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密鑼緊鼓 4大焦點呼之欲出 10年時間邁入高收入國家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十四五」規劃即將開啓，規劃編制工作也在緊鑼密鼓中。

據新華社消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日對「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為此，有關方面近期將通過多種形式徵求幹部群眾、專家學者等對「十四五」規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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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委已在開展「十四五」規劃調研活動，多地召開「十四五」規劃研討會。比如，8月2日，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發展戰略和規劃研究室到湖北省十堰市調研，8月4日，天津市召開相關調研研討會等。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會議，決定10月召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五中全會主要議程之一便是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十四五」規劃有兩個大背景: 第一是要主動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二是准確把握「十四五」時期發展環境的重大變化。

多位專家學者分析，新發展理念將滲透進「十四五」時期發展的全過程和各領域，「雙循環」戰略將貫穿「十四五」始終，成為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主線。以1. 體制機制創新和2. 科技創新為主要內涵的全方位創新，將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則是「十四五」期間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內地《第一財經》總結了「十四五」有4大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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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發展理念」貫穿全過程

從1953年至今，我國已制定和實施了十三個五年規劃。隨著「十四五」時期將至，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了更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外部環境持續變化之時，中國經濟展現出特有的韌性和活力，除了一系列經濟增長指標持續回暖，改革開放也在持續釋放紅利，推動著中國經濟繼續沿著高質量發展之路不斷前行。

上述政治局會議指出，必須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傑指出，新發展理念強調，我們不是為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是強調經濟發展，強調對環境的保護，既通過經濟的手段把蛋糕做大實現效率，同時通過二次分配，把蛋糕分好，做到公平和效率的有效統一。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劉哲表示，國內經濟面臨轉型發展、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三大任務。高質量發展要求遵循新產品、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規律，形成新供給、創造新需求。要用新的發展理念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激發高端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創新活力；用改革的方法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引導要素從低效率領域向高效率領域流動。

2. 「雙循環戰略」成經濟發展主線

最新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同時定調，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今年多次高層會議均強調了「雙循環」。7月21日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強勁可持續的發展。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撰文分析，預計雙循環戰略將貫穿「十四五」始終，成為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的主線。

近期，上海、廣東、江蘇、福建、湖南、安徽等省份召開會議部署接下來的經濟工作，如何融入雙循環成為各地經濟工作部署的根本課題。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劉哲話，雙循環戰略是基於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和疫情衝擊，對於中國供需優勢和供需結構的再思考和再定位。一方面，發揮中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進一步提升對於外資的持續吸引力；另一方面，需要對中國經濟產業鏈佈局、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產品市場的需求結構進行優化升級。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表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不是要閉關鎖國、主動脫鈎，而是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特別是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向制度型開放，打開國門搞建設。

3. 「全方位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

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前司長徐林撰文分析，相對於「十三五」時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四五」的核心內涵應轉變為全方位創新，核心是體制機制創新和科技創新。通過全方位創新，中國將有望用10年左右的時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穩步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徐林認為，總的來看，「十四五」規劃編制可能會難於以往，因為中國正面臨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複雜國內外環境。儘管如此，中國完全有可能通過全方位創新，更好地激發國內微觀主體的發展活力和增長能力，進一步改善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效率，使經濟增速保持更平緩並延續更長的增長平台期。

從中國目前的基礎條件看，中國也有體制機制創新和科技創新的較大空間。

當前，從研發投入規模和專利申請數量看，中國算得上一個研發大國，也是一個產業體系門類齊全的大國，但從質量和核心競爭力來說，還遠不是強國。從創新效果看，中國雖然專利數量名列前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遠遠低於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

從產業體系看，一些產品和服務在品質上不能滿足消費者消費升級和消費多樣性、精細化的需求，部分領域不具備與海外先進技術、產品和服務競爭的能力，一些高端產品和核心技術還不能自主研發並生產，必須依賴進口。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表示，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競爭，根本上說是科技的競爭。各國都已將科技創新作為帶動全面創新、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戰略。中國要進一步加強基礎前沿和高新技術研究，降低市場准入門檻，促進科技成果的高水平大規模創造與有效轉化應用，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

4. 「要素市場化」改革待突破

前述政治局會議還指出，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繼續擴大開放，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近日在媒體上表示，面向「十四五」，無論從外部環境變化，還是從國內發展階段性特徵看，都要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培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造成的，關鍵是有利於釋放增長潛能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後，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扭曲，要素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不健全，影響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升。

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也撰文分析，「十四五」期間，要抓住土地、人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大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加速推進土地要素城鄉流動，提高土地利用集約化水平；樹立人力資源為第一資源的要素市場觀，健全企業家市場；以證券化的資本市場帶動全社會資本要素的優化配置；加速技術產權交易市場整合，推進技術市場基礎性制度建設；逐步構建數據交易市場的基礎性制度框架，推進數據市場與資本市場融合發展。

要素市場化改革將成為「十四五」期間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表示，在傳統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把勞動力、土地、金融資源配置到生產率更高的領域，使經濟達到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而在新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加快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進技術擴散，使中國的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達到國際前沿水平，以釋放仍然存在的追趕潛能。這就要求加快培育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完善產權制度。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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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