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右一）與劉少奇、王稼祥的合影（資料圖）

擊死，事後在集市上有個農民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保安處知曉後即拘捕了這個農民。高崗把這一消息告知毛澤東，毛澤東摸清情況後，作出了正確的決定，減輕了邊區農民的負擔。（《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與敵特作鬥爭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1941－1945》）當康生推行的「審干」、「搶救」等極左的政治運動進入白熱化時，高崗主動向毛澤東彙報了實情：「西北幹部都是一塊戰鬥過來的，怎麼能同特務聯繫上？」（《我的一生——師哲自述》）由於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徐特立、高崗等人的如實彙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從而一舉中止了「搶救運動」，贏得了幹部群眾的歡迎。

全面改組東北局領導層。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為副書記兼副政治委員。6月24日，高崗兼任東北局秘書長，成為林彪在東北地區的主要助手。1949年3月11日，高崗正式就任東北局書記。在高崗主導東北期間，東北地區的工業經過三年多的恢復，在1952年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超出歷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農業生產也與歷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已經上升為中農，其中一部分即20%還是富裕中農。嚴濟慈後來回憶說：「金雞報捷，始自東北，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新中國的工業與科研，也可以說是在東北首唱建設之歌。」

除了狠抓工農業生產，高崗還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誠招天下士、廣攬四方才」來形容東北局的用人政策並不過譽。東北解放後，大批幹部被抽調入關，人才儲備出現了真空。針對這一現狀，高崗積極採納陳雲、張聞天的建議，不僅派專人到北京、上海、武漢、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識分子，動員一些著名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到東北工作，本人還親自在黨代會上作《站在經濟建設最前面》的報告，號召「幹什麼學什麼，幹什麼就成為內行，成為專家」，鼓勵技術人才脫穎而出。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東北培養了10萬餘名新生幹部投入一線，稍後培養出來的8萬多名工人幹部也成為工業戰線的骨幹。高崗還同張聞天研究，請張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報經中央審批，信中提到了請蘇聯對東北地區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崗隨同劉少奇訪蘇，代表東北人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了12個月的易貨貿易協定，蘇方派出近200名專家來華支援建設。

高崗的用人雖有所偏狹，但在東北時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優良傳統。他不以「山頭」為唯一依歸，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搞論資排輩」。像馬洪、華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崗身邊工作過，並被一點點發現培養起來的。對於那些因為黨內鬥爭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資格」，高崗也不避忌諱，一體信用。例如張聞天，他雖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已沒有多少權力。但高崗對張聞天很尊重，稱他是「翰林」，認為張聞天有學問、有能力，在制訂很多重大方針、政策時都請張聞天過目或起草。高崗甚至還提議張聞天重新擔任東北局組織部部長，但被劉少奇否決，因為劉認為張聞天是「教條主義者，不能管黨」。（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張明遠《我的回憶》）

凱豐（何克全）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在1947年以後，凱豐逐漸淡出高層，以後擔任了中共瀋陽市委書記，高崗對他仍舊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論水平。對於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領導幹部，高崗還表現出難得的寬容。他和張秀山是多年的戰友，在一些問題上各執己見，甚至到了爭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對張秀山說：「你怎麼跟高主席這樣爭吵」，張秀山則說：「有不同的意見就要爭論，在紅26軍、在延安時，討論問題經常是這樣的。」這說明高崗並沒有把彼此爭論問題時持有的態度帶到個人看法上。林楓在彭真的去留問題上與林彪、高崗有很大的異議，但就是這樣，在高崗行將離開東北時，卻囑咐張明遠說：「由林楓主持東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張明遠《我的回憶》；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後說高崗領導的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劉少奇針對這一不負責任的說法批評道：「東北局的幹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並請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張明遠《我的回憶》）

話，叫給志願軍吃好點。高崗副主席聽錯了，聽成讓給志願軍吃炒麵，所以志願軍天天吃炒麵。”毛澤東信以為真：「我沒有這樣說呀。」秦基偉說：「是戰士們講高崗副主席的俏皮話，算是個笑話。」毛澤東聽後大笑：「還是不願吃炒麵啊。」（秦基偉《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

高崗雖人在東北，卻對身處北京、操勞國務的毛澤東的身體健康極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隻老虎，用虎骨泡酒專程送給毛澤東滋補。毛澤東看後，說了一句：「這個高麻子。」這些虎骨酒的下落後來在聶衛平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當時，胡耀邦見我把茅台酒留給了中國足球，便又送給我一瓶虎骨酒。這瓶虎骨酒也頗有些來歷：五十年代初，高崗還在當‘東北王’時，曾親手打死一隻老虎。他用老虎的骨頭泡了一壇酒，並將這壇酒送給了毛澤東主席。不知出於什麼考慮，毛澤東叫人將這壇酒埋在了地下。幾十年來風雲變幻，當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遺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幫’後，在清理毛澤東的遺物時才發現這壇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還有個說明，這樣人們才知這壇酒的來歷。後來酒被分成了十幾瓶，分別送給了當時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這瓶酒轉送給了我，怎不令人感動！」（聶衛平《圍棋人生》，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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