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今日(7月8日)新增本地確診人數有19，令人擔心會爆發第三波疫情。
香港這輪小爆發，很好可能與17日前父親節開始的放寬限聚令有關，市民湧出來消費，加速了擴散的機會。
另外，即使早前新冠病毒一度在本地社區絕跡，但香港每日仍有以數以千計的人入境，當中很多都是香港人回流，他們在家居隔離，不能排除一些人是無症狀感染者，透過緊密接觸把病毒傳給家人，再散播出去。
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特區政府過去的主要做法是強化限聚令去減少人際之間的接觸。但加強限聚令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本地的衛生專家早已提出，香港的傳染病追蹤做得很好，但病毒檢測的要求和數量卻不足。政府一直都有回應這些批評，說會擴大檢測能力。食衛局局長陳肇始昨日(7月7日)提過，檢測數已逐步增加，截至當日，香港檢測總量36.5萬個，以每一百萬人計，有4.8萬個測試，說已達到一定的水平。未來各渠道加起來，可以每日增加4800個檢測。
抗疫是科學化的工作，如果不想採取嚴格的全面封閉措施、不採取嚴厲的限聚令，就要把其他短板上補上。早前阿爺應對北京新發地爆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北京新發地市場6月11日開始爆發疫情，至6月21日，10日內疫情基本受控，期間累計236宗本地確診個案。北京這次抗疫，沒有採取像武漢全面封鎖的措施，除了封鎖新發地市場所在的地區，北京其他地區基本上活動如常，只是加強了公共場所的體溫檢測。
究竟北京做了什麼事情，可以不用全面停擺而做好抗疫呢？除了基本的「群防群控」防疫措施，即早防護、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之外，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做了大量的檢測，從6月 11至6月19日，北京8日內做了227萬個核酸檢測，與香港至今累計檢測數量是36.5萬個相比，香港真是「小巫見大巫」。另外，內地檢測的方法與香港不同，對於高危地區，會硬性要求全區所有人都要做檢測，而香港的檢測差不多是自願性，例如對確診病人經常出入的大廈的住客，衛生署也只是留下一些檢測的樣本瓶，叫住客覺得有需要時自行檢測，然後把樣本交回衛生署。
香港的政府官員這樣做，相信並非考慮檢測的成本多少，可能是擔心若硬性要求市民全面檢測，會被人投訴影響了他們的自由，所以不敢去做。問題是，願意檢測的人，通常是小心防疫的人; 而那些越覺得自己不會染疫的人，越不肯做檢測，他們是較易輕率防疫的一群。香港的檢測數量太少，也不硬性要求檢測，是防疫的重大漏洞。
第二是「健康碼」。內地實行健康碼，如果沒有健康碼的人，很多地方都去不到。有北京朋友告訴我，他們一早已下載了政府的健康碼應用程式，輸入個人姓名和電話等資料，健康碼應用程式對應了手機後，可以追蹤身處位置。新發地市場爆發疫情，該區會變成紅區，健康碼使用者沒有到過紅區，就會是綠碼，否則會變紅碼。而與確診人士緊密接觸的人，都會變成紅碼。這是利用科技控疫的方法，但香港卻很難實行，因為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樣做政府收集了個人資料，會侵害其自由。
看北京第二波爆疫，在短短10日內便得到全面控制，也不要付出社區全面隔離的重大成本。要香港使用能夠追蹤人們行動軌跡的「健康碼」，政治上並不現實。但大規模強制檢測，其實既有需要，亦都可行。市民的自由雖然受到輕微影響，若因此不用收緊出限聚令，只要政府官員夠膽做，社會上會有支持。
盧永雄
周一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的確需要建立國家安全觀念。
第一， 地緣政治已變。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安風險及威脅可以突如其來，巿民必須保持警惕。
老實說，大多數香港人還未意識到世界地緣政治的急劇轉變，亦都不覺得國安風險會突如其來。特首這個提醒，值得深刻思考。
過去幾年，世界地緣政治最大的變化，是中美關係由友好變成對立，其中一大表徵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之後即使美國換了政府，實質上仍然認定中國是主要的對手，對中國展開了新的冷戰，背後的原因無關中國的態度，而是中國的經濟快速崛起，美國感受到自身地位受到挑戰。這個就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艾利森所指的「修昔底德陷阱」，傳統大國不堪被新興強國挑戰，最後很可能會誘發戰爭。
美國對中國態度一變，對香港的態度也隨之而轉變。
在97回歸前，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美國和英國同聲同氣，對香港友好。回歸初段中美關係仍然良好，美國對香港的態度未明顯改變。到2018年後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對香港的態度亦變得極不友善，這不是一種互動，而是源於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少香港的商界還是希望回去中美關係良好的老日子（good old days），但他們不明白的是，老日子已一去不回。
俄烏戰爭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爭一爆發，美西方立即制裁大量已經移居海外的俄羅斯寡頭富豪，並且為他們安了一個罪名，就是他們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友好。其實如果真的是普京鐵杆兄弟的富豪，為何要將大量資產取轉移出俄羅斯境外，甚至直接取得外國國籍定居外地呢？這些俄羅斯富豪的悲哀，應該是當他們自覺和普京關係不友好時，人家卻認定他們是普京的盟友，對他們實施制裁。俄羅斯的教訓，香港人亦應記取。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自己，是人家怎樣看我們。
第二，缺乏國家觀念。傳統來說香港人無根。戰後來港的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人，有比較強自覺是中國人的觀念，但這種觀念隨著代際變化而遞減。但與此同時，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代，香港亦不是有太多人自覺是英國人。雖然港人當時在出入境的時候，要在國籍一欄填上「英籍」兩個字，所以很多人只會自覺是香港人，即使回歸之後亦復如此。
而回歸的頭25年，基於種種政治原因，特區政府不想亦無能力大力推廣國民教育，令到國家觀念無法生根。不少香港年輕人既然無國家觀念，自然亦無保護國家安全的觀念。所以要有國安意識，首先要從建立國家觀念開始，這是需要由小教育，不斷強調，讓國家觀念，重新植入香港人的基因之內。
第三，不知道香港風險。正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正正因為香港人無國家觀念，所以香港很容易成為一個間諜基地，歷史上亦都經常如此。即使回歸之後，這種性質亦無改變。
最近內地在4月14日公布，中共二十大以國家安全機關破獲的十大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因為一個核心科研人員黃宇的叛國案。黃宇因為工作表現不佳，在單位改革之後被淘汰，心懷不忿就出賣國家機密，其中一個行動是向某國的諜報機關交投名狀，將中國軍隊使用的高級密碼轉交外國。黃宇這個投名狀被外國間諜機構接納，最後他在香港及曼谷接受外國的間諜培訓。從內地公布出來的片段，還見到黃宇有香港的八達通，可見他曾經在香港活動，最後黃宇被判處死刑。
外國諜報機構夠膽在香港訓練黃宇，亦都可見他們當年視香港的反間諜工作如無物，固然亦與23條並未立法有關。如今一切俱往矣，香港訂立了《港區國安法》，亦就23條訂立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築牢了香港防範國安風險的法律屏障。但如果市民無警覺性的話，隨時自己就會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甚至眼見這些嚴重破壞國安的罪行，亦不懂得去舉報，這就是沒有國安意識的後果。
簡單總結，世界在變，香港人的意識亦要隨著環境改變要變化，要明白過去的老日子已經過去，在香港回歸祖國、一個兩制之下，要有清晰的國家觀念，要懂得去協助保障國家安全。國家好，香港才會好。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