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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逃後 查抄其兩個住所有何驚人的發現?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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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逃後 查抄其兩個住所有何驚人的發現?

2020年06月04日 17:09 最後更新:11:11

赴北戴河安排非常時期林立衡的安全問題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經過這次會議,林彪在黨內的位置上升為第二位,這就涉及到對林彪的警衛規格問題。林彪的警衛工作,原先由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負責,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按照中央有關規定,應由中央警衛局負責。

為明確林彪處的警衛工作,中央警衛局派有關負責幹部去同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商辦,聽聽她的意見。

葉群認為,林彪是黨中央的副主席,同時又是中央軍委副主席,他的警衛工作應由中央、軍委兩個警衛部門分管比較合適。最終,葉群就此報告了林彪,林處的警衛工作就這樣定下來了。

1971年夏。林彪、葉群及隨行人員從北京去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隊除北戴河原有的守衛部隊外,又從北京調去部分隨衛部隊,由姜作壽大隊長帶隊,並派張宏副團長到北戴河主管這件事。

話給林立衡,要她同正在談戀愛的張清林以及為林立果選的美女張某馬上到北戴河來,說要他們陪首長(指林彪)去大連住幾天,國慶節前回北京。

9月7日11點多鐘,林立衡和張清林、張某,還有空軍保衛部專做林立衡警衛工作的楊森處長到了北戴河。住進56號樓。

剛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拉到57號樓他的住地密談。林立衡由此心情緊張,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軍委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林彪貼身警衛李文普在平台上乘涼,林立衡靠近他說:「林立果盡幹壞事,要害毛主席,他們還要去廣州。萬一不行就讓首長去香港。你不能讓首長上飛機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對林立衡說:「你有什麼證據?我有什麼理由不讓首長上飛機?如果他要上,我強行阻止能行嗎?」林立衡見李文普這個樣子,就沒有再繼續說下去。

林彪叛逃的出發地:北戴河96號樓

接著。林立衡又找到從總政治部調來在林彪處工作、掛名八三四一部隊警衛科副科長的劉吉純講這件事。劉吉純又同林彪秘書宋德金商量怎麼辦。宋德金回憶說:劉吉純把我拉到偏僻處,悄悄地說:「豆豆(林立衡)說,主任(葉群)與林立果要挾持首長外逃,怎麼辦?」我覺得此事非同小可,當即與劉商定:一、此事事關重大,希望並支持豆豆向中央報告。二、劉注意外邊動靜,我留意辦公室情況。有新動向隨時交換。當時我們也不知道豆豆在什麼範圍內談及此事,不敢輕易同其他秘書商量,豆豆也囑咐劉千萬不要擴散。

據李文普回憶:9月12日下午,我從北戴河空軍療養院辦女兒參軍當護士的事回到住地時,96號樓的氣氛就比較緊張,幾個人問我到哪裏去了,並稱我們認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這時,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廁所里,再一次對我講了不能讓林彪上飛機的事。我心中沒有底,還是問她有什麼證據,我怎好不讓首長上飛機,這事不好辦。

12日晚飯前,林彪和葉群一起為林立衡、張清林舉辦訂婚禮,要李文普準備照相。葉群領著林立衡、張清林到林彪面前說,張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舉辦一個訂婚儀式。林彪接著說:「那好么,祝賀你們訂婚啦!」

12日晚飯後,林立果從北京回來了,正在林彪房裏密談,林立衡便去房門口偷聽,裏邊說話聲音很低,聽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顧林彪內勤的張恆昌、陳占照再到林彪門外細聽。張恆昌回來告訴林立衡:「剛才在衛生間裏,隔著門隱約聽到裏邊兩句話,一句是葉群說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說的:到這時候,你還不把黃、吳、李、邱交給我?」

林立衡聽後,決定去八三四一部隊報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動向,自己帶著楊森處長。穿過小樹林,到了58號樓警衛部隊值班室向張宏副團長報告。

林立衡氣喘吁吁地說:「葉群和林立果要挾持首長出逃,先去廣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調來了首長的專機‘256號’。」

張宏立刻將此情況通過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第一副局長張耀祠,報告了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總理。由此,揭開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話,他要我馬上到人民大會堂去一趟。見面後,他跟我說:林彪他們已在外蒙古摔死了,總理交代要保護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餘黨乘機搞暗害等報復活動。安全措施要注意隱蔽一點,做到內緊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後有什麼變動聽通知,你現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當晚,我就乘火車於15日凌晨3時左右到達北戴河車站。姜作壽大隊長派車把我接到緊挨著林彪住地的57號樓。林立衡住在56號樓,離我不遠。住下來以後,我把中央領導交代的任務告訴了姜作壽大隊長。我們一起分析了當前的情況,研究了不動聲色地保護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動置於原林彪活動的警戒範圍內,不與外來人員接觸,一切照常。就這樣,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話,告訴我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張清林,一起妥善地護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時間。我立即和姜作壽大隊長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問題。我們研究決定。火車要用一節公務車。沿途要加強對公務車的警戒。最大限度減少與路人的接觸。在北戴河站上車時。汽車要開到站台,人員直接進入公務車;在北京站下車時,汽車也要開到站台,人員直接離開公務車。在姜作壽大隊長帶領下,配備一支精幹的小分隊,攜帶速射武器及手榴彈等,嚴防路上發生襲擊事件。從北京火車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張清林乘防彈保險車,前後有警備車隨行。

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離開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執行,林立衡也主動地配合我們的工作。晚飯前,到達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順暢。林立衡與張清林分別住進玉泉山5號樓的兩套客房,設備一應俱全,在小餐廳吃飯。

住下以後,我在電話里向汪東興同志報告,林立衡已安全抵達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談談。我說如果能有個女同志同她交談更方便些。他說,好吧,我叫謝靜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紹了玉泉山的情況,告訴她中央安排她在這裏住一段時間。有事可找中央警衛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釗副局長。過了兩個多月,李釗副局長告訴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張清林護送到北京衛戍區一下屬單位暫住。

參與清查林彪在北戴河和毛家灣的文件

遵照周恩來總理的囑咐,汪東興同志安排我們先後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灣,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到北戴河的有中央辦公廳機要室賴奎處長、中央辦公廳政治部王歆秘書和我三人。

我們是1971年9月15日到達北戴河的。當時,林彪處的工作人員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學習,我們沒有找他們接頭,是由主管那裏警衛的姜作壽大隊長帶我們到林彪住地96號樓的。

北戴河是國內著名的避暑勝地,在河北秦皇島市西南十五公里處。為了準備黨中央領導人去北戴河開會、工作、避暑等活動,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央警衛局就派人去北戴河開始經營。當時設置了一個小的機構。對外稱中直機關干休所,對內實際上是中央警衛局駐北戴河管理科。當時負責人是警衛局服務處副處長何明孝,他帶領一批幹部和一部分勤雜人員去做前期的準備工作。

首先在那裏安置了20多位經過長徵到達延安,後又經西柏坡隨中央機關進城的老紅軍。他們當年在長征路上,曾為黨中央挑過文書檔案,為中央領導人做過飯,飼養過馬匹,做過大量的勤雜工作,為人民作過貢獻。進城後因年紀大、文化水平低、身體有病等原因,不能繼續分配工作,就被安置在北戴河,結婚成家,撫養後代,安度晚年。

何明孝在那裏主要是做好各項基礎設施工作。在北戴河海濱西區建起中直機關避暑區,先後接管了「英國府」、“美國府”以及“吳家樓”等樓房、別墅;進行房屋維修,道路鋪設,完善水、電、通信設備及在海濱浴場拉起防鯊魚網;並根據當時需要,又蓋了部分平房。

1956年到1960年,中央辦公廳有關部門借北京建人民大會堂的機會,利用剩餘的建築材料和在北京施工的隊伍,在北戴河修建了大小會場、俱樂部、餐廳、電話總機房、車庫等公用場所。此後,又在聯峰山下為林彪新建了一處比較寬大的住房,編號為96,林彪就是從這裏倉皇叛逃出境的。

我們一行進入室內,仔細察看了卧室、起居室、會客室、值班室等處。有些地方顯得相當凌亂,門窗櫥櫃有的半開半關,書、報、雜誌、信件等到處堆放,有些紙張、辦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牆角邊。可以想像。林彪在叛逃時是多麼慌亂。

面對眼前這樣雜亂的情況。我們開始確定與文件有關的物品,以秘書值班室為中心,逐屋先搜羅集中起來。我們從林彪、葉群的卧室、起居室、書房到會客室以及身邊工作人員用房,一間一間地清理,桌子、櫥櫃、枕邊、床下,片紙隻字都不放過。

集中以後,我們又仔細進行梳理,分清急緩予以處置。就在我們進入96號樓的第二天,我們清理出一張32開大的白紙,上面用紅鉛筆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傳達的命令辦。林彪九,八,」。當時我們只知道這份材料非常重要,馬上派專人急送中央辦公廳,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中央公佈的林彪寫的“九八手令”。

接著,我們又把值班電話記錄和近期對外來往的書信函件以及與現實鬥爭有關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我們還在葉群用的保險柜里發現軍隊副軍級以上幹部名冊和全軍部隊部署情況登記表等絕密文件。後來從工作人員那裏知道,這幾份絕密文件是葉群在9月11日從毛家灣調來北戴河準備帶走的。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經我們清查後,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我們在北戴河十多天的清查任務也就結束了。

我們回到北京,已經是國慶節了。王歆因事換成中央辦公廳機要局(與機要室職能不同)處長葛振基。國慶節,我們沒有休息就趕到毛家灣林家大院。大院分為兩院:西院是林彪、葉群的住所,東院是林辦工作人員辦公的地方。東院有一幢三層樓房,除幾間辦公室外,文件、圖書都在樓上。文件集中放在二層的一個大間內,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記、分類、編號,有序地分存在櫥櫃中。我們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的文件以及各部委、各單位印送參閱的各種文件基本上未動,只在日常辦理的現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詢異常的問題。對這樣的材料,我們都是一件件篩過的。因為工作量大,要求急,我們不僅不能休息,還得加班加點。每天搞到午夜前後,在警衛部隊食堂吃點挂面、饅頭片、鹹菜等,填飽肚子就可以了。

這時,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下的林彪專案組已經成立,專案組辦公室的負責人是紀登奎和汪東興,他們在中南海懷仁堂辦公。我們揀選出來的文件,開始時一件件地送到專案組,後來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給他們,其中不少是黨內高層幹部人際關係方面的材料。

看到、聽到的一些新鮮事

「講文件」

林彪同中央別的首長不一樣,自己不看東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電報等都由秘書選出來以後講給他聽。他則端坐在沙發上或在地毯上踱步。他一邊聽,一邊手裏擺弄著一盒特製的高級火柴。他擦著一根火柴後,立即將它吹滅,把剛熄滅了的還冒著白煙的火柴頭放在鼻子底下嗅嗅後,就扔在了下邊。然後,他又擦著第二根、第三根……地毯上、茶几上,他扔下的火柴桿有幾十根了,但還繼續擦。連在批件上畫圈都由秘書代勞。這種辦公的方式,在林辦叫做「講文件」。

「講文件」有很多要求和規矩。選文件時,要選最重要的;有些可以積累起來,待材料豐富後再專題講。講文件時,只能講大意,不能照文件念,如果照念,林彪聽後因緊張而出汗,那就砸鍋了。林彪聽秘書講文件,都是由內勤臨時去叫,秘書不能擅自闖進去。講文件,不要敬禮。林彪說:“我一見人敬禮,就緊張,就出汗。”講文件時間不能長,一天講兩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一二十分鐘,最多不超過半小時。

龐雜的秘書班子

毛家灣內工作人員有多少?聽起來不算多:秘書有6人,林彪貼身警衛人員2人,醫生2人,林彪內勤2人,葉群內勤3人,加上通信員、管理員、司機、廚師、鍋爐工等勤雜人員,一共20來人。但實際上,葉群常調人來「幫工」,看書的、寫字的、作詩及修改詩詞的、抄寫的、裱糊字畫的、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選美)的、收集圖書的、抄錄整理卡片的、繪製圖表的,加起來比正式的工作人員多得多。

藉助圖表學習,可以提綱挈領,加強記憶,比較符合林彪提倡的「走捷徑」的一貫思想。至於後來把繪製圖表弄得一發而不可收拾,則要歸之於葉群了。在一段時間裡,葉群要求把許多學科的知識都反映在圖表裏。許多人分別在編寫、繪製、裱糊,日夜忙碌著,簡直在林辦辦起了一個連續作業的小作坊。

林彪的卧室、書房掛滿了字條

在林彪卧室大板床的床頭後面的牆上,掛著一幀裝裱好了的條幅,是林彪用毛筆書寫的八個大字: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還有,林彪寫給葉群已經裱糊好了的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

1974年1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將林彪書寫的有關題詞以及翻查卡片等,彙編為《林彪與孔孟之道》,供“批林批孔”用。

林彪或根據自身的「生活實錄」,或從醫書上翻到的,或從身邊工作人員日常講到的,用毛筆寫了許多字條,橫七豎八,掛滿卧室、書房等處。其中有:“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吃雞蛋會內熱,吃芝麻可生黑髮,喝茶葉會升高體溫,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在毛家灣兩個月緊張而忙碌的工作,到1971年底順利結束了。我們清查以後,林彪處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辦公廳機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樓去了。

清查處理林彪毛家灣的物品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專案組辦公室的紀登奎、汪東興提議,清查處理林彪在毛家灣的物品。此事,報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執行。汪東興同志交代我把這件事抓一抓。

林彪在毛家灣的物品,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一直由負責林彪警衛的八三四一部隊二大隊六中隊看管,現在要處理這些物品,少不了熟悉這些情況的同志。經研究,先後組成有二大隊副大隊長蔣廷貴、二大隊副大隊長於仁堂、六中隊指導員劉志升等同志參加的清查處理物品小組。隨著時間的推移,小組人員也有調整變化,但於仁堂副大隊長一直清查處理到底。

林家大院位於北京市西黃城根北街的一條衚衕里,沿衚衕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圍牆,牆裏是一個佔地面積1.9萬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築物的面積為1.1萬平方米。

西院是林彪、葉群的住宅,那是經過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都環繞著一條寬闊的迴廊。林彪乘坐的大紅旗防彈轎車,可以直接開到迴廊里,在屋內上下車,既防風避雨,又有利於安全保衛。林彪佔用住房四間:一間做卧室,兩間做會客室,還有一間專供林彪「曬太陽」。葉群佔用三間:一間做卧室,一間做會客室,還有一間做“學習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佔兩小間。其他還有文娛、體育等活動場所。

林彪卧室

林彪怕風、怕光,房間的窗戶都緊閉著,還掛著厚厚的窗帘,室內顯得很陰森。林彪的心情和身體都比較好的時候,就到「曬太陽」的房間坐坐。這間房子屋頂很高,從頂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裝著進口的大塊石英玻璃,能透過充足的紫外線。

林彪卧室的牆上掛著溫度自動調節設備,保持恆溫,一般在21攝氏度左右。房間正中央,安放著一張六尺寬的大板床,因為林彪有油漆過敏症,所以這張床是白木製成的。

林彪喜歡清朝宮廷里遺留下來的樂器八音琴(俗稱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著一隻雕花箱子,打開箱蓋,啟動開關,八音琴就會奏出古老而悠揚的音樂。除卧室外,在會客室、書房等處都放有八音琴。我們清點了一下,林彪、葉群從故宮博物院「借」來了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件。

在林彪書房中間,還陳放著一隻大的藍花瓷缸,裏面擺滿了一卷卷字畫,就在我們移交前,工作人員還把字畫放到書房的長地毯上展開,近距離地觀賞數次,大飽眼福,尤其是對《清明上河圖》的那些生動描繪,更是牢記不忘。

葉群卧室

走進葉群的卧室,就好像走進了一個暴發戶的儲藏室。左邊靠牆是一長排紅木製作的櫥櫃,裏面擺滿了珍貴的文物古玩。有青銅器皿,有古瓷瓶壺,有瑪瑙翡翠,有象牙雕件。在右邊和中間的牆上,掛滿了國畫,有仕女,有山水。當然,文物的數量遠不止這些,在林家大院後進,有一條二三十米的長廊,密密麻麻地陳放著字、畫、古玩等,總計有1000多件。在這批國寶的旁邊同時擺放著一張字據:一張「文革」初期由林彪、葉群派人以“101”的代號開給故宮博物院的“借條”。

林立果卧室

林立果的房間裏有一些奇怪的東西。有一架進口高級照相機,裝著一個望遠鏡鏡頭,從取景框裏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樹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需調整好相機的清晰度,一按快門,遠處的風景和人物,就會縮短距離,像在近處一樣被攝入鏡頭,而且被攝的對象根本不會察覺自己已經被別人偷拍了。

在林立果的房間裏,放著兩隻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開A箱,裏面是一部錄音電話機。到了一處地方,插上線頭,就可以通話。萬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聯合艦隊」或“分艦隊”的成員仍然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他,重要內容都可以錄在錄音帶上。林立果回來後,一按鍵,就可以聽到全部來電錄音。另一隻B箱,是專門用來偷聽偷錄他人電話的。像這類電話機,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卻是新鮮事物,所以類似這樣的物件,後來都移交公安部技術部門做參考去了。

林立果很少來毛家灣睡覺,即使人在北京,也經常待在西郊機場招待所和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他回到毛家灣,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動非常詭秘,為了不讓人發覺他的出入規律,他很少走前門,而是經常坐著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從後邊的小衚衕拐進後門。他的房間緊貼著後門,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車,所以他來來去去確實有點神不知鬼不覺的味道。

其他物品的處理

毛家灣的電影放映室、桌球室、圖書室、戰備地下室和葉群用的游泳池等,這一類可供他人繼續使用的場所,清查處理時均保持原樣未動。

清查處理小組根據上級指示和實際情況研究制定了如下處理原則:凡屬林彪的禮服、勳章、獎狀及戰爭年代使用過的重要物件,一律轉送黨中央有關機關存儲;凡是「借」來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來源,完好地歸還原主;凡搞不清來源底細的各種高檔字畫、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宮博物院酌處;有些有價值的大量唱片與音樂磁帶以及林立果搞來的各式各樣的新技術產品,分別移交中央有關部門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單位參考使用;沒有多少使用價值的廢品雜物統由機關事務部門處置。

經過分門別類、登記造冊、嚴格手續、親自交接等一系列艱苦細緻的工作,我們在1974年的春天辦完了這件事情。事後,我們給汪東興同志寫了報告,汪看後又送請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最後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傳閱。

1977年3月,毛家灣林彪住地移交給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使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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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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