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正在經歷多年未遇的重大挑戰。作為現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兩國如何處理彼此的緊張關係和摩擦影響著整個國際環境走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專訪時認為，美國要與中國全面脫鉤是很困難的，對美國經濟傷害巨大。中國是東亞產業鏈的樞紐，與中國脫鉤的同時，意味著美國與整個東亞產業鏈的重組，這個成本可想而知。
中美間分歧顯著增加
國是直通車：您怎麼看中美關係的現狀和趨勢？
鄭永年：目前中美關係可謂處於兩國建交以來最緊張的階段之一。
從當下看，自貿易摩擦以來，中美間的分歧顯著增加，雙方漸行漸遠。原本中美貿易談判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兩國關係漸趨緩和。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美國沒能控制好疫情。一些美國政客選擇把責任推給中國，結果導致兩國關係緊張升級。
直至11月份的美國大選，也就是未來6個月時間，這一緊張局勢恐怕還會持續，甚至進一步惡化。從之前曝光的消息來看，美國共和黨政客已把抨擊和妖魔化中國作為競選策略，這會大大毒化中美關係。
不過，從長遠來說，不管美國怎麼做，只要中國是繼續開放的，只要美國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兩國就不會完全脫鉤。
中國市場很大，美國資本很難完全放棄，其中的聯繫不是單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就能斬斷的，企業的佈局調整還必須考慮成本、產業鏈等各種因素。未來即便美國政府打算調整產業鏈，也會是個比較長期的過程，中國也會慢慢適應消化，總的來說會是一個「有危有機」的局面。
國是直通車：美國一些政治勢力正在綁架中美關係，試圖將中美關係推向所謂「新冷戰」，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鄭永年：中美兩國目前在某些領域比如科技、意識形態等確實出現了類似「冷戰」的狀況，兩國之間的很多來往交流也幾近中斷。但中美之間不會陷入如二戰後美國與前蘇聯那樣的冷戰對峙當中。
彼時，美蘇在二戰期間站在反法西斯的同一戰線上，兩者經濟沒有依賴性，前蘇聯對外採取封閉政策,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微乎其微。
但如今，經過過去30多年的發展和全球化，中美兩國依賴程度加深，所以一旦兩國走向（部分）脫鉤，會經歷一個對雙方來說都很痛苦的過程，而且對世界各個國家都有很大影響。
這不僅僅是GDP增長速度幾個百分點的下滑，更重要的是，這會割裂全球一體化市場和產業鏈,讓許多其他國家也失去由分享知識和技術所帶來的發展紅利。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我們很多產品的核心技術掌握在其他國家手中，走向一旦脫鉤，可能會對科技等重點領域帶來很大的挑戰。
國是直通車：近期有美國官員稱，欲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等「特殊地位」，如果成真，預計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鄭永年：這不是一個新話題，過去幾年美國也多次提及這一問題。若不再是獨立關稅區，這當然會對香港的貿易和投資帶來影響。
金融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美國最主要的金融公司幾乎都在香港開展業務，如果美國限制美國資本進入香港，無疑將對香港帶來影響。當然，這同時也會影響美國的利益，如今有上千家美國企業在香港經營。
事實上，從去年開始，已經有一些外國企業開始遷出香港，但這並不是因為國安法，而是因為香港的持續動亂。如今因為來自美國政府方面的壓力，可能會加速這一過程。
干好自己的事
國是直通車：中國應該如何做？
鄭永年：首先，對美「冷卻」一段時間，做好自己的事。
今年是美國的選舉年，各種言論環境充斥著不理性因素。針對這些過激言論，沒必要一一回應。即便是針對關鍵問題，例如新冠病毒來源等的回應，也應該保持平和理智，將之交給科學家而非政治家。簡單地說，互相叫板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會深陷美國設定的議程。對美國，需要一段時間的「冷卻」。
干好自己的事，本來就是中國長期堅持的發展之道，現在更應該做好這一點。
其次，加緊與西方其他國家的務實合作。
日本、歐洲等國家都有各自的立場和獨立的利益考量，而非完全跟美國站在一起。實際上，美國和其盟友的關係可以說是處於歷史的最低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美國在其盟友中的領導能力，已經急速衰落。
歐洲有國家批評中國的一些做法，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與美國站在一起，想與中國對立。多數歐洲國家都想和中國確立至少是一種可管理的關係。現階段的當務之急是在冷卻美國的同時，加緊與其他國家務實合作，多做少說。
再次，中國自身應該繼續保持真正的開放，不能封閉自己。要知道各種資本還是「用腳投票」的，只要在中國有市場，有錢賺，企業和資本自然還是會來的。
最後，還要注意美國國內也並不是只有一種聲音。
比如現在許多對共和黨持批評態度的媒體，其實也是中國天然的盟友。在反制或者批評部分反華勢力的同時，應該考慮使用更加靈活的政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將美國所有群體「一棒子打死」。
全球供應鏈調整不是「去中國化」
國是直通車：疫情之下，逆全球化傾向有所抬頭，全球化路在何方？
鄭永年：全球化不會終止，但可能會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或稱“無限制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這些財富流入了少數人的手中。
以美國為例，二戰後，美國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石是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但過去的40多年中，美國的中產階級數量不斷萎縮，其佔比從二戰後的七成，跌至如今的不到五成。中產社會開始變成富豪社會，但國家既沒有得到就業也沒有得到稅收。這種經濟和社會分離的狀況，也讓各國反思，全球化的方式，需要調整。
國是直通車：這意味著什麼？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會發生怎樣的調整？
鄭永年：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形成了國際層面的勞動分工，以實現資源在世界範圍內的有效配置。這種方式最大程度地提高了經濟效率，但卻未能兼顧到社會的需要。此次疫情將這種問題徹底暴露出來。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也號稱自己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衛生醫療體系，但在疫情之中，民眾卻感受不到安全。這是因為，美國早已將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產能轉移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了。
所以各國認識到，跟老百姓生命有關係的產業還是要留一些在本國國內的，「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裏」，至少不要過分集中在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城市。目前很多國家對產業鏈的重新佈局已經開始了。例如，德國等已將口罩等生產線遷回國內。
國是直通車：這會如一些人所擔憂的那樣是一個「去中國化」的過程嗎？
鄭永年：在本輪全球化當中，中國是集納產業鏈最多的國家，這種產業鏈的重新安排和重新規劃對中國有一定影響，但這並不是所謂的「去中國化」。
先看美國。美國行政當局企圖鼓勵美企推進供應鏈「去中國化」，但能不能真的執行下去，企業和資本是否會放棄中國市場，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比如蘋果，真的要把所有的製造環節搬回美國，成本將非常高昂，企業是否願意或者有能力為此買單？
對美國來說，與中國的全面脫鉤是很困難的，這對美國經濟的傷害也是巨大的。中國作為東亞產業鏈的樞紐，與中國脫鉤的同時，還意味著與整個東亞產業鏈的重組，這個成本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整個美國都想跟中國脫鉤。美國企業是從本輪國際勞動分工當中獲利最大的。仍以蘋果手機為例，一個幾百美元的蘋果，中國只賺幾美元，利潤的大頭都被美國企業獲得。資本不流動起來、不賺錢就死了，所以硬性與中國脫鉤實際上是違背資本的邏輯的。
從歷史來看，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執行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從來沒有放棄一塊可以賺錢的地方，難以想像美國資本如今會願意放棄中國這麼大的市場。
歐洲國家更不會放棄中國市場了，只要中國是開放的，有錢賺，資本自然會過來。
國是直通車：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全球化和供應鏈的調整？
鄭永年：首先，更大規模的擴大開放。封閉就會落後，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這樣的。中國應該保持真正的開放，向德國、日本、法國等其他西方國家大量開放。中國企業也應該充滿信心，與其他西方企業同台競爭，這是提升實力和競爭力的最好方法。而且保持開放可以讓各方都能保持很好的相互理解，這是達成互信、共識和合作的基礎。
其次，這也是一個補短板的絕佳機會。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同時擁有著龐大的高素質勞動人口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唯一缺少的是一些原創性的技術。
我們不是沒有能力自己生產或者創造，但過去太過於依賴世界市場。要知道在如今這一波世界市場並不是常態，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基本不存在的，那時候的「日本製造」“德國製造”“美國製造”，都是整裝產品。80年代以後，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一個產品的零件可能是由幾十個上百個國家生產的，然後中國來組裝。
我們現在基礎很好，市場有了，知識體系有了，工程師也有了，就少了點原創性的東西，就是所謂的大國重器，把這個短板補上，中國製造業往上升級的空間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