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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感慨毛澤東的政治鬥爭藝術,從此更加工於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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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感慨毛澤東的政治鬥爭藝術,從此更加工於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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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感慨毛澤東的政治鬥爭藝術,從此更加工於心計

2020年08月04日 17:48 最後更新:17:11
 

 

毛澤東和林彪等人接見紅衛兵(資料圖)

本文摘自《折戟沉沙溫都爾汗》,王海光 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林彪一直養病,深居簡出,很少與人交往和參加國務活動。

1954年,中蘇友好協會成立,毛澤東讓林彪擔任協會主席一職,林彪也只是掛個名,很少過問協會裏的事務。

林彪有病也是事實。抗戰初期那次傷及中樞神經的槍傷和緊張的戰爭生涯對他的身體損傷很大。海南島戰役之後,中央鑒於林彪健康情況不好,送他到蘇聯去治療休養。但治療效果不大,特別神經系統問題多。他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動輒出汗,見風感冒,見水拉稀。即使在授予十大元帥軍銜和勳章典禮的喜慶日子,林彪也是神情萎靡,鬱鬱寡歡。

毛澤東對林彪的病情十分關心,1953年,毛澤東指示總後衛生部部長傅連璋組織專家會診,為林彪檢查身體。傅組織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名醫給林彪作了全面檢查和會診,沒有發現林彪身體上有嚴重的器質性病變,許多病的癥狀是與神經系統有關。他建議林彪多作戶外運動,多吃蔬菜水果,並暗示葉群節制性生活。傅如實地把會診結果彙報給了毛澤東和中央,林彪、葉群忌諱說他有神經系統的病,對此懷恨在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傅被迫害致死,“迫害林副主席”是他的主要罪狀之一。

毛澤東得知檢查結果後,特地手書曹操的詩《龜雖壽》贈與林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大氣磅礴的名篇,加上毛澤東酣暢淋漓的草書,表達了毛澤東希望林彪振作精神,克服疾病,再有所作為的拳拳之心。

林彪雖然有病在身,但並不像他表現的那樣嚴重。林彪性情陰鷙,猜忌多疑,心病大於身病。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兩件事對他的心病影響很大。

1950年在中央決定抗美援朝出兵問題上。林彪內心不願意捲入韓戰,對與美軍作戰沒把握,推說有病,婉拒了毛澤東要他擔任志願軍司令員率兵出征的重託。而後彭德懷意氣干雲,毅然挂帥出征,使毛澤東頗生感慨。毛澤東曾說,給林彪發轉業費,讓彭德懷管國防部。

1953年在高崗事件上。高崗進京後擔任位置十分重要的國家計委主席。他趁黨和國家領導機構將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將有新的安排之際,四處活動,大搞幕後交易,在黨內拉選票,在會議上發難,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謀求更高權力。高崗在東北局工作時就和林彪關係密切,到京後又和林彪扯在一起。心高氣傲的林彪對高崗頗為欣賞,他說,高崗政治上很強,將來是黨內了不起的人物。

高崗於1953年10月到杭州,與林彪商量中央人選名單。他主張林彪出任一些人主張由國務院改名的部長會議主席。11月末,林彪交給高崗妻子一封信,要她親自交給高崗。毛澤東察覺了高崗的一些活動,並派陳雲去做林彪的工作,要他警惕高崗。不久,高崗問題暴露,中央對他進行了嚴肅的鬥爭。高崗拒絕認錯,以自殺相對抗。

林彪慶幸自己沒有陷進這場政治旋渦之中,對毛澤東的政治鬥爭藝術感觸良多,之後在政治上更加工於心計。直到1962年,葉群還對高崗妻子說,那封信是林彪批評高崗搞地下活動的。這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掩飾,正說明高崗事件對林彪的心理影響之大。

1956年9月,在八屆一中全會上,林彪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對林彪這位愛將還是厚愛的。1957年夏,毛澤東到上海視察、專程探望了在這裏養病的林彪。林彪感到了毛澤東的關心和信任,心情十分高興。

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林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位居毛、劉、周、朱、陳之後。林彪在會上格外興奮,病容全無,精神煥發。這似乎表明了林彪的病,大半是權力饑渴症的政治病。不久,在廬山會議上,林彪所患的是政治病得到了驗證。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林彪從養病閑居走到政治前台的轉折點。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擴大會議,主題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糾正已經覺察到的一些「左」的錯誤。林彪推病,沒準備參加會議。

廬山會議在對「大躍進」經驗教訓的認識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耿直的彭德懷尖銳、激烈地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左」傾錯誤,並在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自己的意見。毛澤東被信中“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等詞句深深地刺痛了。毛澤東動了肝火。他要進行反擊,既是為了維護“三面紅旗”,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領袖尊嚴。

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大會,讓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鋒芒尖銳地逐條批駁了彭德懷信中的觀點,並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情緒極為激動。毛澤東講話後,廬山會議風向立轉,開始批彭反右。

毛澤東電召林彪等人上廬山參加會議。7月17日,林彪上了廬山。林彪在北京就得知了廬山上發生的事情,清楚毛澤東召他上山的意思,上山後口稱「援兵」,對彭德懷的批判刀刀見血。

8月1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朱德首先發言,態度溫和。立即被毛澤東斥為「隔靴搔癢」。林彪接著發言,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林彪迎合毛澤東,一筆筆地算起彭德懷的歷史舊帳。林彪的發言為會議批鬥彭德懷定下了兇狠的調子。

在以後的會議上,林彪繼續攻擊彭德懷「野心很大」,“非常囂張”,“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是“我們黨裏面的一個隱患”。他硬是把一瓢瓢的污水,劈頭蓋臉地潑向彭德懷。

在早已超過針對寫信本身的一片批判責難聲中,彭德懷只好違心地承認「錯誤」,表示:不自殺,不當反革命,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

緊接著,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把對彭德懷的批判上升到路線鬥爭的新高度,說彭「一貫反對毛主席」,並揭批莫須有的彭德懷“軍事俱樂部”問題,性質越來越嚴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此後,中國轉入了蹇乖多難的年代。

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並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扶搖直上的林彪,一改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消沉,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又大顯其身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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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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