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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談高崗:是個荒淫的人,有許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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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談高崗:是個荒淫的人,有許多女人

2020年07月02日 17:28 最後更新:11:11

蘇聯解密檔案:毛澤東談高崗事件

據《百年潮》雜誌刊載:1954年1月2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蘇聯駐華大會尤金時,談到秦滅楚的歷史故事,說國可能要出亂子。暗示高饒的反黨活動可能對黨和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構成威脅。

蘇聯有關檔案解密後,使我們對毛澤東的談話有了更多的了解。尤金回憶說:「談到中共內部情況時,毛澤東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有些人想挑起政治局委員之間的關係,有人想對某些政治局委員的偶然失誤與錯誤找出規律,從而貶損他們。毛澤東說,我們現在還在研究這問題,始終牢記黨員的團結是解決它面臨問題的關鍵。中央現正就黨的結一致制定專門文件。這個文件不會公開發表。在今後兩三個星期內即可完成這個文件。毛說在完成這個文件後,他會下令向我通報其內容。」

2月1日,楊尚昆向尤金提交了關於黨的團結問題的文件,這份文件將在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討論,並形成決議。

毛澤東和高崗在延安

第二天,劉少奇和周恩來向尤金做了詳細通報,點了高崗的名,相當詳盡地談到事件的經過:高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過分抬高自己在中共黨史上的軍事統帥地位,誣衊劉少奇等;高可能承認錯誤,但可能不是真誠的,也可能以自殺威脅黨。周恩來還說「貝利亞事件迫使我們特別注意在黨內提高警惕」,並將高崗事件與貝利亞事件相提並論。2月13日,即在全會結束後幾天,劉少奇和周恩來又向尤金做一次高崗問題的通報。他們說高的問題比饒的問題嚴重,因為他沒有真誠悔改之意,並仍以自殺相威脅。高承認想推翻劉少奇但聲稱他並無意佔據僅次於毛的位置。作為悔過的姿,他表示準備離開領導崗位,成為普通公民。但是黨認為高沒有做認真的坦白,必須再開一次會給他機會承認錯誤。

幾周後,在3月毛澤東再次與尤金會面。一開始,毛澤東否認外國傳說他在杭州期間病重,將為高崗所取代。然後他講述了批判高崗的原因。尤金回憶說:

「毛繼續按照他談到高崗時的思路說,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他感到黨內黨外都什麼不對勁。有一種地震正在發生的感覺,一會兒這裏有震感,一會兒那裏有震感,但就是說不出震中在哪裏。去年6、7月這種感覺特別明顯,那時中共中央正在召開有關金融和經濟事務的會議。然後自7月到12月,越來越明顯地感覺黨內有個中心,一個是中央委員會,另一個看不見,在地下。在黨內,這種震感特彆強烈。12月24日以後,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後,許多問題都澄清了。我們現在知道這種震動來自哪裏,但這並不是說,在別的地方不會發生地震。」

毛澤東對尤金談到,高不僅是個陰謀家,還有別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個人生活上,高崗是個荒淫的人,他有許多女人,現已明確其中有些人是敵對分子。現在中央正設法多方明確高崗是否與帝國主義分子有聯繫。」

毛澤東在下面的談話里,隱約指摘了蘇聯。尤金憶道:「毛澤東繼續說,高崗因貝利亞事件飛赴莫斯科,回來後變得異常活躍。特別發人深省的是他從莫斯科回後,從不對人談到蘇共決中的兩條極為重要的段落,即宣傳個人崇拜的危害和黨的集體領導的必要性。有特別意義的是,高崗從莫斯科回來後,沒有回家,立刻去各省黨的幹部因公來京下榻的北京飯店,開始對他們做工作。……毛覺察到高崗與科瓦廖夫(蘇聯在華顧問)之間建了友誼。他問我,你是否看過科瓦廖夫寫給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說,我沒有見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對我談起過這封信毛說他有這封信,可以給你看。在這封信里,高崗等於說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崗外,沒有一個同志是好的。高崗對科瓦廖夫說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為親美,而其他人則是反蘇。」

毛澤東的傳達了一個意思,那就是今後不會容忍對黨的不忠誠,也不希望蘇聯再干預中國的事務。

雖然高崗於1954年8月自殺,10月,赫魯曉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蘇關係,但在1955年3月毛澤東與尤金談話時又談到高崗。尤金報告說:「在這時,毛提出高崗可能與利亞之間有陰謀,貝利亞的代表到東北會見了高崗,但高崗沒有向中共中央報告。毛同志說高崗可能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繫,他當時正在認真地研究這問題。」

兩個月後,毛澤東與尤金再提到高崗的私生活和與蘇聯的關係:「高崗是沒有道德的人,想要奪權……他說他接近一個神秘人物張門遠(音譯),使張成為他自己與蘇駐瀋陽總領事之間的系。」

高崗和妻子

這次談話是5月25日,也是毛澤東與尤金最後一次談到高崗事件。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由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通過了開除高、饒黨籍,撤銷黨內外各項職務的決定。不久,饒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問題」,由公安部逮捕審查。毛澤東在會議的開幕詞和結論中,總結了高、饒事件的教訓。

毛澤東指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有功於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還指出:雖然高崗、饒漱石之間沒有訂立文字協定,但是他們的思想、目標和行動是一致,說明他們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獨立王國和單幹戶。後來,薄一波概述了幾個事實:一、饒漱石一向被認為是尊重劉少奇的,可是在高崗發動「批薄射劉」鬥爭時,他卻另闢一個“討安伐劉”的戰場予以配合。他後來承認:“我不否認我們兩個在行動上、目標上都是反對少奇同志”;二、關於“名單問題”,毛澤東說,問題不在提名單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佈名單的人。散佈者恰恰就是高崗、饒漱石兩人。他們會上會下廣為傳播這份名單,造謠惑眾,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高崗推薦的幹部,饒漱石一概同意;高崗反對的干,饒漱石一律排斥。饒漱石還說,今後中組部要以原東北局的組織部長為核心。四、饒的問題被揭露後,高兩次找毛主席,要求保護饒;高崗問題被揭露後,饒也為高申“冤”。

高崗一家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說:「這裏講一個‘裏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是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這顯然是指高崗與蘇聯超乎尋常的密切關係。此時中蘇兩黨的關係已大不如前。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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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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