如沙士病毒那樣,徹底消滅。

楊功煥是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多年的疾控系統工作,讓這位元退休老人對這場波及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始終保持著密切關注。楊功煥近日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目前很多專家開始討論人類和新冠病毒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是像沙士那樣嚴格隔離控制,然後病毒消失;還是像流感病毒一樣,毒力越來越弱化,最終與人類共生,靠疫苗來預防控制。”

楊功煥

楊功煥

“隨著疫情的變化、對該病毒特點的進一步認識,今後更可能是第二種情況。”楊功煥認為,新冠病毒將更可能與人類長期共存。

迄今為止,人類真正消滅的傳染病只有天花,它也是人類用科學方法消滅的唯一傳染病。而多數傳染病病毒,學會了與人類共存,人們通過疫苗來預防控制它們,比如流感、麻疹、甲肝等。

距離1月23日武漢封城已經近4周,武漢日新增確診病例依然維持在四位數。好消息是,湖北非武漢地區的新增自2月13日以來繼續下降,國內非湖北地區新增病例2月17日已降至接近100以內。

楊功煥強調,在當時的情況,如果(武漢及其他湖北城市)不“封城”,很可能就會引發全國性的疫情大暴發。

她表示,湖北各市解除「封城」還沒到時候。如果湖北省的日新增病例下降到兩位數,才有可能解除封城。

如果楊功煥的估計正確,新冠病毒長期存在,可能它會逐步減弱,死亡率降至如流感一樣,而疫苖在一年左右成功研發出來後,人類可以注射疫苖來預防。


以下是楊功煥接受《財經》雜誌專訪的內容:


《財經》:為什麼新冠病毒在湖北的病死率會遠高於其他省?

楊功煥:我認為主要是因為湖北省的輕症病例發現得比其他地方少,這是個比例問題,輕症病例比較少,當然顯示出來的病死率就高。

流行病學經常說冰山現象,你發現的病例就像你在大海中看見冰山的頂,海面之下還有更大的冰山。輕症患者不可能100%都被發現,但除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發現得多,可能發現了80%,輕症患者作為分母變大了,所以病死率就低;但是在湖北可能只發現了50%,所以它病死率就顯得高——我認為主要原因在這。

最近中疾控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上發了一篇文章,顯示截至1月20日,有6174例患者發病(這是回顧性病例,他們的發病時間在1月20日之前,後被確診)。然而當時國家衛健委的官方通報顯示,截至1月20日,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只有291例。

發病病例的比例和報告率的數字是不一致的。1月20號之前,那個時候病例發現率只有5%都不到。所以你可以設想,那個時候你發現的都是重症,病死率當然就高了。

《財經》:這是否意味著湖北真實確診數字比現在高很多,但是真實致死率比現在公佈的資料要低?

楊功煥:我們無法說真實確診數,只能稱為報告的確診病例數。也不能說真實病死率,我們的估計起源於中疾控昨天對7萬病例的分析,6174是按發病日期計算的,291例是按傳染病上報系統報告的病例數,因此我們推斷:1月20日前病例發現率不到5%。

所以,湖北病死率高,與病例漏報比例高、發病率有重要關係,但不是唯一的關係。另外,病死率高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與湖北患者多,醫療資源緊缺,也有關係。

《財經》:回頭來看,“封城”這個決策是否應重新審視?尤其在毫無準備下的“封城”,某種程度上加劇了混亂和交叉感染。

楊功煥:此一時彼一時。當時那個情況,如果你不封城,很可能就會引發全國性的大爆發。

《財經》:你認為整個湖北會在何時解除“封城”?

楊功煥:湖北省的日新增病例要是下降到兩位數,才有可能解除“封城”。現在日新增病例還在四位數,千例以上,我認為現在還不到時候。

我還想說一點,不要簡單說學習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即使達到一定條件解除“封城”了,也需要考慮到我們國家的醫院系統存在一些固有的問題。我們醫療資源的配置在不同級別的醫院實際上是不夠的,分級診療還存在很多問題。當初大家有發燒,集中到大醫院就診,這個行動直接導致了新冠病毒的傳播。

新加坡和日本的醫療資源,尤其在分級診斷這些方面的基礎設施和我們國家是不可比的。中國整個分級診療的運行還在進一步的改進中,如果這些基本問題你沒有解決,大家如果再集中到大醫院去就診,特別在病例數比較多的情況下,又會加大傳播,那就會前功盡棄,所以(解封)要非常慎重。

《財經》:如何看其他省市的嚴格防控和部分村莊、城市社區的強制隔離措施,其中是否有不理性的地方?

楊功煥:每個(地區)都是要根據現實情況來分析的。如果連續10天上海、北京都是幾例病例增加,當然它的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是可以增加的,我覺得現在是可以討論改變的時候。

新加坡和日本就是這麼做的,他們目前的新增病例都是個位數或十幾人,我認為每個地方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在他們的情況下,選擇的做法也符合他們所在地區疾病的流行情況。

《財經》:日本、新加坡的做法和國內不同,他們認為新冠肺炎靠隔離很難防止傳播,所以不強制隔離,而是加強對高危人群的保護和準備更多的醫療資源。這是否對國內有一定借鑒意義?

楊功煥:大家對新冠肺炎是不斷認識的過程,開始武漢那麼多的感染者,就算重症比率不高,但是感染者多了以後,重症的絕對數量還是不少,加上當時導致全國大流行的風險很高,所以當時的封城十分必要。

但是隨著病毒傳播的時間比較長,病毒在多代傳播後,毒力可能進一步弱化,輕症的比例很大,而且傳染力度又特別強,有些只有幾百分之一的傳播可能性居然也有人受到了感染,所以針對這個病毒,要完全擋住不太可能。現在新加坡、日本的措施也是一種嘗試。

《財經》:北海道大學稱在其跟蹤的50多個案例中,差不多一半的案例是被無症狀感染者所感染的。而有些日本官員認為,如果確診者是沒有症狀的話,基本可以視為沒有傳染性。上述截然相反的兩種判斷,你贊成哪一種?

楊功煥:我目前無法判斷,只有依據現在的報告來判斷,但也不會依據一項單獨的報導,目前我們對該病毒的認識還是有限的。

因為有過少數的報告說沒有症狀也具備傳染性,但是也承認這種比例並不是很高。

如果要把無症狀的都視為有傳染性,這種情況要採取的措施,和視為無傳染性的措施可能完全不同。前者工作量要大很多,後者工作要簡單一些,但是會有風險。日本官員公開說確診者無症狀可視為沒有傳染性,這是一個權衡的結果。

《財經》:有專家提出,新冠病毒是不可能像SARS一樣被徹底消滅了,會長期伴隨人類,你是否認可這個判斷?

楊功煥:現在國際上很多專家都開始討論人類和新冠病毒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是像SARS那樣我們把它隔離得很嚴格,把它控制住,然後病毒就消失了?還是像流感病毒一樣,隨著不斷的傳播,它的毒力會越來越弱化,它就會變成一個跟我們人類共生的一個病毒,以後只能靠疫苗來預防控制。

隨著我們國家現在湖北省外的病例數越來越少,我們應該開始思考,是否採取類似新加坡的做法。比如兩周以後,或者一個月以後逐步不用那麼嚴厲的封閉措施,而是強化常規的預防措施,包括隨時戴口罩,人與人的距離比較遠,學會如何咳嗽、打噴嚏,避免把飛沫傳染給他人、勤洗手等,即使有一些感染,再出現一些病例也不用恐慌,慢慢形成這樣一個過程。

《財經》:新冠會像SARS一樣消失還是與人類共生,你的回答是?

楊功煥:隨著疫情的變化、對該病毒特點的進一步認識,今後更可能是第二種情況。

《財經》:你曾經多次對比本次和SARS時的疫情防控措施。今天來看,SARS之後建立的傳染病直報系統為何沒起作用?

楊功煥:SARS爆發時,還沒有建立直報系統,傳染病的報告分級報告完成的,從傳染病發生地到國家層面,瞭解疫情就會比較慢;SARS以後,國家投資建立了這麼一個直報系統。但這一次的疫情,是在開始的時候沒有用,再好的系統你不用,那也沒有作用。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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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所為何事?

2024年04月18日 11:52 最後更新:12:13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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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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