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群、江青和林彪三人的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改革》2011年第5期,

接到楊德中的電話時,我在北郊木材廠,時為1968年6月。他說派車接我到釣魚台十五號樓。我到後沒幾分鐘,陳伯達從樓上下來問了問我的基本情況,就讓我回去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通知我到十五號樓報到,我就算正式到陳伯達那裏工作了。

「夫妻照」和社論的故事

我去那裏是在陳伯達原來的秘書王保春調走以後。王離開是因為所謂「傅崇碧沖釣魚台事件」。傅要到釣魚台來,聯繫電話是王接的。傅是北京衛戍區司令,王哪有權阻攔呢?進來以後驚動了江青,她火兒了:“是陳伯達秘書放進來的,寫檢查。”王第一次檢查沒通過。她說:“這樣的檢查怎麼能行?”回來又讓陳伯達給他修改,加了些“深刻”的話,這才過關。這還不行,讓調出辦公室,才又調我來。

陳伯達身邊就這麼幾個人,我跟王文耀搞機要,廚師宋師傅,釣魚台配的服務員李保平和張素花,還有司機老俞。

在那裏的時候,有的事我印象很深,比如陳伯達和江青的關係。那時,陳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是副組長,可據我觀察,江青對陳伯達一點兒也不客氣。

有件事讓我挺生氣。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的廁所沒寫明男女。會議過程中,陳上廁所,出來碰到江。江火了:「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看了看門上說:“這沒有寫女廁所啊?”“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卧室!”很嚴肅,當面說陳伯達,旁邊還有別人。陳被江訓得還不如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呢。陳回去後很生氣。我替他打抱不平,說我給主席打電話說說這事。陳說,“不不,你不要管。”

第二檔子是照片的事。中共九大以後,有一天江青高興了,讓秘書打電話,「叫伯達同志來照個相嘛。」兩人並排照了個相,就像咱們說的“夫妻相”。陳當時就沒意識到,我卻覺得不大對頭。大概過了兩天,他到毛家灣去(葉群是他老鄉,又是他學生,兩人談得來。我覺得,葉的處事方法和江恰恰相反,江讓人害怕,葉見人挺親——假樣也好真的也好),二人說起照相的事。葉說:“你怎麼敢跟江青照了個‘夫妻相’啊?主席要知道了怎麼得了?”說得很嚴肅。陳一聽也很緊張,跟我說,“你是不是到新華社去一趟,把我和江青同志照的照片拿來我看一下,底版也要。你坐著我的車去吧。”我照辦了。照片看後沒送回去,無影無蹤了(肯定是陳伯達燒了)。我只得去跟圖片社解釋。陳是他們的上級,圖片社也不好說什麼。第二天,江沒取到照片,把圖片社的人罵了一頓,說,“我送的東西,你為什麼給別人?給誰了?”工作人員說給陳的秘書了。這下可壞了,從那以後,我就躲得遠遠的,不讓她看見我,一看到她看我的眼神,我就害怕。

陳伯達也用自己的辦法對付江青。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有一次中央部級以上幹部傳達會議精神,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參加。姚文元問我:「《人民日報》那篇社論是你送去的吧?」我說“是”。怎麼回事呢?就是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8周年,社論題目叫“改造世界觀”。那天晚上,為送稿件,陳伯達一連派我跑了八趟,我記得非常清楚。社論是姚文元和張春橋起草,陳修改的。陳很重視這個排版。排了三四次都不行,他就說:“你這個標題為什麼不能放大呢?”放大後還不行,說:“加杠。”就是社論全文加黑框。我說主席批的社論才加杠呢,陳說:“讓你加你就加嘛,給他們說加嘛。”加了還不行,說正文排成四號宋,加框,那時四號宋用得很少。最後,他終於說:“好,我睡覺了。”這時都早晨八點鐘了。後來,我琢磨,社論的第二自然段是談樣板戲,他要把這一段排到二版去——這才琢磨過來。江青把樣板戲看得很重,陳就故意排到第二版來降低影響。

廬山摔跟頭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我是惟一跟陳伯達上廬山的工作人員。當時,會議地點保密,陳光說「上山」,“馬列著作都給我帶上,再帶幾本毛主席語錄”。

會場一般我不去,就在住處值班。不開會的時候,有些人來看他,比如李雪峰、吳法憲,江青也去過一次。那是華北組「二號簡報」出來以前,還互相來往呢。張春橋、姚文元好像沒來過。他們來得少一點,開會時都互相見面的。

全會期間,有件和我有關的事上了中央文件。在《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里,提到「陳伯達給林彪出謀獻策的電話記錄稿」,說:

話給林彪,要林彪修補講話錄音,把毛主席講的會議方針,‘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裏面加上去’,藉以掩蓋林彪分裂黨的罪行。林彪電話答覆:‘謝謝伯達同志的關心’。”

電話記錄稿,是林彪的秘書於運深手記的,內容是:

伯達同志處繆秘書電話1970年8月29日晚8:05伯達同志說:「林副主席講話很好。表達了主席思想。不過,那裏面有沒有講到主席多次強調這樣的原話:‘是開一個團結的會議,還是分裂的會議,是開一個勝利的會議,還是失敗的會議。’我記不清楚了。如果還沒有講到,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裏面加上去。不曉得這個意見對不對。」

林彪講話出來以後,吳法憲他們提出要放林彪講話錄音,放錄音後,各個小組討論,陳在華北組。小組討論會我去了,待在會議室外面。他的講話我沒怎麼聽到,但是,汪東興和陳毅的發言我聽得清清楚楚。汪講:「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我們八三四一部隊的幹部戰士都不答應!」陳講話也很激烈,說“我歷史上反對過毛主席,現在有人反毛主席,誰要反對毛主席,我就跟他拼了!”

簡報華北組弄得最快。實事求是講,到主席發火為止,陳伯達沒看到那期簡報,也沒有修改。這事出來以後,主席就召開常委擴大會,就擴大到各小組組長了,華北組是李雪峰、鄭維山(這都是被擴大的),擴大以後就批評他們,批評得很嚴肅。陳自己寫的會議記錄上,毛主席說他「人家搞陰謀,就你不搞陰謀?」他回來後很不高興,跟我說“主席批評了我”。我說這個事情沒弄好,會議沒有這個議程呀?他說:“林副主席講話主席是知道的呀。”因為這事就休會了。陳就出去轉,照了好多相。後來,會上有人批評他,“大禍臨頭了還不知道檢查自己,還遊山玩水?”他受了批評,情緒不好,總理就派了個醫生過來照顧他。

這個事出來以後,高碧岑(毛主席的機要秘書)來電話說,主席叫他去(主席不叫他不敢去)。談了有一個小時。臨別,主席還親自送他到小車邊。他回來挺高興,說主席就是批評他:「你官做大了,也不到我這裏來了,也不寫文章了。」主席說,“你要跟他們見見面談一談”(“他們”,叫我說就是“老四人幫”,就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他先到江青那兒去,她沒讓進辦公室,就讓他出來了。他又到康生那兒,康說,「你不但要做個口頭檢查,還要做個書面檢查,做得深刻一點。」陳的書面檢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簡單,但用陳的話說,“那上綱上線上得叫高”呀,什麼“跟主席唱對台戲”呀,“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等等。陳認為主席確實批評了他,但還想挽留他,說,“你去跟他們談一談,交份檢查就算了。”結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檢查,他在大會上一念,康接著就給主席寫報告,給陳戴了幾頂帽子,什麼“國民黨反動分子、托派、叛徒等”。

這幾個人把他挖苦透了。這是他回來跟我說的。他那個氣呀,臉耷拉下來了,氣得不得了。

下山的時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觸了。坐飛機時,他想對余秋里說點什麼,餘一扭頭就走了。去的時候還很融洽呢,回來時沒人理他了。陳就跟我發牢騷:「說我要搞政變。我政變?我政變以後你當參謀總長?」還說“我救過主席”——這話他以前從沒對我說過。

回北京後,就把他軟禁在米糧庫衚衕的家裏。什麼都沒了,車也收了,每天就是送個報紙。總理批了個負責監護和服務的人員名單,原來的工作人員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關起來了,連他的小孩都關了(1962年出生的,那時才幾歲)。

那一段時間,他沒事做,就看書,練字,抄書如毛主席的《實踐論》啥的。理髮我給理,做飯我給做,反正他吃飯簡單,再說那時弄啥吃著也沒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秦城監獄,我就離開他了。

我對陳伯達耍態度

要說他這人的特點,頭一個是尊重主席。他到主席那兒去,從來是遠遠地就下車了,也不直接進去,問警衛,「主席休息了沒有?」沒休息,他才說,“你進去報告一下,我給他送兩本書(或是其他什麼事)。”老實得像個小學生。

另一個是怕江青。主席在廬山批評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這兒來了。」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過,“碰頭會只有總理跟主席彙報,任何人不准干擾毛主席。”他怕江青,不然她鬧呀,不聽不行啊。江青還經常通知他去看電影,他不敢不去。江還給他摔過杯子,他把那個爛杯子撿起來帶回去,盡量不留殘跡。

再一個特點就是做事認真。陳伯達搞文字工作,一個標點符號都很認真。你要弄錯了,他就會給你糾正過來。

生活上他很簡單,不講吃,不講穿,不抽煙,不喝酒。他也不喜歡前呼後擁,有一段時間,他都不讓隨車跟著。個人衛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頭,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後,他到裏面咕嚕一下就出來了,不說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頭,就用農村人用的那種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書、寫東西。有個小錄音機,哇啦哇啦地在那兒說,錄完以後,整理出來就是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氣隨和,從沒跟我發過火,倒是我跟他耍過一次態度,他還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電話里給新華社傳個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還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嗎?」我說清楚了,他說,“你再去說一遍。”我說,“我不說了,我要再說,人家該說陳伯達辦公室的秘書有病。”那時,天氣比較熱,他穿一個大褲衩子跑來跑去,在電話里又親自說了一遍。咋這麼不相信人呢?一個中央常委處事怎麼這樣呢?我生氣地坐在門口的一個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滿意,一會啪啦啪啦來了,說:“不要生氣了。”他一說,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這事要是擱到康生或者江青那兒,一下就把我給抓起來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說,但生活中,我感覺他平易近人,比較儉樸。他勇於承擔責任,尤其是涉及主席和總理的,從來都不說對方的不是,都承認是自己的錯。

繆俊勝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立三等功,被選拔進中央警衛團。“文革”中擔任陳伯達秘書,直到陳伯達入獄。他是惟一跟隨陳伯達參加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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