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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三位高開低走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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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三位高開低走的元老

2020年06月01日 18:04 最後更新:11:30

核心提示:在中共黨史上,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早年投身革命,是黨內元老,並且早年都曾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手握重權,但他們在建國後都只擔任了與其資歷不符的職務。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稼祥、陳昌浩、何長工。

本文來源:《快樂老人報》2012年2月2日第16版,原題:《高開低走的幾位中共元老》

在中共黨史上,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早年投身革命,是黨內元老,並且早年都曾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手握重權,但他們在建國後都只擔任了與其資歷不符的職務。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王稼祥、陳昌浩、何長工。

王稼祥:七大意外落選是分水嶺

王稼祥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團,並去蘇聯中山大學學習,是黨內留蘇派的代表人物。回國後由於其特殊身份,他擔任的職務一路走高,從中共中央的宣傳部幹事一躍升至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隨後進入中央政治局。在長征中,他在遵義會議上把寶貴的一票投給了毛澤東,之後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新三人團」,實際上掌握了軍權。之後他因病去蘇聯治療。1938年王稼祥再次回國,他從共產國際那裏帶回了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的口信,這一口信被認為是共產國際承認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的最重要指示,王稼祥從這時起更是受到重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不過由於他身體長期不適,並沒有從事具體工作。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七大中,由於被指責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人,加上自身書生氣太濃、群眾關係不好,原本被中央提名為中央委員的王稼祥意外地落選七大中央委員,只是當成了候補委員,這對於王稼祥的政治生涯是個重大打擊,從此王稼祥徹底淡出中共核心領導層。建國後他只擔任了駐蘇聯大使、外聯部部長等職務。

陳昌浩:一場疾病改變一生

報或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迴音。

1951年,離開祖國十餘年的陳昌浩才得以回國。劉少奇等領導同志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戰友,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和在紅四方面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會。在昔日的老戰友家裏,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戰友、部屬,當時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連聲說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對不起你呀!」

回國後,陳昌浩擔任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等閑職,陳昌浩「文革」爆發後遭批鬥,1967年服毒自殺。

何長工:因張國燾拉攏失寵

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何長工在1922年就已入黨,他曾隨毛澤東參加了秋收起義,之後上了井岡山,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毛澤東的「嫡系」。1928年何長工被毛澤東派到王佐部隊做政治工作,收編了王佐部隊。何長工也是朱毛會師的關鍵人物,他奉毛澤東之命到韶關尋找朱德部隊。之後他曾與陳毅、林彪等共事。

遵義會議後何長工任紅九軍團政委,曾與軍團長羅炳輝率部在側翼單獨行動,擔負掩護和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的任務。紅九軍團曾受到張國燾拉攏,這也可能是後來何長工不再被重用的重要原因。此後何長工長期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東北軍政大學校長,不再擔任重要職務。建國後,何長工任工業部副部長、地質部副部長等職務,雖然已是部長,但與井岡山時期的戰友陳毅、林彪相比,職務還是相差很大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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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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