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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1.2億人每天掙1.1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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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1.2億人每天掙1.1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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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農村有多窮:1.2億人每天掙1.1分錢

2020年06月01日 17:53 最後更新:11:11

核心提示:1978年,全國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同是這一年,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

本文摘自《大轉折的瞬間:目擊中國農村改革》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會有人過著這樣的生活:一家三口擠在一張床上,床對面拴著山羊;90歲的老人一個冬天都睡在床上,因為沒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飯後不讓洗碗,為的是餓極時能聞一聞碗裏的香味。這是真的,這是一個記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個普通村莊的見聞。

1978年,全國受災,農民生活更為困難。這一年農村人口為8.032億,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僅有133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國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同是這一年,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

每天1角錢的收入,是包括糧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來的。實際上,不少社隊農民除了口糧外,再沒有1分錢現金分配。如果社員有點家庭副業、自留地收入,還可以補充虧空,但在那個年代,連門前屋後的樹都入了公,農民沒有其他任何收入,僅有那1角錢的分配,窮困窘迫之況當不難想像。

統計數字是有說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實更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個春節,我從農曆臘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個村住了整整10天,親眼看到在貧困中掙扎的農民生活的悲愴。在這10天裏,目睹那凄慘場面,心靈在一次次巨大的衝擊中顫抖。儘管報紙一時還不能刊登這些,但我還是一次次按動快門,記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場面。

正月初一,走進一個姓鮑的現役軍人的家。這間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著一張鍋,因為煙熏火燎,牆壁黑得發亮。靠牆是石頭壘起來的床,一家3口人擠在這張慶上,床對面拴著山羊。實在因為太窮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進屋就明顯聞到家裏一股羊糞的膻臭味。做父親的不無慶幸地說,老大到西安參軍去了,比過去住得寬敞些了。

來到「老支前」王大爺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點。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牆是碎石片堆起來的,裏面用泥巴糊著。老人在過年前兩天沒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兒送來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餃。老伴90歲了,已病了很久,癱在床上,聽說閨女送水餃來了,嘴裏直嚷嚷「水餃、水餃」,要起來吃。王大爺掀開被子,老伴竟一絲不掛,原來老人沒有衣服穿,成天躺在這破被子裏。只見大娘灰暗的皮包著骨頭,肋骨清晰可辨,兩條腿像是鐵杴把一樣細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帶我來的幹部說:「沒衣服穿,躺在床上兩年了,也沒好吃的,可老媽媽命硬,今年90歲,就是不肯走。」

屋裏有種說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幹部趕快把我拉到門外。幹部向王大爺介紹我是新華社記者,北京來的。老人伸出雙臂抱住我,雙眼緊瞅住,連聲喊「領導,領導」。我打量一下,大爺臉上已佈滿老年斑,鼻涕流到鬍鬚上也不擦,一根麻繩扎著黑棉襖,裏面沒有襯衣。鄉幹部一把把他拉開,說把領導衣服弄髒了。大爺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撣,可又不敢,抬起手順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幹部說,領導來看你日子過得咋樣?大爺說:「好啊,有吃有穿,托共產黨的福。」明明已經斷糧,連過年也不能吃上一頓飽飯,老伴衣服也沒有,還在掩飾貧窮生活。大爺聽幹部介紹我是北京的記者,大著膽問:「劉司令還好吧」我感到詫異。老人說,他與兒子一起參加過打孟良崮,打雙堆集,又打過長江。兒子當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來了,兒子為劉伯承司令站崗,當了警衛員。辭行時,還與劉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後來獨生兒因沒有文化,老是頭疼,便主動要求回家。

聽了大爺的訴說,剎那間我有一種負疚感湧上心頭,感到眼角發熱。為了中國革命,沂蒙老區人民做出多大的犧牲和奉獻啊!沒有他們,哪有新中國,哪有社會主義政權。可是,他們的日子過得還是這麼艱難!

沿著「老支前」家門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戰爭中老婦救會員王正英的家。老婦救會員病倒了,臉色蠟黃,呻吟不止,躺在一張床上,見來客了,想撐著起來,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沒有力氣。掀開她家的鍋,從沒洗的鍋底能看得出來,煮過玉米糊糊,還有野菜。揭開麵缸蓋,大約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籃子裏是野菜,這家人因為缺糧食,一天只吃一頓飯,要到下午3點才做飯。老婦救會員約60歲,頭髮蓬亂,倒在沒有墊被的席子上。胃病發起來了,又沒錢到醫院去,就在家熬著。問她1947年帶村裡婦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兩隻眼看著我,獃獃地,不講話。男人替她回答:頭暈,記不清過去的事。枕邊有3個碗,碗底還有沒有吃盡的野菜糊糊,老婦救會員不讓洗,餓了就用舌頭舔一舔,說能聞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著,我們又找到支部書記老張的家,這個58歲的乾瘦老頭已當了21年幹部。問群眾為什麼這麼窮,他說「人懶」;問有沒有辦法,他說「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個村處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麥產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糧39公斤,老百姓靠借錢買返銷糧。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錢,而且這還是實物折算出來的。也就是說,全年沒有一分錢現金收入。家產在30元以下的有13戶,這就意味著除去一張木床、一張破席、一床爛被和鍋碗筷便一無所有了。村裏有30多個光棍漢,有的娶過媳婦,可媳婦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從地上堆滿東邊半個山牆,還有三四個「山東白乾」酒瓶。與別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門,很簡陋的門,木條釘的。他說,村子就是有一條好的,從沒出過賊,因為沒有可偷的東西,所以也用不著關門。他的50多歲的老伴一直在旁邊,手插袖筒里,聽我們拉呱。出了他家,幹部在路上介紹,這支部書記還是新郎官,剛成親才3個月。他當了20多年幹部,可也當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這女人的老伴過世了,才把她接過來,這女人在人家那邊已當奶奶了。幹部還介紹,聽說這支書年輕時就愛上過這女人,因為他家太窮了,就跟了別人。沒想到30多年村裡一直窮,老張也說不上媳婦。有人說是老張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說是女人看上老張家堆半牆的地瓜干,能吃幾年。不管咋說,最後,老張還是得到了這女人,現在日子過得還是蠻和睦的。鄉幹部說,城裏文化人知道了這事,說不定能編出個梁山伯祝英台一樣的戲文哩。聽了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轉身回去,為他們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張「結婚照」,拍照時他們都笑不起來,臉上流露出憂愁。臨出門時,這對夫婦直把我們送出來,連聲囑咐「領導,好走」。

一個當了20多年幹部的人到50多歲才娶上媳婦,這個村有那麼多光棍漢,過不了多少年,這個村子不就會自生自滅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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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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