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8年，全國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同是這一年，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

本文摘自《大轉折的瞬間：目擊中國農村改革》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會有人過著這樣的生活：一家三口擠在一張床上，床對面拴著山羊；90歲的老人一個冬天都睡在床上，因為沒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飯後不讓洗碗，為的是餓極時能聞一聞碗裏的香味。這是真的，這是一個記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個普通村莊的見聞。

1978年，全國受災，農民生活更為困難。這一年農村人口為8.032億，全國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僅有133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國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同是這一年，約有2億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超過2角，有2.716億人每天掙1.64角，有1.9億人每天掙約0.14角，有1.2億人每人每天掙0.11角，山西省平魯縣每人每天大約掙6分錢。

每天1角錢的收入，是包括糧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來的。實際上，不少社隊農民除了口糧外，再沒有1分錢現金分配。如果社員有點家庭副業、自留地收入，還可以補充虧空，但在那個年代，連門前屋後的樹都入了公，農民沒有其他任何收入，僅有那1角錢的分配，窮困窘迫之況當不難想像。

統計數字是有說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實更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個春節，我從農曆臘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個村住了整整10天，親眼看到在貧困中掙扎的農民生活的悲愴。在這10天裏，目睹那凄慘場面，心靈在一次次巨大的衝擊中顫抖。儘管報紙一時還不能刊登這些，但我還是一次次按動快門，記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場面。

正月初一，走進一個姓鮑的現役軍人的家。這間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著一張鍋，因為煙熏火燎，牆壁黑得發亮。靠牆是石頭壘起來的床，一家3口人擠在這張慶上，床對面拴著山羊。實在因為太窮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進屋就明顯聞到家裏一股羊糞的膻臭味。做父親的不無慶幸地說，老大到西安參軍去了，比過去住得寬敞些了。

來到「老支前」王大爺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點。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牆是碎石片堆起來的，裏面用泥巴糊著。老人在過年前兩天沒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兒送來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餃。老伴90歲了，已病了很久，癱在床上，聽說閨女送水餃來了，嘴裏直嚷嚷「水餃、水餃」，要起來吃。王大爺掀開被子，老伴竟一絲不掛，原來老人沒有衣服穿，成天躺在這破被子裏。只見大娘灰暗的皮包著骨頭，肋骨清晰可辨，兩條腿像是鐵杴把一樣細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帶我來的幹部說：「沒衣服穿，躺在床上兩年了，也沒好吃的，可老媽媽命硬，今年90歲，就是不肯走。」

屋裏有種說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幹部趕快把我拉到門外。幹部向王大爺介紹我是新華社記者，北京來的。老人伸出雙臂抱住我，雙眼緊瞅住，連聲喊「領導，領導」。我打量一下，大爺臉上已佈滿老年斑，鼻涕流到鬍鬚上也不擦，一根麻繩扎著黑棉襖，裏面沒有襯衣。鄉幹部一把把他拉開，說把領導衣服弄髒了。大爺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撣，可又不敢，抬起手順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幹部說，領導來看你日子過得咋樣？大爺說：「好啊，有吃有穿，托共產黨的福。」明明已經斷糧，連過年也不能吃上一頓飽飯，老伴衣服也沒有，還在掩飾貧窮生活。大爺聽幹部介紹我是北京的記者，大著膽問：「劉司令還好吧」我感到詫異。老人說，他與兒子一起參加過打孟良崮，打雙堆集，又打過長江。兒子當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來了，兒子為劉伯承司令站崗，當了警衛員。辭行時，還與劉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後來獨生兒因沒有文化，老是頭疼，便主動要求回家。

聽了大爺的訴說，剎那間我有一種負疚感湧上心頭，感到眼角發熱。為了中國革命，沂蒙老區人民做出多大的犧牲和奉獻啊！沒有他們，哪有新中國，哪有社會主義政權。可是，他們的日子過得還是這麼艱難！

沿著「老支前」家門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戰爭中老婦救會員王正英的家。老婦救會員病倒了，臉色蠟黃，呻吟不止，躺在一張床上，見來客了，想撐著起來，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沒有力氣。掀開她家的鍋，從沒洗的鍋底能看得出來，煮過玉米糊糊，還有野菜。揭開麵缸蓋，大約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籃子裏是野菜，這家人因為缺糧食，一天只吃一頓飯，要到下午3點才做飯。老婦救會員約60歲，頭髮蓬亂，倒在沒有墊被的席子上。胃病發起來了，又沒錢到醫院去，就在家熬著。問她1947年帶村裡婦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兩隻眼看著我，獃獃地，不講話。男人替她回答：頭暈，記不清過去的事。枕邊有3個碗，碗底還有沒有吃盡的野菜糊糊，老婦救會員不讓洗，餓了就用舌頭舔一舔，說能聞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著，我們又找到支部書記老張的家，這個58歲的乾瘦老頭已當了21年幹部。問群眾為什麼這麼窮，他說「人懶」；問有沒有辦法，他說「一點辦法也沒有」。這個村處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麥產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糧39公斤，老百姓靠借錢買返銷糧。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錢，而且這還是實物折算出來的。也就是說，全年沒有一分錢現金收入。家產在30元以下的有13戶，這就意味著除去一張木床、一張破席、一床爛被和鍋碗筷便一無所有了。村裏有30多個光棍漢，有的娶過媳婦，可媳婦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從地上堆滿東邊半個山牆，還有三四個「山東白乾」酒瓶。與別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門，很簡陋的門，木條釘的。他說，村子就是有一條好的，從沒出過賊，因為沒有可偷的東西，所以也用不著關門。他的50多歲的老伴一直在旁邊，手插袖筒里，聽我們拉呱。出了他家，幹部在路上介紹，這支部書記還是新郎官，剛成親才3個月。他當了20多年幹部，可也當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這女人的老伴過世了，才把她接過來，這女人在人家那邊已當奶奶了。幹部還介紹，聽說這支書年輕時就愛上過這女人，因為他家太窮了，就跟了別人。沒想到30多年村裡一直窮，老張也說不上媳婦。有人說是老張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說是女人看上老張家堆半牆的地瓜干，能吃幾年。不管咋說，最後，老張還是得到了這女人，現在日子過得還是蠻和睦的。鄉幹部說，城裏文化人知道了這事，說不定能編出個梁山伯祝英台一樣的戲文哩。聽了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轉身回去，為他們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張「結婚照」，拍照時他們都笑不起來，臉上流露出憂愁。臨出門時，這對夫婦直把我們送出來，連聲囑咐「領導，好走」。

一個當了20多年幹部的人到50多歲才娶上媳婦，這個村有那麼多光棍漢，過不了多少年，這個村子不就會自生自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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