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傳統戲曲的渴求，最先從中南海隱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領導下，孫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錄製傳統戲曲。以至於他將那兩年里幾乎所有的彙報文件和會議記錄偷偷攢下來，如若有一天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也許還能說個明白。
1966年文革開始後，傳統戲曲作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後將近十年里，由江青親自審定的八個革命樣板戲獨佔戲曲舞台，經電影、電視、廣播反覆強制性播放，後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之說。但在文革最後的幾年裏，由江青親自領導，文化部牽頭專門為中南海錄製了一批傳統戲曲。這批傳統戲曲的錄音部分，最後歸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的錄音資料庫，其中一些錄音在後來也曾陸續播放，少數錄音在客觀上成為較珍貴的錄音史料。
文革一開始還有電視節目，大約半年之後，電視就停播了。所以那個年代就只有廣播，廣播裏又只有樣板戲。我當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戲曲組當編輯，後來當副組長，雖是「革命」期間，但工作還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壽縣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兩年後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文藝部戲曲組缺人，於是我就去了戲曲組。
晚年的毛澤東
秘密的任務
大概是1975年初，電台文藝部的領導通知我去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一個錄音組。錄音組由廣播事業局直接領導，全稱是「送審錄音組」。據我所知，工作就是翻錄傳統戲曲、曲藝錄音或者錄製傳統戲曲，然後交給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電視台配上表演錄像往上送。
我對文藝部領導說，我不知道去那兒做什麼，不想去。領導說，是局裏指定的，不許討價還價，馬上就去。就這樣，第二天我就去廣播局「送審錄音組」上班了。
當時，傳統戲曲早已作為「四舊」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當一批戲曲演員已經下放農村勞動，誰也不敢再演傳統戲。所以我們翻錄、轉錄傳統戲曲是保密的。錄音組的人員、設備雖是廣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揮，參與錄音錄像的演員，也由文化部調配，錄了什麼不能對外講。
有一次，京劇演員李宗義錄《斬黃袍》，剪接完成後十分高興。他去走廊里給家裏撥了一個電話，並且特意把門打開，讓家裏人聽聽他的新錄音。這是一個很新鮮的事兒啊，傳統戲根本不讓唱了，我現在還在這兒錄音呢！哪知道，這件事被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的一位仁兄發現了，李宗義挨了一頓批。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有個戲迷，叫汪永興。電視台在廣播劇場錄像，外人是不許進去的。他不知怎麼偷偷鑽進去了，過了一把戲癮，回來以後還作了檢查。
困惑的任務
當時大家的確也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就不許演、不許唱了，到底為什麼還要我們錄製這批傳統戲曲？這個問題，一直到最後，上面也沒給出真正的原因。但實際上電台、電視台的人，心裏還是有數的。通過各種渠道，大家都知道這些戲是送給毛主席的，是為他養病錄製的。在那個時代，領袖養病是絕對機密，所以文件上給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資料，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但是(從)翻錄和錄製的東西可以看出，談不上什麼繼承文化遺產。
比如京劇，它的劇目很豐富，成熟的、值得繼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員也很多。但在整個錄音錄像過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劇目錄得不多；譚、余、言、高、馬、楊、奚幾大老生流派的戲也很少錄製。
我當時很奇怪：京劇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員不少，為什麼一個勁兒盯著錄高派呢？後來有人告訴我，毛主席喜歡高派戲。
晚年的毛澤東
比如《鳳還巢》，當時健在的梅派傳人很多，會這齣戲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錄製《鳳還巢》的卻是《杜鵑山》的主演楊春霞。楊春霞現代戲演得不錯，崑曲唱得還可以，扮相也漂亮，但《鳳還巢》不是她的拿手戲。再加上那些年楊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鵑山》，要她立即進棚錄製這麼一出梅派經典，給她出了個很大的難題。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特意把張君秋請來把關，實際上是邊教邊錄，最後總算完成了任務。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覺得楊春霞扮相漂亮，《杜鵑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歡這個演員。也有人說，是因為毛主席想看看楊春霞的傳統戲。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龍鎮》這齣戲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遊，跟一個開酒館的女子調情，後來把這個女子封為妃子。文革前此戲已不讓演出，但上面要我們錄這個戲，並且明確指定李鳳姐由李世濟扮演，正德皇帝則讓張學津扮演。張學津是張君秋的長子，馬連良的徒弟。馬派演員怎麼唱言派呢？學啊！這樣一來害苦了張學津。據說那一階段，他走到哪裏都帶著錄音聽，最後總算是學下來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說，毛主席很喜歡這齣戲，覺得很好玩；也有人說，這是江青點的名。這顯然也不是要繼承傳統。
在翻錄「京韻大鼓」時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據傳達，“首長”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詞印大字送我。”這位“首長”顯然不是別人——當時，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劉寶全和小彩舞的京韻大鼓，此前也沒人記過唱詞，只能對著錄音一字一句地記錄，但唱詞還有十多個字聽不出來。怎麼辦呢，一位聰明人提議把演唱者小彩舞從天津請來。哪知道小彩舞聽了很多遍，也說不出究竟是哪個字！因為老師教她時都是“口傳心授”，沒有見過唱詞。後來大約是由戲曲研究院的秀才們“聽聲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幾個字就送上去了。
長期的任務
1974年或者更早一點，也有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到中央廣播事業局來要傳統戲曲錄音，但大都是臨時性的。文藝部就指派戲曲組將庫里的錄音或老唱片翻錄送上去。至於送給誰，我們從不過問。這是紀律。據說，除了毛主席以外，中央也還有不少領導同志愛聽戲曲，向廣播局要過錄音。
可能在1974年，侯寶林、郭全寶在電視台為中央領導錄了若干段相聲。相聲錄像用不著先期錄音，電台沒有參加這項工作，詳情我不了解。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廣播、電視專門為毛主席養病錄製傳統戲曲曲藝節目，大約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時還沒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
可能看到毛澤東養病不是一天兩天，而是長期的事兒，文化部黨組要把它作為一個長期的任務，於是組成了一個小組。這個小組叫「錄音錄像組」，辦公地點在西苑賓館。總負責人是陳應時(據說是上海來的)，其次是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李金泉。這個小組上面是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副部長錢浩梁、劉慶棠，再上頭呢，就是江青。錄什麼，讓誰演，由這幾個人定；錄好後，由這幾個人審聽審看，最後江青說可以了，再送到毛主席那裏。
為完成這個任務，文化部找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協商成立一個錄音組，一個錄像組。估計是1975年2月份左右，剛過完春節，錄音組就成立了。最早是四個人，一位是戲曲編輯劉書蘭，一位是音響導演詹月圓。還有高洪廉、王致珍，他們兩位是中央控制室的錄音技師。大概一兩個月後，讓我去當錄音組組長。這個組直接屬廣播局領導。錄音錄像工作，一般是江青等人向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下達任務，錄音錄像組可以跳過中央廣播事業局，直接讓我們執行，我們事後再向廣播局領導彙報。
晚年的毛澤東
當時錄音遇到了很多困難。因為很多演員已經多年不演戲了，有些演員前兩天還在被批鬥呢，接到通知後，兩三天就得來錄音，加上多年不唱了，常常要錄好多遍。錄完後，我們把它剪接好，一部分送給錄像組，他們根據錄音配畫面，一部分送給江青，後來也分送政治局的同志。但有一度不送周恩來。為什麼我們知道不送呢。有一個星期天，突然陳應時找來了：有緊急任務，趕緊補送一套給周恩來，我們就連夜把這個事給完成了。
因為任務繁重，後來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了，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也參加一點，後來逐步擴大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天津電台等單位。
不要清官戲
1976年4月15日，文化部錄音錄像組全體會議傳達上面意見：要求將杜近芳、李炳淑兩位演員的戲全部上報。選擇劇目時注意，不要太悲的戲、不要清官戲、不要《紅樓夢》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領導指定要楊春霞準備《楊門女將》。
上面下達任務時，有時候是指定演員，有時候指定劇目，有時候指定劇目又指定演員。不要太悲的戲，要一些風趣的劇目，容易理解，為什麼不要清官戲，不大明白。不要《紅樓夢》的戲，大家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對《紅樓夢》太熟了，演員很難到達他想像的境界，再說，京劇里也的確沒有十分出色的紅樓戲。但為什麼要「將李炳淑的戲全部上報」，是不是因為她的現代戲《龍江頌》演得比較好，也想看看她的傳統戲？這個就只能是猜測了。此外，這些要求是毛澤東本人提出來的，還是江青的主意，那就更加說不清了。
1975、1976這兩年，還錄製了一批詞曲音樂和京劇唱腔音樂。這兩種形式，過去不常見，我們也不熟悉。但錄製量很大，演唱、演奏者又都是一流名家，錄出來的東西也好聽，我覺得有必要記上一筆。
「詞曲音樂」指的是戲曲演員，主要是崑曲演員演唱的古詩詞。主要是唐宋詞，用南曲或北曲演唱。前後錄了140段，包括李白、白居易、李煜等大批名家名作；演員有計鎮華、蔡瑤銑、岳美緹、李炳淑、楊春霞、李元華、方洋等。我估計是因為毛主席眼睛不好，閱讀困難，採用這種形式供他欣賞。我覺得，這也是推廣普及古詩詞的一種形式。
「京劇唱腔音樂」這種形式是由“擂胡拉戲”演變出來的。1975年，錄了幾段擂胡拉戲，送上去以後，沒有什麼反響，後來就很少錄了。我估計是嫌它過於單調。
對於傳統戲、詞曲音樂、京劇唱腔音樂的錄音、錄像，江青提過很多很具體的修改意見。有的是文字批的，有的是口頭轉達的。
我在文藝部戲曲組時，跟著她看過不少戲。她對京劇藝術有她自己的見解。每次審看「樣板戲」後，她把劇團負責人以及主要演員、音樂設計、舞美、燈光，都留下來，講哪兒好、哪兒不好、怎麼改。比如她看完《智取威虎山》後，問美術設計胡冠時：你去過東北嗎？沒等胡冠時回答，她又說：你這個是外行，東北的房子不是平頂的，是斜頂的，不然冬天下雪，房子不要被壓塌了嘛！她在選擇演員、塑造人物、音樂舞美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常常和戲曲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據我看，她是借鑒了一點電影、話劇的東西。
江青的霸道是很出名的！在錄音技術方面，她有時會說一些根本不靠譜的外行話，文化部錄音錄像組也奉為金科玉律，下令讓我們改正。有時改來改去，把原本不錯的錄音改成了技術不合格的次品。
主席逝世，工作結束
當時的工作非常辛苦，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是常有的事。正常情況是：下午兩點進棚，晚上一頓夜宵，工作到早晨三四點鐘。有一次印象比較深，我下班回家正好送小孩上幼兒園。
但總的來說，上面對我們還算關心。文化部錄音錄像組每晚準時給演員送夜宵，標準不低於五毛錢一天，我們跟著沾光；後來廣播局一天發五毛錢夜宵費，一個月十五塊錢，這在當時已經是很好的待遇了。
還有一次，蔡瑤銑等幾位崑曲演員送了幾個茄子和冬瓜來，說這是江青特意在中南海的地里摘的，覺得大家工作辛苦，送來給大家吃。蔡瑤銑說：摘完了以後，江青還特意喊了一聲：記到我的賬上。江青是很喜歡搞這一套的。這些東西我們如數上交局裏了，領導給了職工食堂。
當時為傳統戲曲的錄製工作，還經中央批准花30萬美元進口了一批新機器設備。但機器還未到貨，工作已經要結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錄音錄像工作暫停，不久，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最後大家要回各部門了，收尾工作持續到年底。我12月21日還沒回去，就給張振東(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寫了一個報告：結尾工作要做完了，大家要談一談。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是好事還是壞事，是給「四人幫」做的還是給毛主席做的？他不談，原因是：“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我在報告裏寫：對你一直沒能和我們談談表示遺憾。
他的確沒法談，因為他也不知道。即便他知道，他也不能說，不敢說！
1976年11月4日，孫以森寫了一份報告：「我們五個同志希望回部門前，領導上能與我們談一談，講講這項工作究竟應該怎麼看。」
中央廣播事業局第一副局長張振東回批：「我可以同他們談。關於對這項工作怎麼看，現在還不好說。即使有問題，不管是什麼問題，都與做具體工作的同志無關，我們負責。」局長鄧崗圈閱同意。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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