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若不善忘，應該記得英國在不夠一個月前，於3月12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抗疫行動即日起從第一階段的防堵進入第二階段— 「拖延」。英國首相約翰遜、英國政府首席醫學官惠蒂（Chris Whitty）、首席科學官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當日齊齊宣布「群體免疫論」，否定取消大型公眾活動和關閉校園等強硬抗疫措施，舉世嘩然。
如今一個月不夠，仿如隔世，首相約翰遜已染疫入院急救，首席醫學官惠蒂
早前因出現感染症狀自我隔離，剛剛痊癒出山，他們和首席科學官瓦蘭斯曾建議讓60%英國人感染，三人如今已達到66%的感染率，而英國亦變了樣。
英國新增確診數字仍高踞不下。
雖然英國隨後改變政策全國停擺，但已大遲。英國昨日新增確診4375宗，累計確診6.6萬完，死亡7993人，死亡率高達12%，這種死亡率顯示醫院已被逼爆。
英國政府首席醫學官惠蒂。AP圖片
面對這種死亡率，首席科學官瓦蘭斯爵士終於承認，英國最初的抗疫策略失誤，應早點展開大規模檢測隔離。
惠蒂自己結束多日隔離後，在7日的例行發佈會上露面，承認英國政府最初的抗疫策略失誤。他拿德國對比說，德國很早就開展大規模病毒檢測，「我們要他們學習，努力吸取教訓。」
德國政府早前迅速將檢測能力提升到每天10萬次，如今英國政府已提出要在4月底前達到每天10萬次的檢測目標。但英國科學家們認為，因缺乏必要的檢測設備，這一承諾難以實現。在4月6日，英國單日僅進行了1.4萬次檢測。外交大臣藍韜文公佈截至7日的數據稱，目前英國累計才有21.3萬人接受過檢測，其中5.5萬人確診。
德國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只是2.2%，英國死亡率高達12%，英國確診數僅為德國55%，但死亡率卻是德國的5.4倍。英媒《每日郵報》報導稱，德國政府因迅速將檢測能力提升到每天10萬次，受到外界稱讚。
不過惠蒂在7日承認英國抗疫策略失誤的表態，似乎與內閣大臣們相抵觸，其他人仍然拒不認錯，亦堅稱已在盡力增加檢測次數。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回應說，德國的死亡率看起來似乎低一些，但目前尚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在比較兩個國家應對疫情的經驗時，觀察他們社會間的差異也是很重要的。與人口統計資料有關，與系統組織方式有關等等，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經常與他們保持聯繫。」聽完瓦蘭斯的回應，你不會知道真正問題是什麼。
而英國衛生部國務大臣阿加爾（Edward Argar）則在8日稱，英國在檢測方面沒有失誤，英國已認識到需要增加檢測量。目前檢測量正在「迅速增加」，衛生大臣漢考克決心實現每天10萬次的檢測目標。
而當被問及德國低死亡率時，阿加爾稱這當中還有「其他成功的因素」。也是含糊不清的答案。
只就檢測一項，英國想追上德國已極困難，更不要說重症病牀和呼吸機的數量了。英國任由群體免疫，錯失抗疫時機，逼爆醫院，就要接受高得驚人的12%死亡率了。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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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尹錫悅推行親美路線，甚至不惜犧牲國家尊嚴以爭取國際認同，特別是渴望加入G7俱樂部。然而，近期韓國遭受重挫，G7峰會在即，但韓國並未出現在受邀名單上，令其G8夢想化為泡影。
韓聯社報道
據韓聯社報道，2023年的G7峰會將在意大利普利亞舉行，儘管韓國外交部多次嘗試協商，但未能改變意大利的決定。回想尹錫悅夫婦去年在日本廣島G7外圍會議上的喜悅表情，如今對比顯得尤為諷刺。
尹錫悦的外交政策親美反華被質疑
對中國而言，G7並非追求的目標，早在1999年至2008年間，中國連續被邀請加入，卻選擇婉拒。相比之下，韓國視G7為提升國家地位的關鍵，期望借此躍升為全球強國。然而，韓國對G8的執著反而使其陷入尷尬境地，失去尊嚴。
2014年俄羅斯因克里米亞事件退出G8後，韓國看到了入會希望，但直至2021年文在寅才得以參加G7+N會議。韓國普遍認為，加入G7的最大障礙是日本。今年5月，日本邀請韓國參加廣島G7峰會，一度讓韓國看到曙光。
韓國媒體和政界過於樂觀，甚至有人宣稱韓國在心理上已是G8成員。然而，現實是，韓國連參加外圍會議的穩定資格都未確保。面對意大利的G7峰會，韓國積極爭取，甚至與意大利比較經濟實力，希望能獲得認可。然而，意大利最終並未邀請韓國，韓國的期待落空。
分析指出，G7成員國的選取並非東道國意大利一言堂，真正的決策權在於美國。尹錫悅政府誤判形勢，過度依賴美國，忽視了自身外交策略的重要性。事實上，2021年文在寅受邀，正是因為其親中立場和與日本的緊張關係，符合美國的戰略需要。
尹錫悦上任後改變過往韓國在中美博弈中較為中立的立場。
韓國若繼續追隨美國對抗中國，只會讓自己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G8夢想的破碎，揭示了韓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脆弱性。真正的尊重來自於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非依附於他人。韓國應反思其外交戰略，避免成為大國博弈的棋子，承擔不必要的代價。G8夢碎，是韓國盲目跟隨美國的代價，也是其外交政策失誤的警示。
韓國的G8夢想破滅，反映出其在國際舞台上的焦慮和定位困惑。韓國政府和民眾對G7的痴迷，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對自我價值的不確信。韓國媒體和政界的過度反應，似乎忘記了國家尊嚴不應僅僅依託於外部的認可，而應源於內在的實力和獨立性。
回顧歷史，韓國的經濟發展和科技成就無疑是值得自豪的。韓國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佔據重要地位，文化產業影響力巨大，這些成就本應是其自信的來源。然而，過分追求G8身份，反而讓韓國在國際舞台上顯得過於急切，缺乏從容。
實際上，G7的核心議題和成員國組成反映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共識。儘管韓國經濟發達，但在全球治理和國際事務中的角色仍有待拓展。韓國應更專注於提升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實際影響力，如加強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而不是單純追求G7的身份標籤。
此外，韓國應重新審視與鄰國的關係，尤其是與日本的關係。兩國的歷史糾葛和現實競爭不應阻礙正常的外交互動和合作。真正的強韌在於能夠處理好複雜的關係，而不只是尋求外部的接納。
尹錫悅政府應認識到，國家的地位和尊嚴並不取決於是否屬於某個特定的集團，而在於如何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推動和平與發展。韓國應該更加自信地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利益和特色的外交道路，而不是一味迎合他國意志。
最後，韓國的經驗教訓對於其他同樣渴望國際認可的國傢具有啓示意義。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和貢獻，不應該將自身的價值衡量標準局限於某些特定的國際組織。真正的強大來自於內心的堅定和對外交往的智慧。
總結起來，韓國的G8夢想雖破，但不應就此沈淪。相反，這是一個契機，促使韓國反思其外交政策，尋找更加務實和自主的道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國際地位，贏得世界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