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錢鍾書和親友，右一為錢鍾書先生，中為妻子楊絳先生

一

1949年，面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大陸。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

「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麼呢？」“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1949年8月26日，錢鍾書從上海抵達清華。工作一年後，在清華同學喬冠華的介紹下，他被調往翻譯《毛選》委員會工作。錢鍾書不是中共黨員，獲得如此極具政治意義的工作，在當時一般人眼中無疑是一件很榮耀的事。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抬升了錢鍾書的政治地位，給他增加了一層保護膜。1951年「三反」運動開始後，錢鍾書在城裏參加了“洗澡”運動，“洗了一個中盆澡”，還回清華學習，參加各式會議，最後順利過關。

一位黨代表和錢鍾書握手說：「黨信任你。」1952年院系調整，夫婦兩人同被調任文學研究所外文組研究員，暫屬北大，後劃人中科院（後轉為中國社科院）。錢鍾書調離教學崗位，對他來說並非壞事。美國的胡志德說：“如果一直教書，那麼他的尖銳辭鋒和那刺人風格，在政治鬥爭中，必定會被狂熱的學生取其所需地改造成用來攻擊他自己的武器。”

翻譯《毛選》工作於1954年底告一段落，錢鍾書迴文學研究所工作。他本該進外文組工作，可是這個組已經滿了，鄭振鐸就借調他到古典組，要他選注宋詩。為了少犯錯誤、沾染是非，他們變得「離群索居」，日常就在家裏工作，每月彙報工作進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成批的大教授擔任了外事翻譯，其中定稿由錢鍾書掌舵。

這期間有關錢鍾書「黑材料」一事不得不提。思想改造運動過後，相當一批知識分子要求入黨，北大教師也不例外，他們頻頻向組織彙報個人思想，反映他人情況，要求入黨。中共也考慮吸收一批知識分子入黨。這時傳言周揚曾問過何其芳：“為什麼不發展錢鍾書入黨？”錢鍾書聽聞此說之後，惴惴不安，發愁不已，生怕組織找他談話，思想遂產生負擔。

但就在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示意文研所發展錢鍾書入黨不久，一份反映他「思想反動」、“政治歷史複雜”的「黑材料」，出現在文研所黨政領導的案頭，一下子使他成了北大反動教授的典型。錢鍾書入黨之事戛然而止。這份「黑材料」是1955年肅反運動中，新北大背靠背搜集的知識分子政治排隊材料，後被收入高等教育部報送中央的關於北京大學的情況簡報中，題為《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供高層參考。

材料中，記載了錢鍾書多種「反動言論」，如說他解放前和美國間諜特務及清華特務關係密切，曾見過蔣介石，為他譯《中國之命運》，解放後散佈反蘇反共和污衊毛澤東的話云云。這份未經查證的材料，在錢鍾書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裝進了他的人事檔案。1956年1月，在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期間，該材料又被印發給與會者參考。錢鍾書的反動名聲，由此越傳越廣。這份材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別人寫他的大字報他本人才知道。

關於發展錢鍾書入黨，據說他的清華同學胡喬木就多次動員他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他總是感嘆不已，認為自己不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不僅是共產黨要統戰他，當年國民黨也曾爭取過。說是朱家驊曾遊說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也被他拒絕了。

二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京城裏病毒肆虐。流感流行。

就在這個早春時節，楊絳說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但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冒著嚴寒，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脫葉」兩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里的遭遇。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只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涌、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複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歷時十八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系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是該書照樣受到批判。

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余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徵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而小川環樹的高度評價，更是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地度過了1957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三

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係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絳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

楊絳說：「錢鍾書憑什麼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麼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真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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