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病毒爆發大型疫情，我們需要加強衛生防疫知識，很多科普題材也要推廣，重溫歷史更重要。1665-1666年，倫敦爆發一場奪走該市人口五分之一、共10萬人的大瘟疫，不過，市長羅倫斯（Sir John Lawrence）沒有選擇當逃兵——不似最應留下來領導市民抗疫的英王查理二世，竟帶同家人走出倫敦到牛津郡避疫——他以超凡的智慧和勇氣，在整場瘟疫中，從零開始摸索並建立出一套危急疫控之策。當時只有少數品格高尚的醫生、藥劑師、宗教人士跟他一起抗疫，還有文職人員留下來作詳細紀錄，其中一位是《魯濱遜漂流記》作者狄福的舅父。據悉，狄福1722年推出紀實小說《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是源自舅父當日抗疫的手稿。
酷似黑死病流行時穿戴的鳥嘴口罩，現成為歐洲嘉年華面具。(AP圖片)
小說值得重新發行。現在只能上網看到節錄精華︰市長實行疫情通報、家居隔離、社區排查等措施，連出租馬車夫都列入管制範圍。馬車夫運送傳染病人之後，需安排到通風地方整休5到6天才可繼續工作。市長還明令禁止聚眾的娛樂節目、競技比賽，連大吃大喝的活動也在被禁之列。
倫敦大瘟疫是人類文明的轉捩點，羅倫斯市長開啟現代衛生防疫制度，也教曉大家在疫情中如何應付棘手的問題，包括謠言與虛假消息散播、物資屯積和搶購、大量失業問題等。355年前倫敦抗疫情節跟今天的武漢一模一樣，而倫敦市做得十分到位，值得我們學習。然而，倫敦比起武漢有一點不足之處，就是倫敦市長辦不到封城這一步。連英王都要跑出去，區區市長也擋不住要逃亡的地主、商人和貴族。倫敦封不了城，其實大有可能把疫情迅速擴散出去，回顧14世紀那場橫掃歐洲的黑死病，合共死了7500萬人，可見封城對於抗疫是何等關鍵。
西方有過輝煌的抗疫史，為文明作出了貢獻，不過，在中國封城抗疫之際，有歐美輿論批評我們的做法，說這是國家權威的表現，還表示中國人不出來上街抗議，是有點奇怪。其實只要上維基找找資料，都可以大概知道倫敦大瘟疫的情況，用心思考都知道封城防疫，不是中國標榜自我犧牲以換取世界感激的庸俗姿態。總的而言，西方論者對中國存在偏見問題不大，最怕是誤導了世界防疫意識，讓其他人走錯路。
趁今次疫情，加強大家的衛生防疫知識，都是有益的。
黃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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