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蔣介石與汪精衛》，陳瑞雲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國民黨的三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過之後，到南京開四屆一中全時，胡漢民在廣州，汪精衛在上海，均稱病不出席。蔣介石於12月22日出席了當天的開幕式後，帶著宋美齡飛往寧波，回奉化老家去了，說是「還鄉歸田，還我自由。」全會推舉常務委員九人，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居前列;選任國民政府委員三十三人，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亦列排首;推舉中政會常務委員三人，為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但這三位都不到京視事。
事實上，他們誰也不甘寂寞，胡漢民在廣東經營著他的陣地。而蔣介石和汪精衛繼續暗中謀求結合。蔣介石飛寧波前，約汪派的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談話，說：「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巨。前在滬時，曾向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氣，希望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黨，非汪先生莫屬。」
四中全會後，組成孫科內閣，蔣、胡、汪袖手旁觀，不從黨的領導人方面給予支持。不僅如此，拆孫科政府的台，還是蔣汪合作的前提。蔣介石下野後，他任行政院長時的各部部長、司長們，紛紛告退，不待批准，即自行離去。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把部里的檔案、賬簿帶走;科長以上人員每人發薪三個月，遣散;未交給孫科政府分文現金，卻留下債務一千萬元。宋子文與江浙財團溝通，不給孫科政府以財政支持。政府稅收無望，因各省自行收稅，東北被日本佔領，南京周圍幾省控制在蔣介石手中，滿打滿算政府每月的收入僅有六百萬元，而何應欽要軍費每月一千八百萬元，政府行政費每月四百萬元，月赤字達一千六百萬元之巨。支出龐大，籌款無著，孫科一籌莫展。對日問題，是孫科政府面臨的嚴肅、急迫的政治任務。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侵略戰爭，武力佔領東北時，蔣介石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葬送了東北大好河山和三千萬人民，國人口誅筆伐。由此而來的一個抗日反蔣高潮已在長城內外，乃至大江南北蓬勃興起。蔣介石下野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這個巨浪的強烈衝擊。孫科於1931年12月17日進京，第一眼看到的是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抗日救國赴京示威團學生萬餘人，在南京舉行總示威。南京政府鎮壓學生，製造了珍珠橋慘案，但人心不服。東北方面，日本正進攻錦州。在東南，日本的大炮對著南京，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孫科為首的新政府不能繼續走蔣介石的路，毅然修改對日「不抵抗」和依賴國聯解決方針，對日取強硬抵抗態度。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謂本政府最急之任務即在消滅戰禍，並保主權。對進攻錦州的日軍取堅持積極抵抗態度。日軍在上海挑釁，陳友仁提出對日絕交方針，和人民的呼聲一致。孫科政府的抗日“剿共”方針，與蔣介石的只“剿共”不抗日方針相左，受到蔣介石、汪精衛的聯合反對。
胡漢民請入京視事，故做願意合作姿態。胡漢民與汪精衛有約在先：誰也不單獨與蔣介石妥協，得知汪精衛違背前，已火冒三丈，哪肯入京!早在1931年底，胡漢民憑藉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的武力，自立門戶，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委員會等組織，與中央保持半獨立狀態。蔣汪既然合作，胡漢民更以病未痊癒，需長期休養為由，拒絕進京共事，繼續在西南與之抗衡。蔣汪合作要成定局了，才找來孫科。1月18日，孫科應蔣汪之召到杭州，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繼、張靜江在杭州西湖煙霞洞密商外交、財政、軍事要政，並決定聯袂入京。會議內容秘而不宣。會後記者問孫科會談結果，孫科只答：「圓滿，圓滿。」問何時回京?答：“就去。”同月21日，汪、蔣先後到達南京。蔣介石說他以私人資格入京贊助政府，不擔任任何職務，完全以汪先生主張為主張，表露出推汪精衛入朝主政的意思。汪精衛則說自己是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入京開會的，當竭力做中央委員所做之事。但是，在1月23日的緊急會議上和24日的國民黨中政會特務委員會上，蔣介石、汪精衛一致把矛頭指向了孫科政府，以“先行安內，方可攘外”為據，力主對日妥協;批評陳友仁等人對日絕交主張是“只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的“孤注一擲”行為。蔣介石認為絕交的下一步就是宣戰，如果對日宣戰，三天就可以亡國。汪精衛與蔣介石在外交上從來沒有分歧，此時更配合默契。孫科把“神”請了回來，唯一的一項屬於自己的新政策不能推行，奉陪下去毫無意義，14日，陳友仁先辭職，次日孫科辭職，把南京政府交給蔣介石和汪精衛。這正是他們二人所需要的。
據聞：汪精衛曾派陳璧君出面與蔣介石密談，提出入京後兩人上台，應出於互相推重。汪亦曾表示：「誓不一人單獨入京」。蔣汪之間已定共主南京政府之策，入京時的表白非由衷之言。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揭幕之日，蔣介石先把汪精衛推上台，那天，他主持國民黨中政會，決議准行政院長孫科辭職，選任汪精衛為行政院長。還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統管全國軍事。1月30日遷都洛陽。2月6日，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3月4日，汪精衛主持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決定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是否由蔣介石擔任，頗有爭議。蔣介石躲在南京不出席會議，等著汪精衛去安排。汪精衛對國民黨中央要員們左說右勸，勉強說通。最後，在3月6日中政會上通過，8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併兼任參謀總長。此後的國民政府，汪精衛掌行政，蔣介石掌軍事;國民黨中央由蔣、汪共掌。
汪精衛說他在對日外交上與蔣介石無分歧，這是實話。但他在反蔣時對黨務、內政提出過主張。有些早就放棄了。如：關於黨的法統，寧漢合流過程中和「護黨救國」運動時，是汪精衛的一張王牌，擴大會議時扔了，不必要求他此次上台再去強調。擴大會議、非常會議期間，他反對蔣介石獨裁，大喊大叫要民主政治，在他進了政府之後，似乎應當有所行動，但卻被他忘得無影無蹤。遠的不說，寧粵和平會議上，粵方代表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有一條：使政治民主化，其中措施之一，是每年或兩年由國民政府召集一次國民代表會議，國民代表會議得選舉立法、監察委員之半數。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本其精神，規定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各半數由法定人民團體選舉產生。儘管它並非真正的人民民主，如其實施也算汪精衛沒忘記他在野時的那些民主諾言，可是蔣汪聯合政府並不曾實地去做，而且，沒有多久，即1932年年底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的時候，乾脆把這些規定刪掉了。難怪鄧演達說汪精衛除了反蔣擁蔣之外另無主張。原來那些吸引人的主張、漂亮的口號，都是些裝飾物。
了蔣介石從奉化、汪精衛從上海到杭州會晤的消息，張發奎如夢方醒，大呼受騙上當。蔣汪合作當年，張發奎去了德國。抗戰勝利後，張發奎主持華南戰區受降工作，並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汪精衛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偽政權後，陳璧君插手廣東，任偽政權「廣東政治指導員」，作為“中央”代表，坐鎮廣東。她不僅經營權力，而且搜刮大批錢財。張發奎接收廣州時，對漢奸陳璧君的家進行搜捕，絲毫不客氣。由此可見汪精衛在張發奎心目中的位置。汪精衛的追隨者固然因受其愚弄而憤慨;其他反蔣人士對汪精衛的出爾反爾，投機善變也非常厭惡。公開罵汪精衛的不止鄧演達。
日本打進中國，佔領了東三省，並向南進犯。1932年3月在東北製造一個傀儡組織，名曰「滿洲國」。這個時間，恰在蔣汪聯袂入京，以國民黨中央常委、中政會常委身份議決國事之後，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間。全國人民無不認為，政府應組織抗日。蔣介石卻說「攘外必先安內」。汪精衛則說，對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蔣介石的方針包含對內對外，汪精衛說的是對日政策，是保證實現“先安內後攘外”方針的補充辦法，是專門解決國民政府集中軍事力量“安內”期間，對待日本侵略問題的政策。兩者精神相通，歸宿是一個。
「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介石的一貫主張，但不是蔣介石的發明，早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利用。如：宋高宗趙構面對金的威脅和連綿的農民起義，認為“腹心之患深可憂，不先去之，無以立國。內寇不除，何以攘外”，寧可對金稱臣，而從前線召回岳飛鎮壓農民軍。清朝晚期，既遭遇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又受到國內此伏彼起的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打擊，慈禧把仇恨和進攻的目標集中在人民身上，以致發展到“借師助剿”、“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蔣介石稱道說：“古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乃至當不移顛撲不破的真理”，是“立國的一個信條。”他以明朝亡於農民戰爭的教訓訓導部下，1932年6月，在廬山“五省剿匪會議”上說：“現在我們的國情，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只要把國內的匪剿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穩固自強。否則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
一般的、籠統地評說「攘外必先安內」，很難辨別是非曲直，必須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及其具體內容論短長。1931年夏天，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接連製造挑畔事件，關東軍磨刀霍霍，諸多跡象預示著一場罪惡的戰爭就要發生了。國人瞪大了眼睛注視著東北。蔣介石的槍口則對著南方的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州的非常會議。7月23日，他在指揮“剿共”的駐地南昌發表文告說：“惟攘外應先安內”，“不先消滅赤匪，恢復民族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則不能攘外。”他告訴身負東北邊防責任的張學良：中央現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非對日作戰之時”，遇日人挑釁，我們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在瀋陽開炮了，瀋陽被侵佔，遼寧省淪陷;接著日軍向北進發……11月30日，蔣介石發表演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為什麼這樣做呢?據蔣介石講過的話、做過的事看，他對敵我的認識與眾不同。由於日本侵華，中華民族危急，國人都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大敵，而蔣介石卻說“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赤匪是心腹之患”，不治會糜爛不可收拾;“倭寇是皮膚小病”實不足慮。為了讓人了解他的意思，竟不惜把話說得過格，如：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講話時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基於這種認識。不僅在事變前的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以數十萬大軍對紅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而且事變後仍繼續，又發動第四次、第五次“圍剿”。
「九·一八」事起，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進行武裝抗日，南方紅軍北上，南京政府不僅不給予方便，反而視為非分之舉，對北上紅軍圍追堵截，強令政府軍隊去“圍剿”紅軍。但當時，不論地方軍、中央軍都要求北上抗日，不願與同胞自相殘殺，甚至“對剿赤毫無鬥志”，蔣介石斥責他們“南轅北轍，本末倒置”，警告說：“如再貪生怕死，奢言抗日者，立斬無赦。”結果是什麼呢?最直接的是不能集中力量於抗日，並在自相殘殺中消耗本國的實力。蔣介石從南京政府的角度，承認這種現實，說：“我們國家在這幾年以來，因為有這種大患，一切建設工作都受了牽制，我們實在沒有餘暇可以培養國力，充實國防。”若從拿真槍真刀的“剿共”軍事來說，南京政府的精銳部隊在“剿共”前線的死傷、共產黨領導紅軍在被“圍剿”中的損失，又何嘗不是中國抗日力量的削弱、中華民族精華的令人痛心的犧牲呢?國共兩黨都是炎黃子孫，只要有愛國心，最終總會走到一起。打，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是談成的，是通過政治方式解決的。打，反而使日本坐收漁利。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正是利用了南京政府集中軍隊“剿共”，東北軍入關先參加中原大戰後打石友三，東北邊防空虛的時機;事變後又鑽了南京政府“先安內後攘外”的空子，從而把魔爪伸向淞滬地區。
服從於「先安內」方針，對日本的侵略採取什麼方針?「九·一八」事變初是「不抵抗」，但國人皆曰可誅，招來內部更大的不穩，以致“蔣主席”不得不第二次下野;在國際上觀瞻亦欠佳。蔣汪合作後，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提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八字方針，還有一場學生懇請汪精衛入京主持黨國大計的“歷史的誤會”。那是「九·一八」以後，愛國的青年學生悲憤於國土的喪失，政府的失策，“血已升到沸點”，自9月下旬，上海、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太原等地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全國各地學生，不斷湧向首都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短短三個月中，彙集到南京的學生達八九萬之多，大小請願活動百餘次。他們一致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復失地。9月28日，以上海、南京兩地學生為主，集合數千人，包圍南京政府外交部辦公大樓，搗毀外長辦公室，毆傷了外交部長王正廷。29日，蔣介石出面接見請願學生，表示接受請願條件，決不簽訂任何喪權辱國條約。學生暫停請願，等待政府實踐諾言。過去了將近兩個月，不見政府抗日行動。11月下旬，傳出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通過決議，蔣介石親自北上，首赴國難的消息。26日，學生掀起“送蔣北上運動”，上海、北平、南京學生兩萬人，在國民政府門前聚集，冒雪過夜。次日，蔣介石發手諭，仍表示接受請願要求。學生返校等待蔣介石北上，但仍無動靜。11月底又傳出錦州設中立區的消息，舉國嘩然。12月初，北平、濟南、徐州、上海等地學生，重新組織起來赴京請願，12月2日，蔣介石接見北平、徐州各校學生，表示中央全會後北上抗日，4日又接見，但學生不再散去。5日，北平學生示威遊行，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一百八十五人，是為“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學生再一次進京，15日，再搗外交部，毆打訓話的蔡元培、陳銘樞。17日，南京、上海、北平、江蘇、安徽等地學生萬餘人在南京遊行，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誣衊學生運動的《中央日報》，受到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三十餘人，逮捕約百餘人，是為“珍珠橋事件”。在學生請願高潮中，汪精衛身處“在野”地位，從193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中下旬，先參加寧粵和談，後“養病”，並開汪派上海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一直停留在上海。他曾接見學生代表，發表過對內政外交的意見。諸如：對日宣戰須有最後決心與準備;武力不能統一，應以建設求統一、以均權求統一;今後不再檢查報紙，使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支持馬占山抗日;還指責南京政府對日交涉中不堅持日本撤兵主張。粵方的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政治民主方案及抗日主張，被學生理解為是汪精衛的思想。加之，學生對蔣介石只說不做失去信任。由此種種，於1931年12月5日，北平學生在南京舉行示威遊行的當天，南京各校學生代表一百八十餘人，到上海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的口號有：“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領導全國青年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接收東北失地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等。照這些口號來看，學生確實該把“汪先生”當做愛國民主的領袖了。
汪精衛表現出特別愛護學生的樣子，對記者發表談話，指責12月5日鎮壓學生事件，謂：不宜對學生從事禁壓，須善導。最好請民眾團體選出代表，組成一個代表會議機關，幫助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使政府與人民真正合作，一致對外。汪精衛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沒有異議的，但不能對學生直說。12月6日，他接見首都高等學校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人待粵方四屆中委到滬後一同入京，共赴國難。人們不知道汪精衛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葫蘆里裝的是什麼葯，只從字面上看比「不抵抗」好聽，比“先安內，後攘外”圓滑。
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進一步說明政府對日方針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時並行。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為了什麼目的實行這一方針呢?汪精衛說：“因為不能戰，所以抵抗。”蔣介石說：抵抗“是無戰之害，有戰之利者也。”這兩位的解釋一語道破，其「抵抗」不等於對日作戰，不是通過抵抗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去。抵抗是為了交涉。交涉意在求和，對外講和，才能保證集中精力“安內”。至於“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是真是假，要聽其言，觀其行，一系列鐵一般的事實說明，那純屬欺人之談。
蔣汪這次合作，和日本人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協定，受到國人唾罵。汪精衛挨的罵更多。他的朋友替他鳴不平，勸他說：你何必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倒不後悔「背黑鍋」的事，說：“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表現得相當頑固。這個臭茅坑，是蔣汪合作建造的。主謀者蔣介石，前台主演者汪精衛。
1932年1月28日，駐上海十九路軍愛國官兵在上海及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開戰第一周，粉碎敵人數路進攻，殲江灣之敵一個聯隊，日軍司令鹽澤幸一被撤職。由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野村接替，增兵一萬餘人，重行進攻。至2月13日，野村的攻勢又被粉碎。野村被撤。由日軍第九師團長植田任總司令，增兵至三萬餘人，2月20日，舉行第三次總攻，十九路軍激戰五晝夜，打退敵之總攻。日軍重整隊伍，派白川大將(田中內閣時陸相)為總司令，加派菱刈隆為副總司令，增兵三個師團，飛機二百餘架，總兵力達六七萬人，戰線延長至百餘里。十九路軍繼續奮戰，雖減員未得補充，仍堅持苦戰兩月有餘。上海和全國各地人民、海外僑胞，以金，以物，以聲，以心，以身，表達對愛國將士的支援。馮庸大學師生從北平至上海，投效十九路軍，張發奎從廣東率部北上，請纓抗日。愛國軍民共同譜寫悲壯抗日的歷史篇章。
然而，蔣介石不滿意十九路軍擅自對日軍開戰。陳公博敘述了蔣介石和他的一段談話：
我還記得一次我和汪蔣兩先生在浦鎮的車站山上的工程師住宅內談話時，蔣先生還說了許多埋怨十九路軍的話。
我解釋著十九路軍不得不戰，而且上海的戰爭，我認為是政治之戰，而非軍事之戰，末後我更說：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釀成內戰。」
「內戰，我是不怕的。」蔣先生很堅決的(地)維持自己的意見。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別的話岔開，我記著汪先生告誡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語。
蔣介石對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的埋怨，是在公開場合說不出口的。不僅如此，還要表示政府抵抗之決心;大張旗鼓地張揚對十九路軍進行支援。1月29日，國民黨中政會討論了淞滬事變，決定：如淞滬事件屬地方小事，我方固可讓步，但如有關領土主權，則決不能絲毫讓步，對暴力來侵犯時，必須抵抗。1月30日，國民政府發佈宣言，表明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2月1日至2日，軍事委員會在徐州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同時令十九路軍駐京、常、錫、蘇各師，迅速全部開往淞滬戰場，並派航空署長黃秉衡率飛機兩隊共二十四架，趕赴上海參戰。2月8日，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抗日將士，贊其“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五萬元。2月14日蔣介石令張治中率第五軍赴滬參戰。
背後的事件很令人吃驚。當十九路軍抗日打到一個月出頭的時候，由於日軍在瀏河登岸，側面受敵威脅，不得不由閘北退到南翔。此時，急需援兵，為此，李濟深和陳公博北上向張學良求救，希望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他們到了北平，頓時覺出冷水澆背。張學良沒有動兵的意思，只以上賓招待他們，請吃飯，送行，樣樣周到;說到出兵的事，話語不著邊際，使人像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以張學良的精明、幹練，何以致此?因為他有難言之隱。李濟深二人到北平之前一日，蔣介石的使者先到了，聲明李濟深等並不代表他的意思。馮玉祥請纓抗戰，蔣汪置之不理。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扣留華僑給十九路軍的六百萬元贈款，並拖欠十九路軍軍餉。還有，上海稅警團長王賡將作戰地圖帶在身上，被日軍搜去;何應欽與海軍部長陳紹寬，「慰問」日軍等。這一切，都不偶然。
十九路軍：保持十幾日的勝利，趁此收手，避免決戰。但日軍不打算停戰，利用國民政府求和之機，增調援兵舉行更大規模的進攻。和平無望，國民政府只得再戰，增調江西、河南軍隊開滬。3月3日，國聯開會。提議中日雙方停戰。同一天，日本宣佈保護上海日本居民目的已達，決定在現佔地區停止戰鬥。所謂「保護日本居民」，純屬謊言。日本在上海製造事件，是為了轉移國際視線，以聲東擊西的手法，掩護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3月1日，偽滿洲國宣告成立，目的已達，才同意停戰。國民政府立即接受停戰談判。從3月14日起，談了一個多月的時間，5月5日，由中國代表、外交次長郭泰祺，日本代表、公使重光葵等在上海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上海劃為非軍事區，中國軍隊不得在上海及其周圍駐兵;而日軍在上海一些地區仍有駐兵權。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剿共”。這就是交涉的結果。
日本為了慶祝淞滬之戰勝利，在上海虹口公園開了祝捷會。朝鮮革命者投了一枚炸彈，日本白川大將喪生，公使重光葵傷了一條腿，倒是這件事很使日本侵略者掃興。
汪精衛大談中國「外交的勝利」，說上海停戰是“平等”的停戰，“毫無對日屈辱之意”今後仍要如此「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下去。
令上海市長迅速查明毆傷郭泰祺的責任者，「遞解歸案，嚴加訊辦」。不久，汪精衛便派額上帶著傷巴的郭泰祺任駐英公使。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於右任，對《淞滬停戰協定》義憤填膺，發動監察委員們，對主持談判事宜的行政院長汪精衛提出彈劾案。以協定未送立法院議決即簽字生效為違法，呈請中央最高監察機關依法處理。蔣介石急忙從後台出來解圍，派人到于右任家疏通，致於右任憤而赴滬。然後，國民黨中政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常會，分別開會討論，認定對汪精衛彈劾案不能成立。蔣介石在中政會上說：“本案手續上辦理既無錯誤，當然不成問題。”上海各民眾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提出由各團體籲請立法院切實聲明上海中日停戰協定全部無效;並籲請監察院繼續提出彈劾，責成汪精衛引咎自劾，否則法律懲戒。黨政軍大權在蔣介石、汪精衛手裏，彈劾案被否定，誰籲請也無效，只能不了了之。
上海事件的處理開了一個頭，做出一個樣子。這就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就叫“不失領土，不喪主權”。以後對付日軍的新侵略活動，沿著這條道走。
日本在上海停戰，回過頭經營偽滿洲國，一方面進攻東北的抗日軍隊，以鞏固其殖民統治;一方面擴大偽滿洲國的範圍至熱河。南京政府對北方防務沒採取有力措施。上海停戰後，蔣介石立即把兵力集中到南方，6月7日，蔣介石離南京赴漢口「督剿」紅軍，15日，在廬山召開鄂、豫、皖、贛、湘五省“清剿”會議，蔣介石親兼鄂豫皖三省總司令，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下，調五十萬大軍對紅軍進行第四次大規模“圍剿”。就在第四次“圍剿”紅軍的過程中，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榆關，隨即攻佔。2月25日，日軍開始進攻熱河。3月3日，熱河省湯玉麟棄城南逃。4日，日軍唾手而得承德。之後，日軍繼續發動對長城各口的攻擊，下一個目標是華北腹地。
請辭職，蔣介石順水推舟，在專車上與張學良商談時說：
我接到你的辭職電報，很知道你的誠意。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兩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所以我決定同意你辭職，待機會再起。
蔣介石安排張學良辭職後出洋治病。張學良本以為蔣介石此次北來會要他反攻熱河，收復失地的;不料蔣介石只把失地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了事。張學良抱頭痛哭，對隨從人說：「蔣先生對日仍以外交為主，並想用黃郛(親日派)到北平來主持政務，專辦對日外交」，“人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下野後，天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張學良下野，北方戰事仍以東北軍、西北軍為主對付。中央軍精銳主力繼續留在南方打紅軍，只有十七軍的兩個師調到長城一線。閻錫山撥一部分軍隊歸北平軍分會。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一職，自1932年8月起，由蔣介石兼，也就是說，蔣介石不但在中央總掌軍事，而且對北方軍事負直接責任。但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方“剿共”，故由張學良以北平軍分會副委員長的身份代行委員長的職權，接受蔣介石在南方的遙控。張學良下野後，由何應欽代理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之職，這樣，華北、平津以及東北軍落入蔣系之手。
事情很明顯，蔣介石此次北上不是組織軍隊從日本手裏收復失地;而是解決失地責任和華北控制權。這之後，他把華北軍事交給何應欽指揮，在保定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由何應欽代蔣主持，坐鎮華北。然後南返，與汪精衛策劃對日「交涉」權力諸事，以解除對他南方“安內”軍事的干擾。
催汪精衛回國。汪精衛不帶兵，不負責軍事，要他回國當然不是為了「抵抗」，他的“長”處是「交涉」，在蔣汪合作的政府里的分工是對日謀和。對此，汪精衛有強烈的使命感，接到蔣介石的催歸電，很及時地於1933年1月11日自德國杜平根啟程回國，中途曾轉道日內瓦，在國聯發表一份聲明書，謂中日爭端並非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無力對日宣戰，但日本取作戰方式時，中國將竭力禦侮;日本南侵，中國將採取陳述國聯與抵抗侵略同時並進政策。隨後取道法國，於3月14日抵達香港，17日到上海。
汪派骨幹陳公博是最知道蔣汪合作及汪精衛使命內幕的人。他一針見血地說：
汪先生這次歸來，很使我擔心，他主持了一個《淞滬協定》，已給人家批評不少，這次回來，准又再訂一個什麼的協定。因為汪先生雖然離國幾個月，行政院長還是虛懸，他雖然三番五次推薦宋子文，蔣先生只是不答應。我又怎樣能夠幫助汪先生呢?只能聽其自然吧。蔣先生之虛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許因為汪蔣合作的關係，也許蔣先生要對日緩和，不願意自己嫡系人物首當其衝。
請汪復任行政院長。3月26日，蔣汪在南京會晤，商定：對日外交汪精衛有最後決定權。有汪精衛主持南京行政，主要是對日交涉，蔣介石於4月2日又去了江西，繼續指揮反共戰爭。
汪精衛回國後，先裝腔作勢、夸夸其談地發表一通他對前段戰爭的看法，指責張學良不得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這時，長城各口中日雙方爭奪戰正在進行。這一戰從3月初至5月下旬，日軍進攻長城線，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國軍隊節節抵抗，共投入三十餘兵力，主要是地方軍;中央軍不及十分之一。日軍十五萬餘，偽軍十萬。中國主力仍在南方，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指望以抗戰求勝利，而抱定以抵抗求妥協的方針。
為了和日本「交涉」便利，決定成立北方政務委員會，屬行政院，駐北平，和何應欽領導的北平軍分會共掌華北全局，分掌政務和軍事。關於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人選，汪精衛先有一個方案，但蔣介石主張用黃郛，中政會裏有幾個人反對，汪精衛做說服工作，最後，5月3目的中政會根據蔣介石的意圖，決定由黃郛擔任。黃郛是政學系頭目，與日本素有來往，把他推到前面，對日「交涉」順手，汪精衛又多了一個膀臂，有利無害。
黃郛受命之後，就在上海與日本方面代表密談停戰問題。但對記者談話不承認對日妥協，聲明「本人當本中央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應付華北危局」。5月17日，黃郛到北平，立即與何應欽等開會，傳達中央先辦理停戰的意圖。然後根據日方要求，派北平軍分會高級參謀、步兵上校徐燕謀作為軍使，去密雲向關東軍求和。日本提出停戰條件，黃郛、何應欽決定接受，於5月31日，雙方日本關東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陸軍少將岡村寧次等，和中國北平軍分會代表、北平軍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等，簽訂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這又是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它所規定的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撤退線，實際上默認了日軍對長城以北中國領土東三省、熱河的佔領，並以冀東為“非武裝區”，使華北門戶洞開。
汪精衛為這個罪惡的協定辯護，否認喪失主權，否認對日妥協。全國輿論強烈抨擊蔣介石和汪精衛。《國聞周報》發表《停戰與華北前途》一文，指出：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拚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入永世頌揚的話，那麼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是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何應欽、黃郛的背後是蔣介石和汪精衛，罵他倆是千古罪人沒有錯。特別是蔣介石，不只何、黃聽命於他，汪精衛也必須以他的意見為上。政務委員長的人選就是一個例子。汪精衛為《塘沽協定》辯解，但不否認自己承擔責任，不能不認賬，只是說：“誰叫我當行政院長呢!”
《塘沽協定》之後，與偽滿洲國通車、設關、通郵，滿足日本的要求，均由汪精衛、黃郛等辦理。同樣，以不同形式與蔣商量，有的曾先去江西聽蔣介石的意見之後，再實際操做。這固然反映蔣介石、汪精衛在南京政權中的地位和權力不對等;更重要的還在於政府的工作以「剿圍」紅軍為中心，政策的側重點在內不在外。對日方針服從於“安內”的需要，給集中政府的力量於“剿共”創造一種環境。抵抗是為了「交涉」方便，通過「抵抗」和「交涉」爭取停戰，屈辱喪權，在所不惜。蔣介石直接主持“剿共”軍事，汪精衛負責行政、對日工作，與之配合，因此，決策時，不能不圍著蔣介石的意圖轉。
就這樣，左一個協定，右一個協定地出賣主權。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進一步向華北擴張，製造華北事變時，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又於同年6月27日同日本訂立《秦土協定》，7月6日同日本達成《何梅協定》，使冀察兩省主權大部喪失。隨之而來的是蔣介石、汪精衛臭名遠揚。人們自然形成的認識，所謂蔣汪合作的政府，實際上蔣介石是主宰者、實權派，所以認為汪精衛是替蔣介石「背黑鍋」。也可能是“人各有志”吧，汪精衛甘心情願「背黑鍋」，和蔣介石一起“跳茅坑”，“臭到底”。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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