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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前日軍密謀炮轟北大營 不懼張學良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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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前日軍密謀炮轟北大營 不懼張學良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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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前日軍密謀炮轟北大營 不懼張學良事出有因

2020年09月18日 17:51 最後更新:11:50

魏風華 著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駐武漢的日軍華中派遣隊司令部,在這裏他見到板垣,二人從此結下可靠的友誼。不過,兩人性格不一樣,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極聰明,對什麼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為人孤傲,特別有優越感。

密謀「九一八」

1931年,從春至夏,這片土地上的局勢平靜而又詭譎。

5月份,前來關東軍視察的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6期,長野縣人)提到一個問題:仗怎麼打?

永田被認為是日本陸軍最有腦子的人。石原儘管自己很孤傲,但碰到永田,不得不收斂三分。永田問:「有人說你在搞謀略,你有把握驅逐東北軍么?」

石原說:「我知道永田課長有更好的辦法。」

永田笑著說:「不如從國內調兩門大炮過來吧,瀋陽的城牆太厚了。」

石原驚嘆於永田的細緻,問:「多大口徑的炮?」

永田說:「240毫米口徑的,好吧?」

就這樣,兩門240毫米口徑的野戰重炮和不多的炮彈被悄悄運出東京,拆成一堆散件經神戶港運抵旅順,然後被秘密送到駐瀋陽日軍獨立守備隊。

見到大炮後,石原很高興,但又皺眉頭:「老了點吧?」確實。這兩門戰炮口徑很大,但卻是二十多年前用在日俄戰場上的傢伙。而張學良那邊,飛機大炮,什麼都不缺。

瀋陽日軍獨立守備隊沒炮兵,把散裝大炮攢起來可是個技術活兒。由於是秘密搞的,又不能向第2師團的炮兵請教,只有自己鼓搗。

炮裝好了,誰會發射呢?誰又能保證擊中目標?要知道,開炮是個非常專業的技術活兒,對目標進行測距和鎖定不是一般人就會的。石原倒想得開,對手下說:中國人有句話叫「趕著鴨子上架」,你們就是鴨子,瀋陽外的東北軍北大營很大,我不要求你們一炮打死多少人,只要你們能把炮彈打到北大營里,就算完成任務,OK?

雖說張學良在東北有二十多萬正規軍,瀋陽周圍有六七萬人。如果動手了,張學良會怎麼辦?石原認為:小張比老張差幾個段位,不足懼!

說不足懼,並不是說石原有必勝之把握。動手後,張學良怎麼反應,石原也沒底。儘管如此,他還是覺得不足懼,在他看來,「不足懼」是個態度,是一切干大事者該具有的素質。從一開始,他就知道如果起事,是一次天大的冒險。在這一點上,他比誰都明白。如果真有一百萬關東軍放在這,那他也許會馬上辭職回老家教書,因為在他眼裏,軍人這個職業最大的特點就是冒險。

契機來了:中村震太郎出事了。中村何許人也?

1931年初,負責情報工作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建川美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3期,新潟縣人),派過來幾個偵察員,對北滿地形和東北軍駐軍情況進行摸底。中村是其中一批。5月10日,他離開東京。第二部前一次派遣人員,是後面提到的「櫻會」二號人物、南京大屠殺“不留戰俘”命令的起草者:長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8期,福岡縣人)。但長勇完成任務後,安全返回了東京。

中村最大的任務就是畫地圖。

對那個年代的日軍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們在中國偷偷摸摸地繪製軍用地圖的本事太厲害了,很多地圖可以精細到村口的一條小河。明治維新後,日本情報人員在中國最大的任務就是畫地圖,1937年的日軍參謀們就是拿著10年前畫好的地圖打南京的。

中村就是個畫地圖的天才。

但6月25日,中村在察爾森山(現內蒙古興安盟)被東北軍興安屯墾區公署第3團(團長關玉衡)的士兵發現。

多天後,片倉衷來到洮南,一直等他卻沒到。他知道出事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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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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