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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彭真「文革」坐牢9年 出獄後這樣評價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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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彭真「文革」坐牢9年 出獄後這樣評價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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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彭真「文革」坐牢9年 出獄後這樣評價毛澤東

2020年07月06日 17:21 最後更新:11:10

圖為1979年,彭真回到離別13年的北京寓所。(資料圖)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全黨全國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折,但當時在思想領域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少數堅持極左錯誤的人攻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社會上颳起了一股懷疑四項基本原則、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風。一些領導幹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發生了動搖。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66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就是他蒙難的開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對毛澤東有一肚子怨氣。出人意料的是,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彭真從不以個人的遭遇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他每談及毛澤東,必先談其功績。他在回京後不久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說:「沒有毛主席,我們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是我們的領袖,對毛澤東同志必須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志永遠是我們的主席。」他還說:「‘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後來我被關在監獄,反覆想,我做得不錯呀。我想,共產黨、毛主席總有一天會再來找我的,這些事歷史上都有,錯了的又給平反嘛!」

原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回憶,1979年彭真住在北京醫院接受體檢,同住北京醫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談話中,彭真評論「文化大革命」時,「既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對動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災難惋惜不止。」但「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人詆毀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他旗幟鮮明地說,毛主席的歷史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

曾任彭真秘書的楊景宇回憶:1980年初,有一天談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彭真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碼事。旗幟就是方向,一定要舉;丟掉這面旗幟,就會迷失方向,黨心民心會亂,那還得了?個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誤黨誤國,還可能把被崇拜的對象推向反面。不過,對個人崇拜,也要歷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聖賢啊!聖賢也會犯錯誤。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錯誤。不過,也有好處,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錯誤打破了對他的個人崇拜,這對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彭真還認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他說:「現在事後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好多錯事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寫回憶錄,多是講自己一生如何正確,錯誤都是毛主席的。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錯誤,我們有沒有責任呢?我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在中央討論和決定問題時,我要能夠站出來,提出不同意見,或者說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諸表決,那麼,毛主席的錯誤就不會發展得那麼大,但我就沒有這樣做,我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有責任。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彭真出席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不少同志認為彭真會講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的冤屈實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卻明確表示,這時候必須科學地、全面地、準確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4月22日下午,會議分組討論鄧小平3月30日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彭真參加東北組討論,作了重要發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透徹地解決了當前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關鍵問題」。彭真說:

小平同志講,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個原則。為什麼現在要提出四個堅持?因為有人對這四個根本原則發生了懷疑,甚至否定。實際上,沒有這四個堅持,就沒有安定團結,沒有四個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一切。

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我們反對林彪的說法,什麼「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個極端,懷疑、否定一切,甚至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一個已經由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了的事實,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對毛澤東同志,應當全面地來看。所謂全面,就是歷史的全面、現在的全面和未來的全面。

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歷史時期來看,毛澤東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領導和偉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這不是說他在工作中沒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

說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但對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楊景宇回憶:有一天,我向他彙報有些同志對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些議論。我說:「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麼慘,復出後又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不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監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個人講,我就那麼痛快?我就沒氣?但是,總結教訓,那就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教訓要深刻得多。作為共產黨員,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後犯了嚴重錯誤,整了那麼多人,挨整的人誰沒有氣?這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今後我們舉什麼旗?我看,只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能夠凝聚全黨、全國人民。我們說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七大講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面旗幟能丟嗎?丟不得!如果丟了這面旗幟,必然造成混亂。”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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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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