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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咬牙垂淚 發出「天亡我也!」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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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咬牙垂淚 發出「天亡我也!」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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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何咬牙垂淚 發出「天亡我也!」的感嘆

2020年07月10日 16:39 最後更新:11:20

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延安窯洞前(資料圖)

本文摘自《毛澤東和他的兒女們》,邸江楠,邸延生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晚上總是獨自一人坐在月光下仰望星空,發出長嘆。

賀子珍生下的第二個兒子毛岸軍由於體質太弱,也不幸夭折了。

1933年9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調集了100萬軍隊、200架飛機,瘋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意欲徹底掃滅共產黨的紅色蘇區。

此次「圍剿」,蔣介石採取了“堡壘推進、步步為營”的戰術,在根據地周圍修築了近3000座碉堡,層層包圍,逐步緊縮,企圖逐漸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然後尋找紅軍的主力決戰,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

面對十倍於己的敵人的重兵進攻,王明的追隨者們竟然照搬了蘇聯紅軍的作戰「經驗」,用堡壘對堡壘,實行正規戰、陣地戰,同敵人拼消耗,結果是根據地越打越小,紅軍越打越少。

這時,儘管毛澤東在軍事上已經沒有發言權,但他仍屢次向中央建議:面對強敵,紅軍必須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而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們卻拒絕採納毛澤東的建議,極力主張實行消極防禦的方針,先是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口號,命令紅軍“全線出擊”。紅軍屢戰不勝,陷於被動挨打的局面,王明路線的執行者們又實行節節抵禦的軍事保守主義,致使紅軍屢遭重挫。

10月間,賀子珍又生下了一個男嬰,因為早產,孩子太弱,賀子珍加倍呵護,精心照看,生怕有什麼不測。毛澤東也屢次心疼地看著這個兒子,皺著眉頭對賀子珍說:「這個伢子在這個時候來到人世,生不逢時啊!但我們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養活他,不能再失去了」

為了紀念紅軍,同時也是為了和這個孩子的哥哥毛岸紅「連名」,夫妻倆為這個孩子取名毛岸軍,乳名“豆豆”,與“鬥爭”的“斗”字諧音,意為這個孩子是在“鬥爭”中降生的。

這時候,毛澤東的處境依然很「孤立」。一次,物資供應部門的一些人有意不按標準發給毛澤東應配給的物品,氣得毛澤東身邊的警衛員跟他們大吵起來:“你們憑什麼少給東西?毛主席雖然不在軍隊擔任領導了,但他還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呢!沒見過你們這幫人這麼狗眼看人低!”總務處的人也被罵火了:“我們就是少給了,有本事你到中央去告啊!”

賀子珍得知此事,跑去制止了警衛員。事後,她去找了總務處的傅公俠,傅公俠表示一定按以前的供應標準配發給「毛主席」。

想著前線的戰事,毛澤東總是悒悒不樂,自從他的對敵作戰建議在中央軍委會議上被否決,晚上他總是獨自一人坐在月光下仰望星空,發出長嘆

有時,毛澤民晚上會來看望大哥,看著月光下大哥的身影,不禁凄然淚下。他相信大哥,也記得大哥曾經說過的話:「大鵬鳥也有折翅的時候,只要它養好了傷,會飛得更高、更遠」

11月間,發生了「福建事變」。

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公開宣佈抗日,在東方前線掉轉槍口向蔣介石反戈一擊,同時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且與蘇區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達成了抗日反蔣的停戰協議。

毛澤東得到這一消息,十分興奮,幾次找到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央蘇區的代表李德,積極進言,提出建議,要紅軍抓住這一天賜良機,出動主力部隊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贛皖地區去,將戰略防禦變為戰略進攻,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機會。然而,博古和李德等人根本聽不進毛澤東的任何建議,反而把國民黨的第十九路軍看成是「中間派」,認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

面對博古和李德等人,毛澤東不由得仰天長嘆:「若這等無知之輩繼續掌握兵權,紅軍勢必一敗塗地!」並說,“豎子不足與謀!”

有人將毛澤東說的這兩句話報告給了博古和李德,博古竟說:「他毛澤東是搞農民暴動出身,只懂得游擊戰,像流寇黃巢一樣帶著兵到處亂竄,懂得什麼叫大兵團作戰?他發牢騷,只能是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

毛澤東晚年

李德也嘲笑毛澤東說:「蘇聯紅軍的戰術,他永遠也掌握不了!」

1934年1月,蔣介石集重兵打敗了第十九路軍後,迅速調轉部隊,繼續向中央蘇區猛撲過來,直到這時,博古和李德等人才如夢初醒般地意識到,他們失掉了一次戰勝敵人的大好機會。

也就在這時候,賀子珍生下的第二個兒子毛岸軍由於體質太弱,不幸夭折了。

傷痛中,賀子珍為孩子找來了幾塊木板,請人幫忙製作了一個小棺木,把孩子安放在了裏面。即將入土時,毛澤東止不住落淚說:「伢子,爸爸對不住你啊!」

4月中旬,蔣介石調集11個師的兵力向廣昌城發動了猛攻。

據守瑞金的「左派」們也擺開架式,要和敵人“決戰”,一場慘烈的大戰即將發生。面對強敵,不懂軍事的博古、李德等人竟荒謬地高喊:“為保衛廣昌而戰,就是為保衛中國革命而戰!”甚至還喊出了“勝利或者死亡”這樣極不負責任的戰鬥口號。他們調集了紅軍9個師的兵力,企圖與敵人死拼硬打,在實際戰鬥中,敵人每天用三四十架飛機對廣昌進行狂轟濫炸,致使紅軍傷亡慘重

得到廣昌保衛戰失利的消息後,毛澤東一連幾天說不出一句話,只是一個人走到一棵百年老樟樹下,有時一坐就是半天,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有時他也會走去埋葬著幼子毛岸軍的墳地上看一眼,站在荒草叢中發獃,每當這時候,跟在他身後的賀子珍便會停住自己的腳步,站在遠處看著他的身影,偷偷地掉眼淚

進入8月,蔣介石的100萬軍隊和200架飛機一齊出動,四面八方向中央蘇區進逼。在這萬分危機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再次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議:「敵人從一路來,我們應避開他的先頭部隊,也不打他的後續部隊,而只需打他最後的接應部隊,敵人從幾路來,我們同樣不打他的先頭部隊,只要集中兵力打他側面的一路,敵人必敗!」

可是博古、李德依然我行我素,竟然命令紅軍「分兵把口」,形成“六路分兵”、“全線防禦”,結果,紅軍進一步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局面。

9月初,中央蘇區已瀕臨絕境!

這時候,毛澤東在寧都患了嚴重的惡性瘧疾,連續高燒40,毛澤東感到自己實在抵抗不住瘧疾的侵襲了,又想到敵人的大舉進攻和博古、李德等人的妄自尊大,不禁咬牙垂淚道:「天亡我也!」

賀子珍日夜守護在毛澤東的身邊,每當毛澤東被病痛折磨得實在難以忍受時,她便總是淌著眼淚安慰、鼓勵毛澤東:「別悲觀,潤之!你會好的,一定會好的!不說中國革命離不開你,紅軍離不開你,就是我們母子也離不開你呀!還有霞姐的兩個孩子」

幸虧蘇區的著名醫生傅連暲接連十多天的精心照料,才使得大病纏身的毛澤東逐漸脫離了危險。

9月下旬,病情剛剛好轉的毛澤東緊急建議紅軍「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殲滅之」,以打破敵人的「圍剿」。但又被中央“左”傾領導者所拒絕,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最後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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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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