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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期毛澤東下的「秘密任務」 有些永遠成了謎

對於傳統戲曲的渴求,最先從中南海隱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領導下,孫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錄製傳統戲曲。以至於他將那兩年里幾乎所有的彙報文件和會議記錄偷偷攢下來,如若有一天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也許還能說個明白。

1966年文革開始後,傳統戲曲作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後將近十年里,由江青親自審定的八個革命樣板戲獨佔戲曲舞台,經電影、電視、廣播反覆強制性播放,後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之說。但在文革最後的幾年裏,由江青親自領導,文化部牽頭專門為中南海錄製了一批傳統戲曲。這批傳統戲曲的錄音部分,最後歸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的錄音資料庫,其中一些錄音在後來也曾陸續播放,少數錄音在客觀上成為較珍貴的錄音史料。

文革一開始還有電視節目,大約半年之後,電視就停播了。所以那個年代就只有廣播,廣播裏又只有樣板戲。我當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戲曲組當編輯,後來當副組長,雖是「革命」期間,但工作還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壽縣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兩年後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文藝部戲曲組缺人,於是我就去了戲曲組。


晚年的毛澤東

秘密的任務

大概是1975年初,電台文藝部的領導通知我去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一個錄音組。錄音組由廣播事業局直接領導,全稱是「送審錄音組」。據我所知,工作就是翻錄傳統戲曲、曲藝錄音或者錄製傳統戲曲,然後交給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電視台配上表演錄像往上送。

我對文藝部領導說,我不知道去那兒做什麼,不想去。領導說,是局裏指定的,不許討價還價,馬上就去。就這樣,第二天我就去廣播局「送審錄音組」上班了。

當時,傳統戲曲早已作為「四舊」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當一批戲曲演員已經下放農村勞動,誰也不敢再演傳統戲。所以我們翻錄、轉錄傳統戲曲是保密的。錄音組的人員、設備雖是廣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揮,參與錄音錄像的演員,也由文化部調配,錄了什麼不能對外講。

有一次,京劇演員李宗義錄《斬黃袍》,剪接完成後十分高興。他去走廊里給家裏撥了一個電話,並且特意把門打開,讓家裏人聽聽他的新錄音。這是一個很新鮮的事兒啊,傳統戲根本不讓唱了,我現在還在這兒錄音呢!哪知道,這件事被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的一位仁兄發現了,李宗義挨了一頓批。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有個戲迷,叫汪永興。電視台在廣播劇場錄像,外人是不許進去的。他不知怎麼偷偷鑽進去了,過了一把戲癮,回來以後還作了檢查。

困惑的任務

當時大家的確也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就不許演、不許唱了,到底為什麼還要我們錄製這批傳統戲曲?這個問題,一直到最後,上面也沒給出真正的原因。但實際上電台、電視台的人,心裏還是有數的。通過各種渠道,大家都知道這些戲是送給毛主席的,是為他養病錄製的。在那個時代,領袖養病是絕對機密,所以文件上給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資料,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但是(從)翻錄和錄製的東西可以看出,談不上什麼繼承文化遺產。

比如京劇,它的劇目很豐富,成熟的、值得繼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員也很多。但在整個錄音錄像過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劇目錄得不多;譚、余、言、高、馬、楊、奚幾大老生流派的戲也很少錄製。

我當時很奇怪:京劇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員不少,為什麼一個勁兒盯著錄高派呢?後來有人告訴我,毛主席喜歡高派戲。


晚年的毛澤東

比如《鳳還巢》,當時健在的梅派傳人很多,會這齣戲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錄製《鳳還巢》的卻是《杜鵑山》的主演楊春霞。楊春霞現代戲演得不錯,崑曲唱得還可以,扮相也漂亮,但《鳳還巢》不是她的拿手戲。再加上那些年楊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鵑山》,要她立即進棚錄製這麼一出梅派經典,給她出了個很大的難題。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特意把張君秋請來把關,實際上是邊教邊錄,最後總算完成了任務。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覺得楊春霞扮相漂亮,《杜鵑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歡這個演員。也有人說,是因為毛主席想看看楊春霞的傳統戲。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龍鎮》這齣戲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遊,跟一個開酒館的女子調情,後來把這個女子封為妃子。文革前此戲已不讓演出,但上面要我們錄這個戲,並且明確指定李鳳姐由李世濟扮演,正德皇帝則讓張學津扮演。張學津是張君秋的長子,馬連良的徒弟。馬派演員怎麼唱言派呢?學啊!這樣一來害苦了張學津。據說那一階段,他走到哪裏都帶著錄音聽,最後總算是學下來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說,毛主席很喜歡這齣戲,覺得很好玩;也有人說,這是江青點的名。這顯然也不是要繼承傳統。

在翻錄「京韻大鼓」時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據傳達,“首長”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詞印大字送我。”這位“首長”顯然不是別人——當時,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劉寶全和小彩舞的京韻大鼓,此前也沒人記過唱詞,只能對著錄音一字一句地記錄,但唱詞還有十多個字聽不出來。怎麼辦呢,一位聰明人提議把演唱者小彩舞從天津請來。哪知道小彩舞聽了很多遍,也說不出究竟是哪個字!因為老師教她時都是“口傳心授”,沒有見過唱詞。後來大約是由戲曲研究院的秀才們“聽聲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幾個字就送上去了。

長期的任務

1974年或者更早一點,也有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到中央廣播事業局來要傳統戲曲錄音,但大都是臨時性的。文藝部就指派戲曲組將庫里的錄音或老唱片翻錄送上去。至於送給誰,我們從不過問。這是紀律。據說,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還有不少領導同志愛聽戲曲,向廣播局要過錄音。

可能在1974年,侯寶林、郭全寶在電視台為中央領導錄了若干段相聲。相聲錄像用不著先期錄音,電台沒有參加這項工作,詳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廣播、電視專門為毛主席養病錄製傳統戲曲曲藝節目,大約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時還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

可能看到毛澤東養病不是一天兩天,而是長期的事兒,文化部黨組要把它作為一個長期的任務,於是組成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叫「錄音錄像組」,辦公地點在西苑賓館。總負責人是陳應時(據說是上海來的),其次是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李金泉。這個小組上面是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副部長錢浩梁、劉慶棠,再上頭呢,就是江青。錄什麼,讓誰演,由這幾個人定;錄好後,由這幾個人審聽審看,最後江青說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裏。

為完成這個任務,文化部找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協商成立一個錄音組,一個錄像組。估計是1975年2月份左右,剛過完春節,錄音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個人,一位是戲曲編輯劉書蘭,一位是音響導演詹月圓。還有高洪廉、王致珍,他們兩位是中央控制室的錄音技師。大概一兩個月後,讓我去當錄音組組長。這個組直接屬廣播局領導。錄音錄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下達任務,錄音錄像組可以跳過中央廣播事業局,直接讓我們執行,我們事後再向廣播局領導彙報。


晚年的毛澤東

當時錄音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很多演員已經多年不演戲了,有些演員前兩天還在被批鬥呢,接到通知後,兩三天就得來錄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錄好多遍。錄完後,我們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給錄像組,他們根據錄音配畫面,一部分送給江青,後來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來。為什麼我們知道不送呢。有一個星期天,突然陳應時找來了:有緊急任務,趕緊補送一套給周恩來,我們就連夜把這個事給完成了。

因為任務繁重,後來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一點,後來逐步擴大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天津電台等單位。

不要清官戲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錄音錄像組全體會議傳達上面意見:要求將杜近芳、李炳淑兩位演員的戲全部上報。選擇劇目時注意,不要太悲的戲、不要清官戲、不要《紅樓夢》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領導指定要楊春霞準備《楊門女將》。

上面下達任務時,有時候是指定演員,有時候指定劇目,有時候指定劇目又指定演員。不要太悲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容易理解,為什麼不要清官戲,不大明白。不要《紅樓夢》的戲,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對《紅樓夢》太熟了,演員很難到達他想像的境界,再說,京劇里也的確沒有十分出色的紅樓戲。但為什麼要「將李炳淑的戲全部上報」,是不是因為她的現代戲《龍江頌》演得比較好,也想看看她的傳統戲?這個就只能是猜測了。此外,這些要求是毛澤東本人提出來的,還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說不清了。

1975、1976這兩年,還錄製了一批詞曲音樂和京劇唱腔音樂。這兩種形式,過去不常見,我們也不熟悉。但錄製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錄出來的東西也好聽,我覺得有必要記上一筆。

「詞曲音樂」指的是戲曲演員,主要是崑曲演員演唱的古詩詞。主要是唐宋詞,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後錄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員有計鎮華、蔡瑤銑、岳美緹、李炳淑、楊春霞、李元華、方洋等。我估計是因為毛主席眼睛不好,閱讀困難,採用這種形式供他欣賞。我覺得,這也是推廣普及古詩詞的一種形式。

「京劇唱腔音樂」這種形式是由“擂胡拉戲”演變出來的。1975年,錄了幾段擂胡拉戲,送上去以後,沒有什麼反響,後來就很少錄了。我估計是嫌它過於單調。

對於傳統戲、詞曲音樂、京劇唱腔音樂的錄音、錄像,江青提過很多很具體的修改意見。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頭轉達的。

我在文藝部戲曲組時,跟著她看過不少戲。她對京劇藝術有她自己的見解。每次審看「樣板戲」後,她把劇團負責人以及主要演員、音樂設計、舞美、燈光,都留下來,講哪兒好、哪兒不好、怎麼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後,問美術設計胡冠時:你去過東北嗎?沒等胡冠時回答,她又說:你這個是外行,東北的房子不是平頂的,是斜頂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壓塌了嘛!她在選擇演員、塑造人物、音樂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戲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據我看,她是借鑒了一點電影、話劇的東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錄音技術方面,她有時會說一些根本不靠譜的外行話,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也奉為金科玉律,下令讓我們改正。有時改來改去,把原本不錯的錄音改成了技術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結束

當時的工作非常辛苦,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正常情況是:下午兩點進棚,晚上一頓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點鐘。有一次印象比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兒園。

但總的來說,上面對我們還算關心。文化部錄音錄像組每晚準時給演員送夜宵,標準不低於五毛錢一天,我們跟著沾光;後來廣播局一天發五毛錢夜宵費,一個月十五塊錢,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

還有一次,蔡瑤銑等幾位崑曲演員送了幾個茄子和冬瓜來,說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覺得大家工作辛苦,送來給大家吃。蔡瑤銑說:摘完了以後,江青還特意喊了一聲:記到我的賬上。江青是很喜歡搞這一套的。這些東西我們如數上交局裏了,領導給了職工食堂。

當時為傳統戲曲的錄製工作,還經中央批准花30萬美元進口了一批新機器設備。但機器還未到貨,工作已經要結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錄音錄像工作暫停,不久,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最後大家要回各部門了,收尾工作持續到年底。我12月21日還沒回去,就給張振東(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寫了一個報告:結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談一談。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好事還是壞事,是給「四人幫」做的還是給毛主席做的?他不談,原因是:“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我在報告裏寫:對你一直沒能和我們談談表示遺憾。

他的確沒法談,因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說,不敢說!

1976年11月4日,孫以森寫了一份報告:「我們五個同志希望回部門前,領導上能與我們談一談,講講這項工作究竟應該怎麼看。」

中央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張振東回批:「我可以同他們談。關於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即使有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都與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無關,我們負責。」局長鄧崗圈閱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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