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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中堅決反對毛澤東的委員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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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中堅決反對毛澤東的委員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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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中堅決反對毛澤東的委員結局如何?

2020年07月08日 18:01 最後更新:17:21

貴州。遵義。

我們黨在這裏召開了歷史上著名會議----遵義會議。

歷史巨片《長征》展示了那已經過去了的歷史鏡頭和令人難以忘懷的畫面。

會議室里,氣氛十分緊張。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站起來面帶蔑視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對著大家說道:

“你,毛澤東懂得什麼是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裏學來的,現在用不上了。你還會什麼,不就是憑著《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嗎?

然後,又朝李德和王明那邊瞧了瞧,繼續說道:「我堅決反對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這時的毛澤東,確實窩了一肚子火。他猛吸了一口煙,抬起頭,看著這位同住湘贛邊界的「小老鄉」,不緊不慢地問道:“我說凱豐同志,你讀過《孫子兵法》嗎?你知道《孫子兵法》有幾章幾節嗎?第一句是怎麼說的?

「既然你沒有讀過,又怎麼知道我是靠《孫子兵法》打仗的呢?」

凱豐一下子被毛澤東問住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

整個會場,好不尷尬,氣氛更加不融洽。應該說,這個凱豐說的這些話,是說出了當時以李德、王明為首的一些人的心裏話。他只不過是那些反對毛澤東的人代言人罷了。

凱豐又名何克全

凱豐,原名叫何克全,生於1906年,卒於1955年。他是萍鄉市湘東區老關鄉三角池人。在萍鄉中學讀書時,支持「五四」運動等革命活動,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1926年夏,北伐軍進軍萍鄉,他回到家鄉,幫助組織農會。1927年2月回校後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12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任命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巡視員。在青年團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後到香港,擔任青年團廣東省委書記。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獄中,發動難友進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絕食鬥爭,並取得勝利。3個月後,被黨組織營救出獄。“九、一八”事變後,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1933年春受黨組織委派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少年共產黨中央局宣傳部部長和書記。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1934年10月任紅九軍黨中央代表,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遵義會議上不支持毛澤東,不久改正錯誤並恢復職務。1937年調任中央宣傳部長,對張國燾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叛黨行為作了堅決地鬥爭。在洛川會議和同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委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長,並參加黨報《新華日報》委員會,配合周恩來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回到延安,先後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宣傳委員會委員,並代理中央宣傳教育部長。1945年中共“七大”以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參加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瀋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凱豐又名何克全

凱豐,從開始堅決地反對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到長征路上,堅決地支持毛澤東。他在「支持」和“反對”的問題上,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他為什麼這樣做?

現在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在長征路上血與火的戰爭實踐中,凱豐親眼看到了在中國、在中國工農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澤東領導,紅軍才能打勝仗,才能領導得了中國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個人都是不能勝任的,這是被實踐驗證了的事實。

所以,凱豐在黨內的一次重要會議上又一次站起來說:

「現在,我宣佈收回我在遵義會議上的觀點,堅決擁護毛澤東來領導我們的紅軍。因為,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黨,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紅軍。誰反對毛澤東我就反對誰!」

這是發生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實,毛澤東到底看了多少遍《孫子兵法》,誰人也不太清楚,也沒人去考證。

據史料記載:毛澤東在被凱豐搶白了幾句這之前,只是看過《孫子兵法》,確實沒有很好地研讀過它。由於這些「左傾教條主義」者說毛澤東是靠《孫子兵法》指揮打仗,這就更加激發了他認真研讀《孫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澤東為此特地致函當時西安作統戰工作的葉劍英和劉鼎同志,囑其購買一批書籍,特別是“要買一部《孫子兵法》來。”從這時起,毛澤東為了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為了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開始認真地研讀了《孫子兵法》和其他一些軍事著作。如果說,在此之前,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對《孫子兵法》原則的運用,還處於不自覺的階段,更多的是馬列主義革命戰爭理論在軍事鬥爭中的運用,是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創造性發展,其戰略思想與《孫子兵法》卻有著驚人的不謀而合,那麼,從此以後,毛澤東對《孫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徹、更深刻。運用手法就更高超,更為自覺了。

《孫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長卿,是春秋戰國末期樂安(今山東惠民)人。由於孫子的功業是在吳國建立的,所以孫子又被稱為吳孫子。孫子的生卒年代尚不可考,大約與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後)是同時代人。《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最早最傑出的兵書,被譽為「兵學聖典」、“百世兵家之師”。在歷史上,孫子出生在一個具有兵學淵源的軍事世家中,從小受到良好的軍事文化的熏陶。齊國是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政治家、軍事家管仲大展宏圖的地方,還一度是春秋時期政治、軍事、文化的中心。這一切,都為孫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寫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孫子兵法》雄視古今軍事幾千年,是古今軍事將領和高官大吏們必讀之書。就是現在的發達國家一些政要們、企業家們,也在認真地研讀《孫子兵法》。其中,在日本的一些人就將《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受益匪淺,並著書立說。1996年美國的哈佛大學的57名學者,對世界名著進行了評選,其中把《孫子兵法》列為“世界四千年十大名著”。

1938年8月,毛澤東曾對他身邊的「高參」郭化若說:

“為了發揚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要去讀孫子的書,要精濾《孫子兵法》中卓越的戰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戰爭指導的法則與原理,並以新的內容去充實它。

「應該研究孫子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哲學思想,以及孫子以前的兵學思想,然後對《孫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孫子兵法》。」

毛澤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地研究《孫子兵法》。他在指揮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充分借鑒和汲取了《孫子兵法》的思想精華,繼承和發展了這一古代「兵學聖典」,使其原本就閃爍著的辯證法光輝發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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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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