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和外賓碰杯

湖南省的文革運動，在1967年時，其主內容就是兩大派群眾組織的派戰。

兩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聯」與“湘江風雷”組織為主的造反派，其成員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廠的產業工人為多，組織有方，人多勢眾。其時的政治方針則是反對省軍區，因為省軍區在1967年初曾動用軍隊鎮壓過造反派，還曾將全省近萬名造反派的骨幹抓起關進了監獄。

另一派則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紅衛兵組織「高司」為主，加上部份工人。

「高司」紅衛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運動的始作佣者與發動者。只是因為在如何奪省委的大權問題上與“湘江風雷”等工人造反派發生了分歧，加之，後又得到奉命出來「支左」的省軍區的有力支持，於是，「高司」便採取了與“工聯、”湘江風雷“等組織對抗的強硬立場。由於這個政治立場，”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態度的工廠企業的大多數黨、團員們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兩大派的鬥爭自然異常激烈，從大字報口殊筆伐，一直鬧到武鬥時機槍坦克大炮都對上了陣，簡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哪一派都希望將對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奪取湖南省的大權。

文革中，群眾組織間的拚鬥，絕不會僅僅就只是他們之間的事，隨著運動的深入，黨政軍各部門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卷了進來，站到某一派的立場。湖南省軍區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邊，但「工聯」方面也不是沒有槍杆子做後盾，解放軍駐湘的軍事院校與野戰軍部隊47軍就先後宣佈支持「工聯」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書記們呢？也沒有能超脫掉，所謂「亮相」一詞，就是指文革中各級黨政領導人公開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眾組織的舉動。不過，地方黨政領導人當時卻沒有軍隊司令政委們的那種特權，因為當時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資派」只是地方幹部，軍人則基本安然無恙。軍隊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後，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現，群眾組織則是以軍隊能支持自已為榮。但地方領導幹部對某派群眾組織的支持，卻有著“投靠”其的含義，而且這“支持”，對方願不願接納，也還不一定。

（四）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補書記章伯森率先發表聲明，「亮相」支持造反派當時查封《湖南日報》的行動。

器廠（「汽電」）廠內，予以軟禁.5月19日，「工聯」等造反派組織還召開大會，批判鬥爭了省委第二書記王延春與時為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華國鋒。會後又舉行了盛大的遊行。當時，華國鋒在造反派們的心目中，還是屬於要打倒的對象，是屬於「走資派」另冊上的人物。

但已表態支持「工聯」等造反派的章伯森，畢竟是政治經驗與官場套路都很豐富的老幹部，他覺得自已省委侯補書記的地位，作為支持造反派的省級領導幹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夠。因此，他一站到「工聯」這一方，便建議「工聯」方面去做華國鋒的工作，爭取華國鋒也能“站過來”，出來公開支持「工聯」造反派。

當時，中共湖南省委各書記狀況如下：

第一書記：張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審查；第二書記：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說有叛徒嫌疑；書記：周禮，半離休；書記：李瑞山，中央已將其調往其他省（後任陝西省革委會主任）；書記：胡繼宗，調走；（後任甘肅省革委會主任）

書記：徐啟文，態度不明；書記：萬達，後表態支持「高司」派方面；書記：華國鋒，態度尚不明；書記：于明濤，態度不明；侯補書記：章伯森，已表態支持工聯造反派；侯補書記：蘇綱，態度動搖不定，但傳說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說服了的「工聯」頭頭們，立即採取行動，由「工聯」一號頭頭胡勇（一個時年31歲的汽電廠工人、後曾於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親自出馬，找被他們軟禁在「汽電」廠內的華國鋒談話，希望華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樣，站出來公開支持「工聯」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舉事的新軍官兵們雖說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權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們自已領頭開國，他們卻又還深感底氣不夠。因此，他們便不惜以武力脅迫，強逼推舉舊日的地方長官黎元洪來出任他們起義的新首領。結果，致使本來對清王朝與革命都是顫顫競競的黎元洪，後來竟由此而有機會在中國現代史上風光風光，還登上了一回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1967年5、6月間，湖南的造反派對華國鋒所具有的態度，和華國鋒本人的心態，竟然與56年前的那頁歷史外貌有著某種微妙的相似。

當時，華國鋒對胡勇的勸說，雖然沒敢取對抗方式，但卻以種種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確態度。顯然，當時湖南的兩派鬥爭實在太激烈，誰勝誰負鹿死誰手尚難定論。雖說「工聯」造反派勢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視，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曾是“林副統帥”的一員愛將，又深得廣洲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的器重。對此，具有“不見兔子絕不撒鷹”晉商性格的華國鋒，自然不敢貿然鮮明亮出自已的立場。他口頭上說應該支持造反派（因為遠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說不能具體只支持「工聯」等造反組織，還說自已得聽從組織的安排，個人不好隨便公開表態云云。

華國鋒這種不冰不火、不激進也不落後、不主動出擊但卻能堅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級信任放心卻不能使他的部屬與同事鐵心擁戴的穩妥性格，可以說既是他能一步步升遷、直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觀因素，同樣，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沒能坐幾年的一項個人根本缺陷。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吧！

對華國鋒的這種曖昧態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滿，談了幾次沒有什麼效果，便決定對其予以放棄，另擇合適對象。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造反派雖說還不能隨意將領導幹部們置於死地，但要將他們列於被打倒的「走資派」另冊，促使中央降其職、罷其官，那還是不難的。當時華國鋒如果真沒被造反派選中，作為「亮相」的革命領導幹部結合進入省革命委員會權力機構，相反，卻被作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予以打倒，或將其撇在一旁“靠邊站”數年不能工作，或將其送進“學習班”去“改造”，那麼，不論此後的情況如何，華國鋒能被毛澤東認識關注，以至由此而進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幾乎為零了。歷史差點在這兒就要拐一個彎了。

（五）

還是章伯森，在這個關鍵之時，又一次無意地繼續撥動了當代中國歷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個出人意外的發展方向前進。

雖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動一個重大的歷史畫頁緩緩出現。

對於湖南省的文革情況，中央無疑是極其關注的，因為，湖南是毛澤東的故鄉。結束混亂局面，儘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參加的省革命委員會，是當時中央眾多領導人的一大心愿。

話給章伯森，要他馬上隨廣州軍區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彙報湖南文革情況。上午11時，章伯森與省委機關支持造反派的省計委副主任梁春陽等即乘機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楊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領導人便接見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詳細聽取了他們的彙報。

話給長沙方面，傳達周總理指示：要華國鋒明天上午去北京。

這是6月15日由於章伯森到北京後，向中央領導人一再說了華國鋒的情況，希望中央能讓華出來工作。所以便有了周總理指示要華國鋒馬上去北京彙報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處感到榮幸的無疑應該是華國鋒，他當時也確實很高興了一番。然而，那時似乎章伯森比華更覺欣喜倍感自豪，因為他的建議得到了中央的重視與實施。

”廠找了華國鋒，向他講了周總理的指示。這次，華國鋒沒有任何遲疑與哼哈，當即，他就馬上表態：支持「工聯」造反派！並寫了一個「亮相」聲明。

6月21日上午，華國鋒去北京前夕，發表了《改正錯誤，堅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亮相」聲明的大字報。其內容大致為：

（一）改正錯誤，願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軍區）借肅清「湘江風雷流毒」打擊造反派是錯誤的；（三）“紅聯”「高司」“公撿法”等保守組織是黨內走資派的御用工具；（四）支持「工聯」，向章伯森、梁春陽同志學習。

”廠出發，乘汽車往長沙機場登機赴京。

華國鋒登機後，「工聯」方面馬上以大字報與傳單形式將他的聲明公佈於眾。因此，後來造反派們常常戲言說，華國鋒是在“空中亮相”，是“雲裏霧裏（飛機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貼出大字報說：華國鋒的「亮相」聲明，是他被「工聯」方面鬥爭一個多月後，由「工聯」起稿、硬逼著華國鋒薟的字，因此，當華登上飛機後即宣佈作廢了。

說明：「我是共產黨員，是不能在什麼所謂壓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觀點而說成是自已的觀點去欺騙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報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實際的，不是什麼逼出來的，請大家不要相信謠傳。」華國鋒的這份來電，自然由「工聯」方面又抄成大字報，貼滿了長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華國鋒從長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與人生歷程的一個重要起始點。

正是由於有了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華國鋒在9年後登上天安門入主中南海的「頂峰」歲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個《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在這個文件中，華國鋒被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第二號負責人（第一把手是來湘「支左」的47軍軍長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則排在了他的後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華國鋒自然做了省革委會實際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軍軍長黎原）。

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華國鋒首次進入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後，受到毛澤東關注的華國鋒，於10月3日便被調京，成為國務院業務組一員（相當於副總理工作職位），全面躍上了「中央領導人」這個台階，開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經歷（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一職，卻始終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華國鋒表態公開支持「工聯」等造反派、並由此而得以當上省革籌負責人後，當年的9月17日，便幸運地獲得了其時正視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澤東的召見與親切面談。毛澤東在此次視察期間，在各省召見的，都是當時各省已居軍政領導的第一、二把手，無此等資格者，是無緣見到毛澤東的。這一次召見，無疑使毛澤東深深地記住了華國鋒這個人，進而為華國鋒日後的仕途進程，奠定了一個極其重要而堅實有力的鋪墊。

1969年11月12日，來湖南視察的毛澤東再一次召見了華國鋒，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勢，並對湖南的情況與華國鋒的工作都深表滿意，進一步確立了對華國鋒之印象深刻的好評。

而如果沒有1967年6月華國鋒支持造反派的公開「亮相」，可以肯定地說，那麼華國鋒便不會、也沒有資格受到這幾次無疑決定了他後來重要命運的召見，由此，那華國鋒以及當代中國的歷史，就都將是另外一種畫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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