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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死亡現場:有人冒充其子在火化單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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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死亡現場:有人冒充其子在火化單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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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死亡現場:有人冒充其子在火化單簽字

2020年09月17日 17:23 最後更新:11:10

劉少奇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1969年10月17日,根據林彪「一號手令」,將爸爸送往開封。爸爸鼻子裏插著鼻飼管,喉嚨里通著吸痰器,身上扎著輸液管。醫生護士都認為:「隨時都可能發生突然死亡。」當時中辦的負責人來到爸爸房門口瞧了一眼,親自叫人通知爸爸轉移。護士只好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爸爸轉過臉不看。護士又把這張紙拿到另一邊,讓爸爸看,爸爸又把臉扭了過去。爸爸原衛士長老李同志上前對著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閉著眼睛,一言不發。

晚上7點多鐘,爸爸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由專案組的人監護,讓護士和原衛士長老李同志陪著,乘飛機飛往開封。林彪在河南的那個死黨親自把爸爸關進一個特別監獄。這裏圍牆高大,電網密佈,戒備森嚴。

這正是初寒的天氣,爸爸在擔架上因為沒有穿衣服,一著涼肺炎又複發了,高燒39 度,嘔吐厲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黨卻聲稱:「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燒,搶救兩天以後才降到37.2 。當時在爸爸身邊的人都說,他特別配合治療。爸爸雖然不說話,但他的神志還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親眼看到林彪、江青一夥的下場。

就在爸爸退燒的第二天,11月8日,專案組下令:凡北京陪同來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個也不准留,連北京帶來的葯也不准留。臨走之前,專案組的人特意到火化場看了看,但又說:「千萬不要死在我們手裏。」然後向當地負責人員訓話說:“要激發對劉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證據。”

原衛士長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當時中辦的負責人彙報情況。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兩點,電話鈴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經死了,你必須再趕去。”李叔叔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連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趕往機場。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開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一個白床單。一尺多長的白髮蓬亂著,嘴和鼻子已經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詢問了解,原來11月10日晚發高燒,試體溫表,五個小時後才取出。體溫39.7 ,「當時不能確診是肺炎」,但卻按肺炎治療,不讓送醫院搶救。到11日深夜,嘴唇發紫,兩瞳光反應消失,體溫40.1 。第二天6點40分,才發出病危通報;5分鐘後,6點45分心臟停止跳動。兩分鐘後,值班醫生、護士趕到現場。兩個小時後,“搶救”人員才趕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奪眶而出的淚水,給爸爸剪去一尺長的白髮,颳去長而稀疏的鬍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點,六七個人把爸爸的遺體抬上一輛吉普車,小腿和腳伸露在車外,拉到了火化場。

火化場早已得到通知,說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兩個工人。二十多個軍人把小小的火化場全部戒嚴。由中辦專案組的人在火化單上填寫 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並冒充死者的兒子劉源簽了名。

爸爸曾對我們說過:「我活著是個無產者,死的時候也要是個無產者。」可我們怎麼也不曾想到,竟“無產”到這個地步:他為革命事業奮鬥了一輩子,死時卻成了“無業”;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無私地獻給了人民,死時卻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沒有哀樂,沒有哭聲;他為黨披肝瀝膽,死時卻沒有鮮花,沒有黨旗 他死時,只有那一尺長的白髮屬於自己,還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一夥強加在他身上的奇恥大辱。

火化後,專案組宣佈紀律,要用黨籍和腦袋擔保,誰也不准透露出來,並舉行酒宴宣佈:「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

林彪、江青一夥自以為幹得神鬼不曉,人民毫無所聞;他們自以為「勝利」地清除了他們篡黨篡國的最大障礙。但是,黨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對於任何人來說,歷史自有公論,而那些莫須有的罪名,終於公正地落到那些炮製者自己的身上。歷史是無情的,民心是不可違背的,真理之光是永遠不會泯滅的。為人民英勇獻身的爸爸,將永遠受到人民的懷念和尊敬。

我們和親愛的爸爸分別至今,已經13年了。這是什麼樣的13年呀?!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四位骨肉先後慘死,六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是我們祖國的滿目瘡痍。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爸爸平反,不僅是為爸爸個人,而且是為了使黨和人民永遠記取這個沉痛的教訓,用一切努力來維護、鞏固、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使類似爸爸和其他許多黨內外同志的冤案永遠不致重演,使我們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我們的祖國受夠了難,人民吃夠了苦,再也不要人為地製造動亂,只需要安定團結、一心一意搞好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啊!

自從媽媽去年回到了我們身邊,我們多麼幸福,多麼親昵。就在這幸福的笑聲中,我們看見爸爸就在我們面前,他正在奮力掙扎,去掙脫那無情的血網,多麼想回到人民的中間,多麼想回到妻子兒女身邊。爸爸,十年了,您的靈魂一直在這樣鬥爭著,一直在我們心中呼喊。爸爸,您安息吧,我們就在您的身邊。爸爸,您看看,黨和人民終於打破了這血網,洗清了您身上的污漬;您看看,這是全國人民寫來的千萬封信,大家有這麼多話要說給您聽!您看吶,成千上萬的青年抱著鮮花向您擁來;您看吶,大地回春,冰雪融化了。祖國的千山萬嶺迴響著人民呼喚您的聲音,您忍辱含憤的英靈終可得到安慰了吧!

爸爸呀,您那不安的靈魂快快回到您雪白的骨灰里來吧!讓我們按照您在任國家主席時的託付,按照您在最艱難時的遺囑,把您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海里,撒到世界的大洋上,融化在解凍的春水之中,您一生的奮鬥和心血已變成世界上最為寶貴的財富,永存在世間。

爸爸呀,親愛的爸爸,您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鞠躬盡瘁;人民並沒有忘記您,也為了您的解放而英勇奮鬥,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爸爸呀,您曾為了我們黨而拋棄了個人的一切;黨沒有遺棄您,為了您的昭雪,奮力吶喊,不惜一切代價。今天黨和人民又把那應得的光榮還給了您,對於您來說,至高無上的光榮稱號就是 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中國人民的好兒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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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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