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黑人George Floyd懷疑被警員膝壓頸部引致心臟停頓造成全國大規模示威，超過20個州出現大型暴亂及警民衝突。雖然總統特朗普已經調動國民警衛軍到部分州份戒備，多個州份如紐約州等亦實施宵禁，但依然無阻民眾上街抗爭的決心，暴亂問題愈趨嚴重。
時間倒回2016年，時任首相卡梅倫舉行脫歐公投，雖然保守黨出身的他其實希望留歐，但公投的結果則事與願違。英國離開歐盟，最重要的意義不是歐盟失去其中一個核心成員國，而是右翼民粹主義的迅速崛起。
到了年尾，美國總統大選由共和黨的特朗普勝出，象徵美國的主流政治傾向倒向出現鐘擺，支持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寬鬆經濟及貨幣政策等右翼政策。這股右翼的力量勢如破竹，在波蘭、奧地利、意大利和巴西的政壇都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一嚐執政的滋味。即使是傳統大國如法國、德國等，縱然右翼政黨未能佔據多數議席及籌組政府，但在政壇的影響力亦以幾何級數上漲。毫不誇張地說，右翼思潮和政治能量在過去4–5年間是具有支配性，將左翼完全擊潰。
然而，右翼民粹的執政力量，只是建基於視移民為敵人和向富裕階層俯首稱臣的兩道板斧。以美國為例，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已經不單是收縮，以嚴謹的條件限制非美國人士湧入，而是實行歧視政策，以輿論和議會力量將移民塑造成違法份子和社會威脅，將他們講成是販毒、黑工、街頭罪案、恐怖襲擊等源頭，以合理化其美墨邊境圍牆、限制中東人民的入境、扣留非法入境兒童等極端右翼政策。
即使特朗普上任後美國的經濟狀況，如國民生產總值穩定增長、失業率控制在相對合理水平，可謂「不負眾望」，兌現其選舉承諾。然而，這些經濟景氣的背後，是由於特朗普向富人減稅所驅使。無疑，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減稅可以增加企業的投資誘因，刺激生產，從而以「滴漏效應」將富裕階層的資金，轉變成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多的消費行為，使經濟進入活躍的循環。可是，不容忽視的是，當富裕階層對社會的承擔減少，國家可以運用的公共資源同樣減少，而優先處理的節流項目，必定是與福利有關的開支。在美國，奧巴馬醫療保險改革方案便遭到廢棄，而協助貧窮家庭換取食物的食物劵計劃亦即將遭到取締。各項免臨取消的福利計劃讓美國政府每年可以削減約300億美元的開支。換言之，以上透過減少政府收入而帶來的經濟刺激作用，只是傳統右翼分子犧牲貧富大眾應得的援助所換來的。
經濟學有一個用於分析社會資源分配的理論名為「柏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這套理論是用於驗證社會資源分配後，各個持分者的處境有否差於進入分配之前。假如各個持分者在社會資源再分配或交易後，狀況較以前更好或不變，就是符合「柏累托效率」，反之，只要有一方的處境比以前差了，那就是與「柏累托效率」的定義和願望有所違背。右翼這種將公共資源從弱勢人民的手裡交在富裕階層手上，無論經濟指標如何亮麗，既不是經濟學上推崇的做法，亦不見得對社會整體帶來何等益處。何況，以犧牲基層人民換取上流社會的利益，只是進一步將本已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加劇，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
由於右翼民粹領袖在社會和經濟上的雷厲風行，受到歧視、剝削或是壓逼的一群，成為社會上嚴重缺乏安全感的人。已故的波蘭學者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其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便指出，人類的不幸，例如二戰期間猶太人遭到納粹德軍的屠殺，其實不是突遇其來的歷史事件，而是經過工業社會的洗禮後，在強調理性的生產和社會模式下發展出來的後果。以大屠殺為例，其實都是經過理性的官僚制度和選舉制度，由一大堆理性的代表人物如政治首領、官員、執行者等經過討論、決定、分工和執行下出現的結果。由於政治和商業世界已經適應這種以理性和分工為名的行事模式，而這種模式足以改變人類一貫賴以生活的制度和習慣，因此人類無可避免地需要承受隨之而來的無力感和不安感。當這種感覺無休無止地累積，便會轉化為恐懼和憤怒。若果以此觀點套用在近年右翼政治力量橫行的社會形態，便可看出正是民選的領袖藉著所謂理性的決策模型和民意授權，施行剝奪低下階層基本權益的政策，使社會上弱勢群體以導火線事件把深層的恐懼和憤怒爆發，形成今天多處資本主義前沿地帶出現史上罕見的大規模暴亂。
雖然筆者以美國為例觀察右翼民粹政權的動態如何影響低下階層，不過近年右翼的力量實不限於美國，在世界多個國家如歐洲、南美洲、亞洲等均有出現。這種「右翼全球化」現象所產生的恐懼和憤怒，便從法國開始大爆發。
2018年11月，法國總理馬克龍以淘汰柴油車以改善環境為由而增加燃油稅，使出入需以車輛代步、又未有足夠能力改用電動車的低下階層負擔加大，觸發近年國內最大規模的暴亂「黃背心運動」。這場運動起初吸引30萬人參加，暴徒以堵塞道路、焚燒車輛等方式表達訴求，連著名古跡凱旋門都遭受破壞，超過10個城市包括巴黎、波爾多等地因嚴重受損而需要政府擔保的保
險賠償。是次事件不但成為法國政府與黃背心份子的長期對抗，亦造成社會不穩和民心撕裂，誠如馬克龍所言「法國賴以強大的社會因素（民主、包容）已經不復存在」。
緊接法國「黃背心運動」的，便是香港「黑暴運動」。「黃背心運動」是一場因民生問題而誘發，運動理念（最少運動初期）是出於為低下階層而戰的左翼傾向，反之雖然「黑暴運動」都是反對右翼政府，卻是以極端右翼，類近法西斯主義的手法，如暴力清除異見分子、鼓勵非法行動、針對特定的種族、成員顏色以黑為主等，展開以反對法律為名的政治抗爭。換言之，是以極右的方式挑戰右翼政府的政治抗爭。
儘管法國、香港、美國三場運動的源起並不相同，手法亦各有千秋，可是其本質就是針對右翼政府的社會抗爭。三地作為資本主義極具代表性的地帶，面對右翼力量的步步進逼，其底層人民的恐懼和憤怒感受殊深。筆者認為，三場運動有著以下五種共同特徵：
一、運動迅速出現違法和破壞行動。不論黃背心、黑暴抑或是黑人命也貴都好，即使在運動初始階段如何正氣凜然，最終都會有一大批人行事激進，作出輕至堵路、破壞交通燈、損毀建築物，重至搶劫、傷人等宣洩不滿大於政治訴求的行為。不論參與者還是社會大眾的焦點，逐漸偏離運動原先的爭議，已是雙方對於暴力和非法行為的看法，而不是討論或分析運動的起源，包括對右翼的批判。
二、運動的初衷和發展並不對稱，而且是短時間內出現偏離。法國黃背心運動的初衷是反對增加燃油稅，但最終演變成要求馬克龍下台；香港黑暴運動的初衷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卻最終變成以爭取獨立調查委員會及雙普選為主的「五大訴求」；美國黑人命也貴運動的初衷是為黑人George Floyd申冤，而現在就以反對警暴和要求改革警察制度的運動。
三、雖然三地運動爆發後，當地政府作出不同程度的讓步，但是對於控制暴亂作用不大。為了平息愈演愈烈的暴亂，美國司法部門由檢控肇事警員外，亦加控另外兩名執勤警員，並將對肇事警員的控罪由三級謀殺提升至二級；香港政府則宣布撤回逃犯條例草案，亦承諾籌組「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香港深層次問題；至於馬克龍則作出極大讓步，包括取消提升燃油稅、減免地方政府稅項、不再徵收養老金稅款、改革議會選舉制度等等，但即使推出多項改革也無助瓦解黃背心運動。
四、三地運動都是針對右翼政權的行動，但是三者都沒有完整的左翼論述支持。法美兩國的運動，更加接近民生議題，而不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隨著運動的目標調整成確切的人員或制度改革，就連階級鬥爭的視角也異常模糊。至於本身就以極右手法帶動運動的香港在左翼論述方面更不值一提。
五、三地運動都是「群龍無首」，沒有明確的領袖。雖然法國的運動是以基層為主，但是傳統工會基本上不能介入運動，不能發揮領導群眾的作用；香港的黑暴運動早期曾以民陣作為號召，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已經沒有「大台」可以擔當領袖角色；至於美國，雖然特朗普政府將ANTIFA（反法西斯主義運動）視為是次暴亂的幕後黑手並列為恐怖組織，但理性的公眾可以看出暴亂並非單一組織或人士操縱，而是來自各地人士零散的行動。
因此，近年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地帶爆發的群眾運動，雖然是針對右翼力量的反撲，卻並不能視為左翼運動。事實上，左翼的政治能量仍然處於低點。在接二連三群眾運動中，工會、學者或是左翼政治人物根本未能發揮重要作用，群眾要麼沒有左翼的意識，未能洞察階級與意識的角力；要麼對左翼毫不信任，壓根兒認為左翼力量難擔大任。
過去一段時間，左翼力量都鍾情於參政，訂立以奪取議席或政權為目標的發展策略，損失的就是將左翼理念推廣出去，建立「社會資本」以擴大支持層面的機會。但是，隨著左翼的政治力量已被右翼民粹取代，至少這刻而言，再以選舉政治作為發展的手段對左翼力量的存亡以至社會紛亂的動盪也無濟於事，不如反璞歸真，建立適應時代的左翼論述，把深受右翼力量影響的群眾聚集起來以充實左翼的支持基礎，才再向贏得政權的方向進發吧。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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