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有一間製造蠟燭的工廠生意一落千丈,面臨倒閉。為了挽救工廠,以及聲稱保障過千名工人的生計,於是蠟燭工廠負責人向當時國會議員請願,要求動議及通過全國窗戶都必須拉上布簾,如此一來自然陽光便不能穿透窗戶進入室內供人工作或活動之用。室內長期漆黑一片,人類為了維持日間的生產和活動,對蠟燭的需求便會大大增加,那麼便可實現拯救蠟燭工廠和工人的目標。

可是,只要智力正常的朋友都可以看出這項建議何等荒謬絕倫。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自然陽光是「免費物品」,任何人無須付出代價便可接觸和享受。相反,蠟燭是「經濟物品」,消費者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才可換取蠟燭這個商品。試問誰會希望「捨易取難」,付出額外成本代替人類習以為常的操作,而為的只不過是區區一間蠟燭工廠?

其實這則故事是來自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的著作《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經濟效應》。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人類往往只是以視角出發,分析眼前看得到的利益得失。可是,對於看不見的、抽象的經濟效益,人類便會選擇忽視甚至不加考慮。

以蠟燭工廠為例,因為蠟燭工廠是真實存在的建築物,在內工作的工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類情感上便會想方設法延續蠟燭工廠的生命。可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就算蠟燭工廠倒閉,其工廠的設備、地方可以轉化成其他生產用途,面臨失業的工人可能接受其他培訓後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既然蠟燭工廠在照明市場上已不是不可替代的商品,而投入工廠運作的人手和資源都有可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從社會效益的角度而言,讓工廠倒閉才是更好的選擇。

意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雖然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人與人間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問題日趨惡化,但是絕大部分人類沒有階級覺醒進而推翻資產階級專權的原因,就是資產階級成功建立兩套「霸權」。一是制度和經濟上對無產階級的壓逼和控制,如生產關係、法律、軍隊等等;一是「文化霸權」,即是由資產階級向廣大社會灌輸價值觀和道德觀,使無產階級獲得「虛假意識」,認同統治階層的理念和價值,以維持及鞏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葛蘭西提出「文化霸權論」的年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因此資產階級建立霸權的方法,離不開大眾傳媒的廣播和教育體制的薰陶。時至今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播的媒介已不限於傳統媒體,社交平台和即時通訊軟件也許擁有更大的影響力。然而,媒介多元沒有改變人類賴以接收訊息所用的感官,即是視覺。相反,它讓人類更加重視和信賴一切從眼睛看到的情況及其催生的感覺,進而形成「視覺霸權」。

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黑暴運動中市民從不同渠道接觸的資訊與對事件立場的關係。根據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的報告顯示,從傳統媒體如報章、電視接收有關黑暴運動資訊的市民,較有可能是建制派支持者;反之,從社交媒體取得資訊網媒、Facebook、討論區等的,就愈有可能支持甚至參與這場運動,亦較有可能支持反對派。

這項調查說明,人類極度依賴視覺接收訊息,媒體向受眾呈現的資訊,很大程度上左右受眾對某件事件的看法和立場。例如因為網上資訊渠道一般都是反對派的天下,其展示的訊息很多時集中在警方的驅散和拘捕行動,對於暴徒的行為則輕描淡寫或是視若無睹。於是,吸收網上資訊為主的受眾便會傾向同情暴徒及質疑警方,並在政治立場上成為反對派的支持群眾。

因此,不難想像得到,視覺霸權在政府抗疫政策同樣發揮力量。當香港近日疫情愈趨嚴重,政府選擇採納醫學專家的建議,進一步擴大「晚6朝5」的禁堂食令,改為全日禁止堂食,社交網絡便瘋傳基層工友在路邊、巴士總站等地方蹲坐用餐的圖片和短片。眼看此情此景的群眾,考慮到近來天氣炎熱又時晴時雨,加上工友吃飯時非常狼狽,遂產生強烈的憐憫,紛紛批評政府的禁堂食令矯枉過正及過份擾民,要求放寬禁令。

無疑,筆者與所有港人一樣,十分同情工友用餐的不便和尷尬。可是,很多市民看不見的,是政策的原意。透過禁止堂食避免食客長期不帶口罩暴露於新冠病毒的威脅,以減少大規模感染,使疫情盡快受控,讓正常經濟活動重啟及廣大市民盡早回復正常生活,既是禁令的用意,亦是所有港人的願望。

但是,視覺霸權讓大多目睹(不是親歷其境,只不過是隔著冰冷的螢幕)工友慘況的市民遺忘禁令和抗疫的目的和意義。為了十多萬工友一、兩個星期午饍時的不便,寧願捨棄七百五十萬名市民的健康和福祉。(而最諷刺的是聲稱抗疫第一的特區政府和專家團隊最終也妥協就範!)這種自相矛盾現象出現的原因,正是視覺霸權讓我們產生對即時的、實在的負面情況容易產生感情和共鳴,同時對於看不見的政策效果,例如有多少人因此而避免感染、挽救多少市民的生命、控制疫情對經濟的好處、對許多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等,則全然忽略或根本沒有考量。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最近就全球如何對抗疫情發表看法,他指出抗疫成敗的關鍵是「作出艱難決定以保障人類免於病毒侵害的意願」。毫無疑問,禁堂食令正是香港政府的艱難決定之一。限制市民在餐廳用膳的自由,連同對飲食業的生意打擊,的確對不少市民而言是不便和痛苦的。市民可以質疑禁堂食令的成效,也可以要求政府推出其他補救措施以減少政策帶來的副作用,但是不代表應該以「望圖生義」的感情或情緒左右更為重要的抗疫工作。

成熟的網絡發展,讓人類縱容視覺霸權的趨勢變得不可逆轉。但是當人類愈是相信和依賴視覺帶來的訊息和感受,而對看不見的則不加思索,正正墮入操弄媒介,建立文化霸權之人和勢力的圈套。我們必須記得,霸權的存在,是服務其制度和利益,而不是人類的福祉。




黃遠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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