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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思想上的自戀 在疫情爆發下造成沉重損失

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1月底爆發,比西方的爆發早一個多月。正如世衛所言,中國空前嚴格的防控,為世界爭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到底西方為何浪費了這一個多月,沒有事前做好防控和應對工作? 從這次事件,又可以汲取什麼教訓。內地《環球時報》英文版在3月14日發表英國政治和國際關係分析師湯姆·福迪(Tom Fowdy)的文章,福迪畢業於達勒姆大學和牛津大學,有跨越西方和東方的認識,他看到西方認知中國問題的盲點。文章翻譯如下:

《在疫情爆發時,西方為自戀付上沉重的代價》

當新冠肺炎(COVID-19)出現在中國時,西方媒體趁機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進行全面攻擊。在整個一月和二月期間,西方評論將整個湖北省的事件,界定為中國及其領導層的失敗,宣揚了西方的自由政治制度的優點,自以為不會遭逢這種災難。

西方媒體攻擊中國
冠以「亞洲病夫」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國記者史蒂芬·麥克唐納(Stephen McDonnell)嚴厲地批評中國,他指李文亮醫生的去世,構成「史詩式的政治災難」,並揭露了「中國指揮和控制體系的最糟糕方面」,而美國的三大報章毫無保留地攻擊中國,《華爾街日報》將中國冠以「亞洲病夫」的稱號,以負面報導,以突顯西方比中國優越。

《華爾街日報》將中國冠以「亞洲病夫」的稱號。

《華爾街日報》將中國冠以「亞洲病夫」的稱號。

一個月後,情況看起來有所不同。即使在湖北,新確診的病例已降至較低水平。儘管中國在人命和經濟挫折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顯然中國已經克服了最糟糕的情況,並成功遏制了COVID-19的傳播。

毫無疑問,中國表現出顯著的復原力,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局勢的改善,許多西方國家包括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和美國卻經歷了COVID-19爆發。

西方國家自以為至高無上
疫情爆發時措手不及

疫情是全球大流行,而不是贏家和輸家的遊戲。但是在早期階段,西方媒體和政治階層肯定是這樣想,自以為是至高無上的,自滿的情緒令其沈醉於對中國的攻擊,當疫情爆發時便措手不及,從而演變成政治災難。隨著病毒在世界各地傳播,人們開始認識到事實,能否對抗疫情和意識形態無關,而中國的反應,證明絕非無能為力。

什麼是西方呢?從與歐洲有關的通用地理術語演變而來,它暗示了一群聲稱對非西方的二元「其他」或對「東方」具有政治和社會優越性的國家。從基督教到自由思想的演變,這些國家預示著一種意識形態傾向,即它們擁有唯一、單一的普遍本體論政治真理,並肩負著將其傳播給其他人的正義使命。

就像他們先前信仰的教義一樣,他們堅信自己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沒有其他選擇具有任何真實性或合法性,因為自由主義是「真理」,所有與之不符的人都是異教徒,是遭受某種形式的欺騙或無知。 這些意識形態基礎強烈地塑造了西方對中國的報導和態度,提倡一種思維模式,認為中國的體系是完全非法和毫無價值的,西方有責任相應地將中國轉變為「正確的道路」。因此,西方的新聞業具有內在的意識形態偏見,它傾向於消極、玩世不恭和相信中國注定要崩潰。

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對COVID-19的報導,試圖將其描繪成政治失敗,從而給領導層帶來了一場「危機」,西方國家由於其意識形態,不認為會有這種危機。

中國的應急工作也被描述為一次失敗,例如《紐約時報》將湖北隔離政策稱為「人民人身自由的巨大代價」,這說明對西方政治制度的痴迷,和崇尚自由的言論,無法對實際情況,作出公正的判斷。同樣,美國政客們以疫情爆發為契機,力指疫情證明在中國的生意不可靠,因此是時候「脫鈎」了。

然而,這些判斷是錯誤的,自以為至高無上的信念,未能使決策者對接下來的事情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因為他們認為這並不是他們的問題。因此,隨著中國戰勝了這種病毒,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隨後開始爆發疫情,才發現自己的政治制度無法提供額外的免疫力,令市場處於混亂狀態,美國人甚至未能找到足夠數量的測試劑。很少人能預見甚至想像到,北京能有效地宣告戰勝疫情,而西方卻逐漸陷入恐慌狀態。

總體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如何影響西方對中國的判斷和看法。自中世紀以來,自我至上的信念一直存在於西方思想中,因此,當非西方國家正與疫情搏鬥時,西方國家卻認為,由於我們有「上等生活方式」,這些疫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可悲的是,它的確發生了。

疾病是不會區分任何民族或政治制度,因此,現在是整個人類共同努力抗疫的時候,大家不要再在這次可怕的大流行中,冀望爭取個人分數。

作者是英國政治和國際關係分析師,畢業於達勒姆大學和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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