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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朱德為什麼拒絕擔任國家主席?(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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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朱德為什麼拒絕擔任國家主席?(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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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朱德為什麼拒絕擔任國家主席?(組圖)

2020年05月29日 18:06 最後更新:11:31

1949年3月,朱德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重要發言。右為毛澤東

為此,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回想起和毛澤東的一些往事。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朱德的名字與毛澤東的名字密切聯繫在一起。自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後,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錘鍊,我軍逐步發展成為一支與人民血肉相連、堅不可摧的隊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一個漫長的征途上,「朱毛」的旗幟為革命者所共同高舉。朱德和毛澤東本人也把「朱毛」作為一種團結的象徵。

1935年1月,長征途中,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批判「左」傾軍事冒險主義的錯誤。1935年6月,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共同北上。當紅軍行進到川甘邊界時,張國燾借口無法過河,企圖使部隊迴轉南下,並且要求與紅四方面軍一起行軍的朱德發表聲明,反對毛澤東的所謂「右傾逃跑路線」。朱德面對張國燾的威脅和利誘,毫不退讓,明確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當作一個人,朱怎麼能反對毛呢?你們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割不斷我與毛澤東的關係。」事後,毛澤東得知此事,深受感動,稱讚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新中國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也是他的首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祖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處於戰爭狀態,因此作為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象徵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一直空缺。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決定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其在黨內外、國內外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無人可比的崇高威望,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則當選為副主席。

朱德

幾年後,毛澤東多次對朱德等人說:「去掉國家主席職務,專做黨的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於我的身體狀況也比較適宜。」朱德長期同毛澤東朝夕相處,深知他的脾氣稟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人,也十分理解毛澤東的苦衷。他們在黨內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和解釋工作,終於使黨內在毛澤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誰是第二任國家主席的人選,毛澤東沒推薦提名,只是說「讓別人干」。朱德看了中央書記處送來的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後,明白了中央的意圖。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筆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言辭懇切地要「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我提議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以後在一系列公開和私下場合,他還多次說過自己比毛澤東年長七歲,由他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於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並再三堅持舉薦劉少奇。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議。於是,中央全會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委員長候選人。

1959年4月5日,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作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於決定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他作了這樣的說明:「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面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鄧小平在會上特別講到朱德的功績。他說,抗日戰爭爆發後,朱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在日本侵略軍向華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戰局十分危急的時刻,朱德率領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到1940年為止,八路軍、新四軍由4萬人發展到50萬人,敵後解放區戰場逐漸發展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1940年5月,朱德由前方回到延安,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解放區戰場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朱德親自籌劃和指導進行石家莊戰役,首開攻克敵人堅固設防城市的先例,並向全軍推廣了石家莊攻堅戰的經驗。在戰略決戰階段,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他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新中國成立後,朱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歷任黨、國家和軍隊的主要領導職務,1955年榮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毛澤東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l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我們的朱老總」,一再讚揚他「肚量大如海」,號召黨內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學習。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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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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