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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錢鍾書為何沒有被劃為右派 書讀得多有好處


圖為錢鍾書和親友,右一為錢鍾書先生,中為妻子楊絳先生

1949年,面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大陸。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

「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麼呢?」“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杭立武邀他去台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1949年8月26日,錢鍾書從上海抵達清華。工作一年後,在清華同學喬冠華的介紹下,他被調往翻譯《毛選》委員會工作。錢鍾書不是中共黨員,獲得如此極具政治意義的工作,在當時一般人眼中無疑是一件很榮耀的事。在某種程度上,這確實抬升了錢鍾書的政治地位,給他增加了一層保護膜。1951年「三反」運動開始後,錢鍾書在城裏參加了“洗澡”運動,“洗了一個中盆澡”,還回清華學習,參加各式會議,最後順利過關。

一位黨代表和錢鍾書握手說:「黨信任你。」1952年院系調整,夫婦兩人同被調任文學研究所外文組研究員,暫屬北大,後劃人中科院(後轉為中國社科院)。錢鍾書調離教學崗位,對他來說並非壞事。美國的胡志德說:“如果一直教書,那麼他的尖銳辭鋒和那刺人風格,在政治鬥爭中,必定會被狂熱的學生取其所需地改造成用來攻擊他自己的武器。”

翻譯《毛選》工作於1954年底告一段落,錢鍾書迴文學研究所工作。他本該進外文組工作,可是這個組已經滿了,鄭振鐸就借調他到古典組,要他選注宋詩。為了少犯錯誤、沾染是非,他們變得「離群索居」,日常就在家裏工作,每月彙報工作進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成批的大教授擔任了外事翻譯,其中定稿由錢鍾書掌舵。

這期間有關錢鍾書「黑材料」一事不得不提。思想改造運動過後,相當一批知識分子要求入黨,北大教師也不例外,他們頻頻向組織彙報個人思想,反映他人情況,要求入黨。中共也考慮吸收一批知識分子入黨。這時傳言周揚曾問過何其芳:“為什麼不發展錢鍾書入黨?”錢鍾書聽聞此說之後,惴惴不安,發愁不已,生怕組織找他談話,思想遂產生負擔。

但就在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示意文研所發展錢鍾書入黨不久,一份反映他「思想反動」、“政治歷史複雜”的「黑材料」,出現在文研所黨政領導的案頭,一下子使他成了北大反動教授的典型。錢鍾書入黨之事戛然而止。這份「黑材料」是1955年肅反運動中,新北大背靠背搜集的知識分子政治排隊材料,後被收入高等教育部報送中央的關於北京大學的情況簡報中,題為《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供高層參考。

材料中,記載了錢鍾書多種「反動言論」,如說他解放前和美國間諜特務及清華特務關係密切,曾見過蔣介石,為他譯《中國之命運》,解放後散佈反蘇反共和污衊毛澤東的話云云。這份未經查證的材料,在錢鍾書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裝進了他的人事檔案。1956年1月,在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期間,該材料又被印發給與會者參考。錢鍾書的反動名聲,由此越傳越廣。這份材料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別人寫他的大字報他本人才知道。

關於發展錢鍾書入黨,據說他的清華同學胡喬木就多次動員他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他總是感嘆不已,認為自己不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不僅是共產黨要統戰他,當年國民黨也曾爭取過。說是朱家驊曾遊說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也被他拒絕了。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京城裏病毒肆虐。流感流行。

就在這個早春時節,楊絳說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澤東決定發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但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冒著嚴寒,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弈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脫葉」兩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里的遭遇。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只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涌、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複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歷時十八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系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是該書照樣受到批判。

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注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里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余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徵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讚的話;而小川環樹的高度評價,更是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地度過了1957年,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係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麼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絳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

楊絳說:「錢鍾書憑什麼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麼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真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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