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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澤東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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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澤東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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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澤東的意圖

2020年04月02日 16:43 最後更新:11:20

鄧小平與毛澤東 資料圖

在1969年,中國和美國開始考慮重新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曾經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夥伴,二戰時期做過4年盟友,成為冷戰敵人也有20多年。考慮到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毛澤東開始在韓戰以後,首次決定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並派遣周恩來執行這一談判。尼克遜此時正在尋求解決越南衝突的辦法,並為了對付蘇聯而尋求長期合作,於是派遣基辛格擔任跟周恩來打交道的人,通過談判向中國示好。1971年,為了準備尼克遜的訪問,基辛格從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戲劇性到訪,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問都是激動人心的大事件,幫助在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的快速恢復做好了準備。

1966年至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導致1969年的衝突,鄧小平和這一歷史沒有關係。但從1961年至1963年,他帶領一組人馬起草了給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爭端的信,1963年,他於莫斯科個人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的重要講話超越了這些憤怒的交流。儘管在1973年晚些時候,他在周恩來的身邊幫助執行談判,鄧小平也與向美國的開放無關,因為這時他仍在江西。

不過,鄧小平的貢獻在隨後才發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後的16個月裏,毛澤東才邀請鄧小平回到北京。因為在1966年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鄧小平,毛澤東還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鄧小平,他也沒有決定要啟用他。因為走「資本主義路線」,鄧小平之前被攻擊得非常猛烈,這給毛澤東向其他人解釋為何又讓他回來帶來了挑戰。毛澤東的策略是,先解釋說鄧小平這位受人尊敬的黨的領導人,過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對待”。在1972年1月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時,毛澤東向陳毅的家人說起鄧小平和劉少奇的不同:他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周恩來當時向陳毅的家人建議說,他們應該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廣泛地為外界知曉。當毛澤東的評價傳到鄧小平的耳里時,這成為首個毛澤東於1971年9月發出的關於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新跡象。然而,更多的跡象還在發生。與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的願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時候,鄧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他的小兒子鄧質方獲准入江西理工大學,他的小女兒鄧榕可以進入江西醫科大學。

毛澤東與林彪

有了這些積極的信號,1972年4月,鄧小平有勇氣寫信給汪東興,解釋說既然他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許找人幫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說,「就我自己來說,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許我多做幾年的工作。」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回應或是消息,但是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鄧榕後來寫書回憶,這些信號顯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已經改善,而這又極大地鼓舞了鄧家。鄧家人等待任何積極信號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澤東對其屬下的徹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間,即使他因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喪。事實上,陳雲已經於1972年4月22日被允許從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連幾個月沒有獲得毛澤東和王洪文的任何回應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鄧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廠向全體工人傳達的關於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報告開始。鄧小平寫道,雖然林彪是一個精明的元帥,但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拒絕赴朝指揮志願軍作戰。

鄧小平承認林彪在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上勝他一籌。但是,鄧小平認為,林彪僅通過強調毛澤東的3篇作品(老三篇,編者注),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方法,鄧小平本人無法認同,因為還有更多的毛澤東作品需要學習和掌握。鄧小平還寫道,林彪、陳伯達對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鄧小平因此感謝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的保護。毛澤東想聽什麼,便告訴他什麼,鄧小平對此做法沒有悔意。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強調,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寫的自我批評中關於他的錯誤是完全正確。另外,鄧小平再次解釋了1931年擅離廣西革命軍(紅七軍,編者注)所犯錯誤。他承認,作為政委,他的表現差強人意,因為他有時未能執行毛主席的觀點。

在1960年到1961年間,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歪風。他還承認,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將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轉移到內地的「三線」建設決定。鄧小平還說,他未能在做報告前及時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未能形成彙報的習慣。鄧小平還承認,「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正確的。

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這一信息,顯然正是毛澤東想要聽到的內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鄧小平的這些保證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安排鄧小平返回北京。毛澤東強調,鄧小平的情況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從未向敵人投降,也未向國民黨傳遞秘密情報。另外,鄧小平在戰爭中支持劉伯承,還對黨對國家做出過很多其他的貢獻。

收到毛澤東的信當天,周恩來就將其在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但是因為江青反對讓鄧小平重歸政壇,此後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1972年9月,鄧小平感覺到他可能被允許獲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區老革命根據地,此要求獲得批准。這也是他在江西3年間第一次被允許離開所居房屋。他重訪江西蘇區花掉了5天時間,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級領導接待規格。鄧小平還獲准用兩天時間看望了1952年後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幹部再教育。隨後,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王瑞林獲准一同返京,重新擔任鄧的辦公室主任一職。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詢問汪東興和紀登奎有關毛澤東8月指令為何沒有執行。同年12月27日,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汪東興和紀登奎回應稱鄧小平可以返京。一個月後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書記白棟材將好消息告知鄧小平。同年2月20日,鄧小平所在工廠的工人為鄧送行,而後鄧小平乘車到達鷹潭,從鷹潭坐火車到達北京。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工作20年。」的確,鄧小平此後一直工作了19年零8個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時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國領導體制中,一個被批鬥的人重返重要崗位時,這首先意味著此人重獲賞識:其他人比較容易認可這種任命。當鄧小平於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返京後,他並未被立即任命職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現意味著他將重新擔任重要角色。當鄧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傳開後,鄧小平拜訪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參加任何正式會議或者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能與周恩來或者毛澤東會面。

但很快,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集政治局開會,商討鄧小平未來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幫”成員比如張春橋,以及張春橋的後台江青強烈反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並擔任要職。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鄧小平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並參加日常會議。最後,經過慎重考慮,政治局建議鄧小平去業務組工作,這一機構由周恩來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職責是,在混亂的「文革」中維持政府正常工作,鄧小平也被允許每周參加一次黨的會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希望毛澤東以文件形式將這些針對鄧小平的決議穩定下來,毛澤東批准了,相關文件也發送到鄧小平和其他黨委那裏。

1973年3月28日晚,鄧小平已經回到了北京,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會議結束不久,周恩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認為鄧小平有很多優點,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復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鄧小平,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內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鄧小平的回應是,他身體很好,因為他相信主席,隨時等待著主席的召喚。那晚,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將會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事。鄧小平雖然還沒有進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參加政治局的重要會議和討論。周恩來還給毛澤東一個信,總結了政治局討論的內容,毛澤東同意會議結果。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招待宴會,這是自1968年以來,鄧小平首次參加官方活動,這時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總理。

很清楚,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我們知道的,1973年間,鄧小平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還有就是協助周恩來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黨代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黨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到了1973年12月,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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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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