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多年來，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所築起的兩道堤壩－－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壩，已經被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衝決了……他們的殘渣餘孽、或者他們的幽靈還能重新築起這兩道堤壩嗎？－－胡耀邦 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辭世的時候，我正在奧斯陸大學講學，當時有數十位挪威及其他國家的學者聽課，無法回國向胡伯伯的遺體告別。這是我終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國講學，不能恭趨墓前祭拜。現在，謹將綿綿的追思寫成此文，向深深地影響著我的人生與治學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遙獻一瓣心香。
胡伯伯說：「我要給你們潑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剛進學校時，充滿興奮之情，立志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然而，過了幾個月，卻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框子，教師謹言慎行，難有個性，從課堂上學不到多少新鮮的知識和治學的本領。半年過去了，我越來越苦惱。
1963年3月，學習雷鋒的活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展開，給我精神上極大的震動。上高中時，我已經開始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感到困惑、迷惘。對照雷鋒的事迹，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樹立起堅定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選集》教導我：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大眾相結合的道路，否則一事無成。我認定，在北京大學繼續學下去是浪費青春，應該到農村去半工半讀，這才是革命化的正確道路。現在回想起來，36年前的想法實在幼稚可笑，帶有極「左」的成分，但那時的思想確實是真誠的，嚮往著一個崇高的理想目標。
在北大，我與胡德平是同班同學，平時很談得來。1963年5月，我對德平說，想給他的父親寫封信，談談離開北大、下鄉半工半讀的想法。德平非常高興，告訴我他也早有這樣的打算，讓我快寫，我們一起下鄉去。於是，我給胡耀邦伯伯寫了一封長信。德平告訴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興，但對我們的幼稚也感到擔心。他表示，要慎重考慮之後再給我回答。
這時，我們要下鄉半工半讀的事在全年級傳開了，有十幾個同學要和我們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級黨支部立即彙報到系領導，系領導一面向校黨委彙報，一面在同學中間做工作。漸漸地，學校對我們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甚至有人說我們是“反黨小集團”。為此事，陸平校長專門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態度對胡伯伯產生了影響。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談了一個晚上，批評我們的主觀主義，特別以「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他說：“我要給你們潑瓢涼水！”他要我們安心在學校學習。我們和他辯論，認為他不了解北大的實際情況，並引經據典，證明我們的行動完全符合革命導師的教導。這次談話，誰也沒有說服誰，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見面“火藥味”挺濃。
被打倒的胡伯伯說對毛主席「我要愚忠」；對理想、學說、事業仍然執著
5年以後，我第二次見到胡伯伯。那時由於北大的派性鬥爭，德平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慮不安的外婆報告情況。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間裏站著一個頭戴舊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掃大街的清潔工人一模一樣。開始我沒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發現是胡伯伯。他剛從西山的團中央林場回來，在那裏勞動很長時間了。
胡伯伯關切地問起我和北大的情況。這時我已經畢業，被分配到黑龍江，即將離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讓我苦悶、彷徨，當時的思想狀況，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樣，面對胡伯伯，我無所顧忌地傾訴起來。
在那個時候，彼此毫無戒備地敞開心扉是很危險的，但胡伯伯卻痛痛快快地和我暢談起來。他從當紅小鬼開始，講到長征的九死一生，特別是到延安以後怎樣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成長起來，很誠懇地說：「我從24歲起，屁股後面就跟著挎盒子槍的，幾十年了，整一整有好處，脫離群眾很危險呀！不過，扣我‘反對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麼會反對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隨他們了。我要愚忠！」
他越講越激動，完全忘記了他當時的處境和身份，對我暢談起理想、學說、事業，談他的人生追求，兩眼放射著光芒，個人的命運、家庭的狀況，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談話深深地感染了，沒有想到這個身處逆境的人，竟然還會這樣忠貞、堅定、樂觀。（兩年以後我才知道，他那時在林場的境遇相當不好，他是咬著牙才挺過來的。）
那時，我對中央文革小組在四川的所作所為以及林彪的「站隊站錯了，一切都錯了；站隊站對了，一切都對了」 的理論，已經產生了懷疑，但對毛主席卻仍然由衷地崇拜。“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我當時的心境，正和李白這兩句詩描述的一樣。與胡伯伯的這次見面，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好像見到了岳飛、文天祥一般。他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銘刻進我的記憶之中。此後的7年，我在黑龍江的林海雪原中歷盡艱苦與磨難，走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一個階段，但沒有沉淪，一直在掙扎著前行。胡伯伯的這次談話以及後來與他的交往和討論，成為支撐我苦鬥的重要精神支柱，從此我在心中把他當作我的精神導師。
九大以後，當時的中央要他揭發鄧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當時「九大」剛開過不久，胡伯伯作為八屆中央委員參加了「九大」，但沒有被選為新的中央委員。我去看望他，他告訴我，「九大」之前和會議中間，有很負責的人找他談，讓他寫一個“深刻的 ”檢查，說他是紅小鬼出身，沒有什麼大問題，仍然可以當中央委員。可是，他沒有寫這樣的檢查。他對我說：“祿這個東西要看透。如果為了祿出賣靈魂，活著有什麼意思？長征的時候死了多少人，那時候哪裏會想到能有後來的祿？我還能勞動，自己能養活自己。沒有了祿，對孩子們有好處，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過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沒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當時的中央對他很不滿意。「九大」之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檢查，他一直頂著，沒有寫。原因不是他對自己挨整有抵觸，而是因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檢舉、揭發鄧小平同志。從1950年開始，無論是在四川，還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之下工作，人家認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鄧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劃清界線。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團中央的同志們一起到河南潢川縣的黃湖農場「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療。1971年初，我從黑龍江回京探親，常去胡伯伯那裏聊天。他極其生動地給我講述幹校生活，充滿了做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的自豪和快樂，沒有絲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長的幹校勞動心得體會的稿子給我看，其中寫到與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車往返二百餘里運輸物資的情景，以及他的興奮、不服老、與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熱心情，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這篇稿子現在還能找到，希望能有機會發表，因為它是展現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貴資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訴我，他在「九大」前後拒不檢查的事還沒有完，駐團中央的軍代表仍在逼他寫出檢查，態度十分惡劣，但他仍然沒有寫。他已經下定決心，靠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度過晚年（這時他的肝炎已經治好）。但是，看得出來，政治壓力讓他很苦悶，這與他談起幹校艱苦勞動生活時的開朗歡快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很為他擔憂，因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內情的北大同學告訴我：1966年6月，陳伯達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想爭取他與劉少奇保持距離，沒想到鄧小平把這封信交給劉少奇了，劉少奇在中央會議上嚴厲斥責了陳伯達，搞得陳伯達很狼狽，「劉鄧路線」就這樣開始引出來了。當時我從多種情況判斷，這位同學講的情況是真實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為鄧小平同志受過，認為這樣頂著對鄧小平同志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保護意義。
經過反覆考慮，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胡伯伯聽後，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須在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之間做出抉擇。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這樣的抉擇，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鄧小平同志會反對毛主席。這時陳伯達已經垮台了，但我們都明白，對於鄧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動，毛主席是不會原諒的。胡伯伯對祿位已經視若浮雲了，但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對忠於毛主席的政治立場卻看得相當重。無論從個人的經歷，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上講，他都不能對毛主席懷有二心。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檢查稿讓我看，寫的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認識。在這份檢查中什麼具體材料也沒有，只是講以前對鄧小平很敬佩，認為他沉穩、冷靜，抓大事準確，現在看來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檢查，空空洞洞，只是寫給毛主席看的一個政治表態而已。胡伯伯對我說：「不知道能不能過關，我只能寫這些了，具體的事我確實一件也不知道，總不能捏造吧！」
檢查交上去了，當然是不能讓上邊滿意，軍代表仍然堅持要把他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終因缺乏證據而未能得逞，不過在以後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暫日子，胡伯伯一直被當作異己分子而“靠邊站”，沒有任何工作的機會。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飛躍和政治選擇
胡伯伯政治態度的變化，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他一向嫌惡整人的人，在黨內鬥爭中總是迴避退讓。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前，他曾告訴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負責人沒有任何憑據便把新疆一位書記往死里整。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黨內這樣黑暗的事件，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沒有想到，6年以後，比西安的鬥爭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
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對我說：「‘文化革命’是個大潮呀，誰也擋不住！參加的人這麼多，這麼火熱，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的？這裏面應該是有社會原因、歷史原因的。我們中國有長久的封建傳統，恐怕跟這個有關係。」“驕傲了，驕傲了，自以為了不得了。驕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對我說：「‘我是不讓權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這些話我是當面聽到的。」胡伯伯沒有說這兩句話是誰講的，在什麼時間、地點講的，但我明白他講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話在胡伯伯的心裏已經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講出這些話之後，長久地沉默不語。我陪他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什麼也沒有問。27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6年之後的1978年，胡伯伯親自組織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我知道，這場討論的思想基礎，他在林彪事件之後便開始逐步地奠定了。他從把毛主席當作真理的化身，把忠於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政治靈魂和道德標準，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中堅持「愚忠」，轉到用實踐來檢驗毛主席晚年的思想與活動。
對於他來說，這一思想轉變是極其痛苦、艱難的。毛主席與他之間，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領袖與下級的關係，毛主席曾經許多次親手指點他如何工作，當面給了他無數的教誨。可以說，毛主席對他既有師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於特別矜重道德節操的胡伯伯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感情上，他與毛主席都存在著難以割捨的特別聯繫。
但是，面對林彪事件這樣匪夷所思的歷史悲劇，他無法不去深入思索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政治與歷史的意義，他無法不去考慮毛主席的責任。是對人民、對歷史負責，還是僅僅對毛主席「愚忠」？敬愛的胡伯伯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選擇了尊重實踐、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與探索是極其真誠、極其堅定的，他用行動證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麼熱烈地向我講述的對於理想、學說、事業的執著和嚮往，確確實實是他的人生寫照！
胡伯伯對於「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入思考，不僅導致他勇敢地發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和無畏地平反冤假錯案，更表現在他堅定地、以身作則地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原則立場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這樣說，更是這樣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與數千年封建專制傳統徹底地決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龍江的山溝里開始研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並由此逐漸涉入佛學領域，1976年11月寫出第一篇學術論文《初論譚嗣同的哲學思想》（這時我已經調回家鄉安徽省金寨縣）。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對我粗淺的第一稿給予熱情的鼓勵。此時寫出正式的論文，我首先寄給他請求批評。
12月8日，胡伯伯給我寫了一封9頁紙的長信，讚揚鼓勵我，同時又非常謙和地指出論文的不足。（當時由於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顧慮，論文確實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著重講述了批判“四人幫”的重要性，並且特別“談到勇氣”。我認為，這是此信最有價值之處，因為這是他在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與平反冤假錯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僅三個月、“兩個凡是”已經初步形成的時候寫下的，從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發展的脈絡。
1989年以後，我的注意力漸漸地回到現實問題上來，特別是1992年以後，開始認識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國封建傳統的影響問題。隨著認識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啟蒙老師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來也存在著封建傳統的影響，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堅決地一步一步擺脫，直到徹底決裂！
1987年春節，我去給胡伯伯拜年，勸他讀讀《資治通鑒》，他一揮手，說：「共產黨人不讀那些！我要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當時我在心裏抱怨他：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覺悟！五六年以後，我才認識到，不是胡伯伯不覺悟，而是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我思想更落後，更陳舊。胡伯伯此時不讀《資治通鑒》，不是他輕視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視閱讀中國古代典籍，《資治通鑒》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讀過不止一遍。我想，識者能夠明白他當時語境中蘊含的確切意義。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國需要這樣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拋開個人因素的顧忌，敬謹發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寫給我的信。我想，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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