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樂士倡嚴懲暴動示威者 以最高刑罰作量刑起點以儆效尤

過往法庭亦曾調整港鐵內非禮罪行的量刑起點以打擊罪案。

自去年6月初反修例引發的暴力示威普及化，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認為法庭有需要重懲示威者，並採納所面對控罪的接近最高刑罰作為量刑起點，以阻止同類罪行再發生；過往法庭亦曾調整港鐵內非禮罪行的量刑起點以打擊罪案，故透過嚴懲以儆效尤並非「新鮮事」。至於上訴庭去年亦維持14年旺角暴動罪成被告盧建民判囚7年的決定，倘若案例不足以構成阻嚇，江樂士不排除法庭將採納更高刑期，懲處未來觸犯暴動罪的示威者。

江樂士認為，暴力示威事件猖獗，法庭有需要重懲示威者。資料圖片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稱，根據上訴庭指引，法庭量刑時一般會考慮6個元素，包括保障社會安全、合理的懲罰、社會對罪行的厭惡性、阻嚇性、對受害人的補償，以及罪犯改過自新的機會。至於每項元素比重為何，則由主審法官一人決定。但針對個別罪行，法官判刑時須跟從法律限制和不得超越過往決定，例如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法庭一般只能採納監禁式刑罰。

過往法庭亦曾調整港鐵內非禮罪行的量刑起點以打擊罪案，故透過嚴懲以儆效尤並非「新鮮事」。資料圖片

法庭量刑時亦會考慮罪行的普遍性，近日暴力示威事件猖獗，法庭有責任在量刑上有所調節。當同一項罪行變得普及化，法庭有責任採納更高的量刑起點，以阻嚇未來有機會干犯同樣罪行的人。江樂士引述，終審法院前年就「黃之鋒衝擊公民廣場案」判辭指，法庭已接納破壞公眾秩序行為若牽涉暴力，一律視為加刑因素。終院亦同意香港正處於社會動盪的狀態，發生一連串的公眾示威活動，法庭有需要向參與暴力公眾活動，甚至是暴動的示威者，提醒他們要承擔懲罰的後果。

因此，當同一項罪行變得普遍，法庭會傾向採納最高刑罰以作懲處，目的除了為懲罰罪犯，亦要警示社會大眾。有鑒於近日多位示威上牽涉暴力案件，法庭有權提高刑罰，向公眾展示社會大眾對有關行為的厭惡，同時保障社會大眾安全。

江樂士認為，暴力示威事件猖獗，法庭有需要重懲示威者。資料圖片

江樂士續指，法庭量刑時必須考慮所有案情和背景，並根據背景資料判斷罪行是否已普及化。事實上不單止牽涉暴力示威的罪行，法庭亦因應某些罪行變得猖獗而提高刑罰。以往法庭曾就牽涉港鐵非禮、街頭騙案的罪行，為提高阻嚇性而調整量刑基準。

江樂士認為提高刑罰有效防止罪案發生以保障社會安全，一方面可以阻嚇其他市民干犯同樣罪行，另一方面囚犯在獄中服刑時間長，更可以為社會短期內減少罪案數字。阻嚇性是法庭基本量刑原則。江樂士亦引述上訴庭法官楊振權，前年拒絕批出14年旺角暴動罪成的楊家倫刑期上訴許可申請時，楊官在判辭中強調，考慮當時的參與人數，案中暴力的程度，罪行維持的時間，以及事件對公眾所帶來的影響和破壞，包括導致警民關係破裂，政府須花費大量公帑支付維修費，綜合以上各點，由被告的行為嚴重衝擊法治，維持原有4年9個月的刑期。同案被判處最高刑罰的盧建民，上訴庭亦維持原有判監7年的決定。

江樂士表示，法庭量刑時會考慮罪行的普遍性，在量刑上有所調節。

江樂士坦言，倘若以上暴動案件的懲罰並不足以構成阻嚇，不排除法庭會採納更接近每罪的最高刑期，即10年監禁，以懲處未來觸犯暴動罪的示威者。江樂士亦建議，律政司有需要考慮以更嚴重的控罪起訴暴力示威者，以提高法庭可判處最高刑罰的上限，配合法庭透過刑期遏止暴力行為。江樂士以暴動罪為例，根據《公安條例》，倘若示威者涉嫌破壞大型公共財產，包括建築物、鐵路基建等設施，律政司可採用最高刑期為14年的暴動罪起訴他，有別於一般最高刑期僅為10年的暴動罪。

元朗7.21事件中，一名白衣男子先後襲擊兩名男子，又曾挑釁黑衣人離開付費區，男子事隔近四年被起訴，他早前承認暴動和串謀傷人罪，在區域法院被判囚4年7個月。

暫委法官鄧少雄。 資料圖片

暫委法官鄧少雄判刑時指出，42歲被告鄧兆雄完整參與7.21元朗站白衣人暴動，又曾揮手示意其他白衣人進入付費區，有一定帶頭指揮角色，更有使用藤條，兩項控罪均以7年為量刑起點。

就辯方提出的檢控延誤，包括控方2022年才初步辨認被告身分，翌年初索取法律意見，至同年7月才拘捕補告，法官考慮到7.21事件涉及逾千小時片段，調查時間屬正常合理，認為控方沒有延誤，不存在減刑因素，只就被告曾參與義工服務扣減1個月刑期，計及認罪扣減後，兩罪共判囚4年7個月。

區域法院。 資料圖片

案情指，當晚10時許，被告與一群白衣人經形點進入元朗站，被告在非付費區用手指指向付費區內的黑衣人，多次大聲叫「過嚟呀」，其後被告一度走近閘機旁招手示意其他白衣人進入付費區，但終被其他白衣人阻止，被告曾指罵黑衣人並叫喊「打你呀」，被告更約於一分鐘內連同其他白衣人襲擊兩名男子，其中包括使用藤條。約11時，一眾白衣人衝入付費區，被告揚手示意其他白衣人跟隨，一同進入閘內，被告追趕黑衣人，前往月台後手持藤條威嚇和責罵車廂內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