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理論的困局: 民粹主義VS效率主義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抗疫工作做得很爛，美國周二單日有2.6萬人確診，英國單日有3000人確診，數字驚人，但他們的民意支持高企。據英國民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民調顯示，約翰遜儘管提出「群體免疫論」備受質疑，但他的支持率達到52%，創下他去年贏得大選以來的最高紀錄。72%的英國選民對約翰遜的表現感到滿意。蓋洛普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走勢也類似，他的支持率從44%升至49%，達到任期內最高點。60%的美國民眾認可特朗普抗擊疫情的表現。

或許政治學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可以解釋，即是每逢出現危機或戰爭，領袖在的支持率就會上升。

不過民意歸民意，英美抗疫工作做得怎樣，學者心中有數，看見用大貨櫃車從紐約皇后區醫院運走大量屍體時，都很難想像這些事情會在美國發生。

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忍不住要發話，「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甚至還認為，就是因為些原因，所以特朗普在過去2個月一直沒有準備好去防疫。

著名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大名鼎鼎的福山是《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他在1989年東歐鐵幕倒台時，曾預言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佳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也是從政治體制的高度入手，問「到底什麼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抵禦新冠病毒的能力。」

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

在這篇文章開頭，福山首先回顧了今年1月當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中國遭到的種種抨擊，稱當時由於李文亮醫生這類事件，外界一度認為中國的疫情爆發，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資訊傳播受到阻礙，由此認定中國的疫情展現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國那種「集權政治體制」的失調。

福山話鋒一轉說： 「可如今情況對於民主政府卻並不那麼樂觀了。」歐洲現在面臨比中國更巨大的疫情負擔，其中人口只有中國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更是已經超過了中國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也在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寫道。

福山的推論重點是：第一，在全球暴發的疫情面前，以往對於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經不適用了，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經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這種體制之分了。因為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中都出現了應對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第二，福山認為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福山進而指特朗普不行，民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低，因此影響抗疫。結論是問題並非源於制度。

我認為福山作為學術精英，提出了好問題，但答錯了答案。雖然我也是民主體制愛好者，但認為如今一切和體制有關。我一直認為，專制制度如果朝好的方向發展，有精明而不自利的領導，可以發展成為一種以群體利益為尚的「效率主義」，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就是一個好例子。而在抗疫時更表現出來，領導人果斷行動，以救助人民性命為先，先不去考慮經濟，更不是為了自己的民望。

相反對，民主制度可以惡化成「民粹主義」，政客為保民望，爭取當選連任，就投民眾之所好，人民短視不想承受痛苦，不想封城，政客也不會去做。領袖行動猶豫，不以救命為先，又想保經濟，又要無痛，結果決策延誤，死得人多。

福山等高明的政治學者，若不直面西方民主制的問題，不提出改革良方，最後就要寫一本書，叫做《民主的終結》。說到底一個低能的總統，一個不受信任的政府，不也正正是由美國人選出來的嗎？在抗疫這種科學化的考題上，劣質化的制度，一試就露底了。

盧永雄

福山在《大西洋月刊》文章詳見: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thing-determines-how-well-countries-respond-coronavirus/609025/

黎智英案進入戲肉，但由於審訊曠日持久，外界的注意度下降，但近日從犯證人、律師助理陳梓華的作供非常有爆炸性，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揭露「支爆」大計。之前作供的李宇軒由於無直接接觸黎智英，因此他間接引述黎智英或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說話，只屬由第三方聽到的「聞說證供」(hearsay evidence)，較易受到挑戰。但陳梓華是和黎智英有直接接觸的人，曾和黎智英見面3次，包括一班人2020年年初在台北開過會，並有不少和黎智英直接溝通的電話短訊，所以他的供詞不是聞說證供，而是直接證據。

陳梓華參與的台北會議，黎智英會上提出「支爆」大計，所謂「支爆」，即是「支那爆炸」。支那是日本當年侵華時對中國的一個貶損名稱，光是名稱已經顯見其惡毒含意。而所謂「支爆」就是要令中國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崩潰，政府倒台。當日在台北會議上，其中一名與會者「攬炒巴」劉祖迪，不相信真的會做到「支爆」，但是黎智英就很有信心，指根據歷史經驗很快就會「支爆」，因為中國政府用了很多資源監控人民，例如中國明朝就是這樣。

黎智英並具體詳述「支爆」4部曲，教導與會的「攬炒團隊」說，「國際游說唔係好似你哋咁做，要有4個步驟：1. 要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情；2. 再呼籲他們譴責及關注；3. 將外國的『枱底人』或外國政府想法帶回香港，只有這樣做香港人才會知道，外國政府冇離棄或者忽視佢哋； 4.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可影響到他們的對華政策，可以推動到制裁，甚至將來可以推翻中共。」

黎智英的「支爆」計劃，不單是一種空想，還設計了非常具體的步驟。

第二， 要做反對派大佬。從陳梓華的作供可以知道，在台北與黎智英開會期間，另一名從犯證人李宇軒不在現場，但會後陳梓華及「攬炒巴」劉祖迪與李宇軒開網上會議，向李交代黎智英建議，話要改變國際游說方向，團結不同板塊及民間力量，達到「支爆」，推動制裁，3人決定分工，由劉祖迪做精神領袖及打「議會線」、李宇軒打「國際線」，陳梓華則續聯繫「勇武派」及聯絡政治素人，並推廣「攬炒」論述，推動制裁政府措施。

黎智英做幕後大佬，出謀獻策，出錢出力，主動提出要支付流亡海外的劉祖迪生活費，並安排自己的助手Mark Simon為他們解決聯繫外國政要推動制裁中國的困難。整件事清楚見到黎智英不單是一個反政府傳媒的老闆，還是一個想推翻中共的政治行動核心策劃者，要做大佬，指點江山。

第三，     勾連外地的政府。黎智英最可疑的外地政治聯繫，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台灣，他搞《台灣蘋果日報》，和民進黨的高層關係密切，在之前的壹傳媒高層作供中可知，黎智英見過蔡英文，和蔡英文十分友好。而陳梓華等在台北的時候，黎智英又安排民進黨元老施明德和他們見面，施明德親自教授他們鬥爭方略，教他們如何長期鬥爭，以圖推翻政府。

至於美國方面，黎智英的關係更深，他的助理Mark Simon 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而黎智英自己就見過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內等高層，和共和黨核心人物關係密切。不過這次作供最得人驚的，是不斷提到美國的「枱底人」，黎智英並沒有和陳梓華具體交代這些美國「枱底人」到底是什麼人，但美國「枱底人」和黎智英顯然有緊密聯繫。

從犯證人的作供，全面勾勒出一幅想全面顛覆中國政權的圖畫，而黎智英就是幕後大佬，所以說黎智英案是香港黑暴案件的眾案之母，一點也不為過。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