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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回應「二月兵變」:我們的軍隊我也調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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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回應「二月兵變」:我們的軍隊我也調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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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回應「二月兵變」:我們的軍隊我也調不動!

2020年07月14日 18:10 最後更新:11:30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

在全會初期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指責,說「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並明有所指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還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寫下了那張著名的“我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大字報雖未點名,但其矛頭所指昭然若揭。

會議從此開始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錯誤」的揭發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員,從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起頭,倒溯1962年以來中央一線工作的種種「錯誤」,一一盡數,罪責劉、鄧。其間毛澤東講話,指責劉、鄧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錯誤路線。會議批判所得結論,是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之外,另有一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全會的最後,根據毛澤東提議,臨時增加一項議程,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鄧小平雖由原來的第七位變為第六位,但實際地位下降。而林彪則扶搖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為唯一的黨中央的副主席,並且取代劉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毛澤東和鄧小平

原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此次會議後,實際上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

在會上接受批判的同時,父親有時還必須要到一些學校去參加運動、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革」,他曾說是“老革命遇見新問題”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雖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一班人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厭惡。有時,在群眾場合,他還不顧所處逆境,為自己,甚至為他人,申明正義。8月2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明知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諸大員,他還是直言回答:“已經查過了,沒有這回事。”並說:“告訴你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從這僅有的幾句辯詞中,完全可以體會到他當時心中的憤懣。他想為他的老同志老戰友辯解,但這時的他,已是人微言輕,有口難辯了。

十一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決定,由林彪主持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已實際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鄧,林彪還親自出馬,將鄧的問題說成是敵我矛盾。

父親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一定是不平靜的。回家後他雖什麼也沒說,卻夜不能寐。母親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三點多了,怎麼還沒睡?」父親告訴母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母親問:“誰批你?”父親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父親不再多言,母親也不敢多問,只安慰地說:“快睡覺吧,不然明天開會起不來了。”父親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連歷史在內新賬舊賬一起算了。

會後,父親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親為人,本來就沉默少言。運動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此時,父親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雖不管了,但對於家裏的孩子們,父親卻管得很嚴。

我們幾個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學校里參加運動,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組以後,我們雖然知道在此問題上父親犯了「錯誤」,但對於他所面對的真實處境並不了解,仍各自忙於運動。

話給媽媽打電話,徵求她的意見。記得當時媽媽很急地說:「對聯是錯的!你不要和姐姐辯論,趕快回家!」媽媽的口氣很重,一再重複:“這是爸爸說的!”當時,我很不高興地遵從了父母親的決定,事後明白過來以後,才萬幸聽從了他們的訓示。

8月18日,林彪在「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從20日開始,北京首先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紅衛兵「破四舊」運動,並迅速波及全國。紅衛兵小將們走出學校,“殺向社會”,整個社會頓時為“紅色恐怖”所籠罩。這場為害至深的“革命”運動,由副統帥林彪親自號召發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慫恿煽動下愈演愈烈,發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壞,以至打死人。無數年輕幼稚的紅衛兵小將“為了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盲目而又狂熱地捲入了這場瘋狂的“革命”行動。我的父母親此時已感到事態的失控,他們把在中學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來,關在家裏,不許出去,明確告訴我們不許參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動。那時,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對父親的不利狀況已有所察覺,便都聽話地閉門不出,有的學織毛衣,有的學裝收音機,有的整日在家抄寫毛主席語錄。家中的平靜,使我們遠離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現在,念及於此,我們仍十分感激父母親在關鍵時刻對我們的嚴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這個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在整個社會上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去掉劉、鄧的阻力後,運動便以更加猛烈的勢頭向前發展。

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至11月底,毛澤東在京共八次接見紅衛兵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在毛澤東的親自支持下,紅衛兵運動更加如火如荼,迅猛發展。

瘋狂的「破四舊」運動餘音未了,又開始了全國範圍的“革命大串聯”。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紅衛兵小將身著時興的舊軍裝,乘著免費的火車汽車,開始了數以千萬人次計的全國範圍“大串聯”。運動的狂飆開始衝擊社會的各個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運動從學校波及全社會,造成了社會秩序的破壞,對工農業及各行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引起了廣大幹部群眾的不滿和抵制,社會的混亂和矛盾進一步加深。同時,由於各紅衛兵組織的認識和觀點不同,產生了嚴重的派別分化。各派各組織之間不斷進行激烈的辯論和明爭明斗。運動至此,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沸沸騰騰,真正達到了革命預言家「天下大亂」的“理想”境界。

儘管造反已「當然有理」,儘管“革命”已成為“真理”的標準,但自「文革」爆發以來,對運動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運動一步步擴大和深入的同時,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問題上對運動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論提出了疑問。這場運動,雖由毛澤東親自發動,雖有林彪、江青兩大勢力鼎力支持,但是,種種阻抗和抵制還是頑強,新的混亂不斷發生。

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發起「文革」這一錯誤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澤東卻認為,阻力的產生,根子還在劉、鄧,認定黨內有一小撮以劉、鄧為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認為,在一個時期內,這條資本主義路線差不多取得了統治的地位,並且直到現在,在黨內還有市場。為了保證「文革」順利進行,一定要徹底掃除一切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10月9日開始至28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再次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儘管這次會議由毛澤東親自召開,但在一開始,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還是表現出了他們的「遲滯」,表現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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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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