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昆義教授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9月號發表專文《王曉波與李登輝：兩個不相連又相關的歷史反思》。作者認為：嚴格說起來，李登輝跟王曉波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型的理想主義者，只是掌權的理想主義者，最終還是要蛻變成為一位如獅如狐的君王，這就讓同樣是理想主義者，最後還是會分道揚鑣的緣故。王曉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義」，但李登輝找到的卻是“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去找台灣的發展根源。文章內容如下：
今年的7月下旬，台灣接連去世了幾位重要人物，他們在台灣的當代史上應該都可以佔有一定的篇幅，所不同的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他們的際遇與理念的發揮，也各有不同的去向。
這幾位已逝的重要人物，包括統派的毛鑄倫、王曉波，以及從統走向獨派的李登輝。
一、台灣政治光譜上的左統與右統
當然，要以統獨的政治光譜來界定毛鑄倫、王曉波與李登輝的意識色彩，恐怕很難精準地抓到他們的性格與歷史定位。但是，正如日本研究台灣的重量級學者若林正丈所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只有統獨意識」。所以，如果要單純地以左右意識來劃分毛鑄倫、王曉波、李登輝的歷史定位，恐怕也不會精確。那麼又該如何來化解這一個難題呢？
這一點，如果把王曉波和李登輝兩人拿出來做比較，應該比較容易找到切入點。
我曾經兩度受業於王曉波，雖然那是相當年輕的時候，對台灣史的研究也沒有足夠的興趣。但是在王曉波的課堂上，他講的最多的故事，都是一些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反殖鬥爭史，其中李友邦的故事是他最津津樂道的。
這裏其實透露著王曉波對於台灣史研究的偏好，不亞於他對哲學的興趣，但哲學是他的志業，台灣史卻可能是他的意識史觀，也是他作為一位中國人所懷抱的家國情懷。
而王曉波最讓人不懂的是，他的父母都是蔣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受難者，讓他從小就經歷一些生活上的波折，這樣的成長背景，應該是更走向「外獨」，而不是「左統」的路線。
但是，也正因為他從小生活上的困頓，讓他更願意去接近底層的農工階級，甚至幫助農工階級翻身，這是他處事的理想之一。由於這種意識心理背景的形成，就註定他雖然是高級知識分子，但卻離不開底層的農工階級，所以意識形態上他就是左派，是跟底層人民同步呼吸的老左派沒錯。
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左派意識很難見容於蔣介石政權，基本上兩蔣時代都是把左派跟共產黨划上等號。所以，台灣的左派想要生存，只能以「民族主義」作為掩飾，不讓自己左派的意識太過突出，以免警總找上麻煩。
只是，掩飾歸掩飾，當自己的文章與思想流露出關懷底層人民的情懷之時，左派的影子還是會如影隨形。所以，若林正丈說台灣沒有左右意識，只有統獨意識，這恐怕不是事實。只是為了避免當道找麻煩，左派意識一直是跟民族主義結合，或者說是拿著民族主義的旗幟作掩飾。
而在兩蔣時代，台灣可以容許統，無法容忍獨，所以左派人士想在台灣內部生存，只能把左派意識和掛著「民族主義旗幟」的統一意識相結合，這就形成了「左統」的屬性。一直到台灣民主化以後，「左統」在台灣找不到出路，也沒有對話的空間，於是紛紛跨海到大陸尋求意識的根源。這也是台灣會到處飄揚著五星旗的原因。
二、從知識分子到如獅如狐的李登輝
簡單地描述王曉波意識心理背景的形成過程之後，再來談李登輝的政治之路。
嚴格說起來，李登輝跟王曉波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型的理想主義者，只是掌權的理想主義者，最終還是要蛻變成為一位如獅如狐的君王，這就讓同樣是理想主義者，最後還是會分道揚鑣的緣故。
李登輝的理想主義表現在他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方向感。他曾說：「台灣的民主化，就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這句話隱含著跟王曉波一樣，都必須去找台灣發展的根源與出路。
王曉波找到的是「反殖民主義」，但李登輝找到的卻是“後殖民主義”，也就是從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去找到台灣的發展根源。所以李登輝最津津樂道的是日本學者所提出的「雁行戰略」，也就是以日本為雁首，台灣為雁身，一起帶動東南亞國家共同向上發展。
這一個「雁行戰略」，註定李登輝後來必須想辦法跟日本資本主義連結，才能帶動台灣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才能為台灣的發展找到出路。這個發展策略本身沒有錯，錯的是人們對未來世界的判斷，常常很難精準地抓到它發展的規律與脈絡。
1990年代，李登輝一邊推動台灣的民主化，一邊又要幫台灣找到發展的出路。而1990年代卻是日本開始停滯發展的年代，日本自身的發展都已經出現問題，又如何能帶動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一起向上發展呢？
尤其是1997年所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不僅摧毀了東南亞國家原本發展的「東亞銳鋒」，連原先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喊“日本第一”的鋒頭也不再，反倒是東風開始要壓倒西風。
這個「東風」，當然指的是中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原本在東南亞直接投資的外資，有70%北上到中國投資，理由就是因為中國在金融風暴中，展現了國家能力，可以抵擋貨幣貶值的歪風。
當大部分的外資從東南亞北上到大陸投資的時刻，李登輝的一紙「戒急用忍」，在台海划下難以跨越的鴻溝，而2000年陳水扁執政以後，兩岸的隔離持續存在，這就讓台灣在大發展的“黃金十年”中，失去共同成長的機會，這也使台灣無法在經濟上跟大陸相輔相成，台灣最後也只能做美國與中國的代工業者，無法超越，也無法繼續維持領先大陸的“小龍”地位。
而後來台灣能夠做美中兩國的代工業者，也是在蔣經國時期打下的基礎。在蔣經國當政時期，在他的經濟國師李國鼎的堅持之下，台灣先行走上資訊產業的發展，讓台灣的資訊代工往後能在全球佔一席之地。
問題是，台灣資訊產業的發展在經歷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所能賺取的代工利潤都相當微薄，導致台灣年輕人普遍處在低薪的環境中，台灣人才大量的外流，更讓台灣經濟的轉型面臨困境。無力感和無方向感，已經是這一代年輕人普遍的現象。
雖然，今年因為新冠肺炎肆虐，在各國封鎖的狀態下，許多外流的年輕人有迴流台灣的現象，但是疫情未解，年輕人的出路還是無解。
三、王曉波與李登輝路線的分化
前面所述，就是王曉波和李登輝所走的路線不同的地方，一個掌權者，為了「國家」發展，必須以資本家為優先，沒有菁英型的企業家精神存在，「國家」經濟就不可能拉動起來，勞工階級的生活保障也會變成海市蜃樓。
但是知識分子可以單純地去關懷勞工，甚至反對資本家的剝削。所以，角色的不同，王曉波後來走向「左統」，而李登輝在沒有跟國民黨訣別之前，他應該是屬於「右統」，跟連戰一樣，都是住豪宅、擁有資產的「右統」。
當然，李登輝後來會從「右統」走向“右獨”，也是因為他是掌權者使然。
在蔣經國過世之後，李登輝初接班，面臨的政治風險極高，這在歷史上都已經很清楚，蔣家「宮廷派」想要推翻他的風險是存在的。尤其是蔣宋美齡那篇“我將再起”的宣言，如果「宮廷派」當時能夠團結一致，要讓李登輝下台，其實不難。
只是，「宮廷派」畢竟還是有許多人跟權力沾上邊，甚至本身就是權力核心之一，要他們冒可能失去權力的風險，去跟隨已經沒有實質權力的蔣宋美齡搞鬥爭，誰也不願賭這場局，蔣宋美齡最終只能黯然地赴美養老了。
沒有了蔣宋美齡這張「皮」，「宮廷派」的“毛”又將焉附？所以，李登輝1990年權宜地跟林洋港說一聲：“這次給我，下次讓你。”沒想到林洋港還真的信以為真，以為下次的「總統」選舉時，李登輝就會把機會讓給他選。
林洋港沒料到的是當時還6年一任的「總統」職位，竟然在李登輝的「國家」改造中風雲變換，也就是把原先由“國民大會”間接舉行的「總統」選舉變成民選，這就讓李登輝有藉口再選一次。所以，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時，林洋港跟郝柏村搭檔參選正副「總統」，雖然打出“誠信”兩字來直指李登輝背信，但已經時不我予，林洋港民間的聲望再高，失去一次的機會，就不可能推倒重來。
相對的，李登輝初掌「國家」機器，在面對「宮廷派」可能奪權的危機下，他必須尋求可依靠的力量，也就是想辦法把「國家」機器的力量跟民間社會的活力結合，才有辦法抵抗來自「宮廷派」的反抗。
可惜的是，台灣的民間社會的政治活力，原本就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市民社會」，一個就是“派系社會”。
「市民社會」所包容的一些新興中產階級，以及「新社會運動」所產生的諸多新興團體，如環保、婦女、消費者等各種新社會所產生的新問題，必須由新興的社會團體來承擔單一議題的責任，而這塊新興的政治、社會、經濟領域，都已經被民進黨所獨佔，李登輝想以「國家」的力量介入，已經找不到空間。於是，他只能回頭結合原本大部分就是由國民黨所掌控的“派系社會”，這些“派系社會”其實就是國民黨在威權體制時期所豢養的地方派系群體。
在威權體制之下，這些地方派系可以在「國家」機器的操控之下，在地方的府會輪流執政。但是，民主化以後，輪流執政的規則被打破，於是派系只能利用金錢，或者跟黑道結合，以便繼續維持他們在地方上的特權。這就是為何在李登輝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會出現「黑金政治」之因。
因此，李登輝會把「民主化」說成是一種“本土化”，其實是因為李登輝必須透過民主化的手段，重新整合地方派系的“本土力量”來支持他的「國家」機器，所以民主化其實是在李登輝改造「國家」機器的過程中，扮演一種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單純的具有價值性的目的，這是歷史的偶然，也是一種必然。
偶然之因，是因為蔣經國選擇了一位跟「宮廷派」沒有淵源的李登輝當接班人，而蔣經國卻又在任內過世，讓李登輝有從天上掉下來的權力可接。
必然之因，是因為李登輝缺乏可依靠的統治力量，居廟堂之上，自然有很深的危機感，他必須結合社會力量，才有足夠的能力來抵抗「宮廷派」的反叛。
但是，民間社會中比較優質的新興中產階級，以及「新社會運動」所產生的新興團體，早就讓民進黨捷足先登，李登輝只能回到傳統國民黨在威權體制時期比較可控制的“派系社會”，所以這種必然性，不見得是李登輝所願，但是不接受又何奈？
這也是台灣的民主化最後會走向本土化，而本土化的過程又出現「黑金政治」之因。這種因果關係，最後竟然導致加速國民黨政權的終結，這個結局，恐怕是命定的結果，也是一種必然的宿命。這就是范仲淹所說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道理。國民黨在威權體制時期只是想掌控與利用派系力量來控制社會，並沒有直接去接觸人民，蔣介石只相信他從大陸帶過來的200萬軍民，不相信台灣本地的人民，所以必須以派系的力量來控制地方上的人民，以保障他所建構的“反共抗俄”汲取型的威權體制，只是這個體制，最後卻被派系力量所反噬。
四、李登輝改造政策導致國民黨的失落
國民黨如今的敗局，其實都是淵源於李登輝的政策使然，在派系政治揮之不去的陰影下，既提不出清新的人選與政策，更拿不出可以撼動人心的口號與議題，這是因為比較優質的「市民社會」一直被民進黨所獨佔，這也是國民黨的政策理念都要跟著民進黨轉之故。
事實上，國民黨並不是沒有優質的「市民社會」可以結合，王曉波等「左統」的力量，原本是可以為國民黨注入比較清流的意識思想，但是前面所述，「左統」的力量，在威權體制時期，早就被國民黨自己視為洪水猛獸，所以沒有多少人願意去碰他們。因為這些人多半在白色恐怖時期，都有被烙下“反叛”的印記，國民黨的右派想跟左派結合，這就跟當年國共鬥爭一樣，水火不容。
問題是，國民黨在台灣不敢跟「左統」結合，但是從連戰打開大陸的門戶之後，再加上後來馬英九執政時期，跟大陸維持和平共榮的狀態，倒是讓國民黨的路線難以協調，或者可說是動輒得咎，在民進黨的“反紅色宣傳”之下，國民黨又想跟大陸聯合，又怕跟大陸聯合，才會走上今天四不像的狀態。
這個情況似乎可以類比從孫中山「聯俄容共」，到蔣介石“清黨”過程的翻版。歷史總是不斷地在重演。
如果當年李登輝聯合的對象選擇的是「左統」，而不只是派系社會，也許可以做到兩岸共同發展之境，讓處在民間社會的民進黨沒有見縫插針的機會，兩岸也不會走上今天從冷和到冷戰的階段。雖然，歷史無法假設，但是國民黨越是害怕被染紅，就越可能失去政權，在大陸時期是這樣，在台灣也是。
當然，蔣介石、毛澤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李登輝和王曉波出現在台灣處於激進民主的時代，也已經寫入歷史。但是，當國民黨一直找不到出路之時，也許歷史可以作為一盞明燈，它也許不會照亮台灣，但是先照亮國民黨自己的路，也應該是值得思考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