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心態是「唔做好過做」 法官與社會脫節 譚耀宗：行政司法都要改革

經歷了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香港何去何從? 建制派8月曾發表名為「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的聯合聲明，提出變革的呼喊，但沒有具體內容。建制派的元老級人物，身兼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的譚耀宗認為，香港須從行政和司法兩方面作出變革，改革問責制官員及公務員運作模式，改革司法機構，推動政府善用政策調整，解決社會矛盾。

譚耀宗在接受《堅雜誌》專訪時指出，香港近一年來發生了這麼多事，現在需要靜下來，思考有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建制派希望能推動政府改革。

譚耀宗。《堅雜誌》圖片

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大眾對政府的期望大幅度提升，政府也經常會對市民和社會作出一些承諾，但有時政府的這些承諾最終卻未能落實，令市民感到失望。而導致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譚耀宗認為其中一方面，就是公務員體系原有的運作模式，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未能符合社會期望，令政府施政出現了問題。

舉例而言，政府向全港市民派一次錢，需要幾個月時間才派得出來；現在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密，但最近港大深圳醫院想使用病人的病歷都搞出一大堆事，其實只要當事人自己同意就可以辦到的事，到政府這邊卻顯得寸步難行；疫情之下，許多市民要求政府推出「健康碼」，要求將兩蚊乘車優惠降至60歲，政府上下都認同，但也一拖再拖，做不出來……

種種這些，令人對政府的施政效率產生懷疑，而政府的政策措施需要公務員配合，政府很多事情做不出來，問題很可能就出在公務員體系的運作模式。「公務員以前很有效率、很精幹，但現在好像不是，是否我們的運作有問題呢？」

譚耀宗指出，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有很多優點，比如，廉潔、守規矩，做事都依照法律按本子辦事。但是，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和社會對政府的期望不斷提升，原有的公務員體系的運作模式，就會與社會脫節，未能符合社會的期望。

公務員體系運作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比如，要受到法律的制約，社會上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一些公務員就產生了「唔做好過做」的心態，「有時覺得佢哋乜都唔做，乜事都推到特首身上，咁特首死梗了。」

公務員隊伍中可能還有一些「黃絲」，政見立場與政府不同，那就會帶來更多的問題。還有些公務員在心態上不想變，常抱怨說：「又變？又改？以前唔係咁，問責局長政治上討好人，搞到我哋改來改去。」於是經常以人手、資源不足為由推搪，「冇咁多人手，要做就增加資源。」

除了公務員團隊須隨時代作出變革，譚耀宗認為問責制官員團隊也要作出一些變革，「好似好多問責局無乜事做。」他認為，問責制官員應該視為一個團隊，雖有分工，但並不能夠事不關己，就高高掛起，不聞不問不出手相助，而應該將問責制官員視為一個整體，共同去推動政府的重大政策。這次政府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統籌，與其他多個政策局及政府部門一起去落實，譚耀宗認為，這就是正確的做法，否則全部事情都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負責，一人累死，其他人則無事可做，就不理想。

不僅行政部門須變革。譚耀宗認為，司法機構也須變革，《基本法》強調司法獨立，是指審理案件時，由法官獨立審理，不受其他干涉、干擾，但司法機構一路發展也會出現一些問題。譚耀宗說：「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烈顯倫最近提出司法機構存在的一些問題，我認同。」

全國人大常委2020年6月30日通過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

他認為，在確保司法獨立的同時，也要有機制去監管或提意見。外國也有這樣的機制，比如，可以成立由法律界代表和社會上的代表共同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監察法官。「如果你只告知市民不能批評他們（法官），大家不服氣，久而久之，大家會覺得法官講這些話，作出這樣的裁決，大家覺得很不合理，有些人就會發起寫信攻擊他們（法官），這也不好。法治要維護，司法機構要尊重，法院自己對社會也要有問責性。」

對於司法機構存在的問題，譚耀宗舉例指出，司法機關以前沒有那麼多司法覆核案件，但近年來這類案件越來越多。本來司法機構會把關，即使有人提出司法覆核，也不一定就允許。但現在不同，大多數案件都同意，而且在作出同意與不同意的決定之前，先搞一輪雙方辯論，攤開資料，差不多等於開庭，然後才決定。結果出了很多事情都由法庭處理和決定的現象，有些事情是政策上的問題，結果也由法庭處理，代替了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去年11月，高等法院裁定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以《緊急法》訂立規例，違反《基本法》多項規定，故頒令《禁蒙面法》無效，就是其中一例。譚耀宗說：「我當年在《基本法》籌委會的法律小組，我們看了全部法律，哪有違反《基本法》？」

另一方面，英國的司法機關有量刑委員會，香港是否也需要？譚耀宗指出，有時法官很少接觸外界，甚至很少讀報看新聞，這有可能導致與社會脫節，不能掌握社會發生的事情。有時當社會發生一些嚴重事件，而且經常發生時，可能量刑方面就要有些變化，量刑要起阻嚇性作用。但是，香港並沒有這樣的制度，未必有人提醒法官，而法官自己也未必能考慮到這些。

近年一些裁判法院的法官，將自己的個人感受寫入判詞中，給人的感受似乎有些個人看法，可能有些政治取態，存有偏頗。因而，即使法官本人仍然是依法判決，但會受人質疑。有時候這麼做可能會讓人覺得是法官做了辯護律師的角色。譚耀宗認為，這方面也值得改變。

譚耀宗認為，政府的律政司方面對於法庭的判決也須作出及時反應，比如，如果發現有量刑不當的，要及時作出反應，須上訴的要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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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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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今天（4月16日）召開的財委會特別會議，會上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及工聯會梁子穎均關注，特首政策組進行的研究不對外公開的做法，認為並非所有報告都不能公開，除了一些敏感話題報告外的成果理應公開，對香港市民或企業也有幫助。江玉歡又指，一些研究如旅遊巴泊位的研究用了90多萬元去做報告，做完研究但仍有旅遊巴擾民的問題。

高人話，外界或許有點誤解，以為特首政策組的研究都是保密的，其實並非如此。特首政策組一年外判的研究費用2000多萬元，當中很多研究是公開的。他們選題時也有和政策局溝通，確保做出來的研究政策局能用得著。

高人形容，政府決策前多做研究，了解情況，然後才作出決定，比拍腦袋決策科學得多。但事實上不能說做了一個旅遊巴泊位研究就馬上可以解決相關問題，但做了研究可以讓政策局有更多數據和科學分析，以供參照。

他說，特首政策組有部分研究不公開，涉及費用大約1000多萬，包括就不同問題做的民調，以及其他合約研究，保密的研究有兩大類，主要是和施政報告相關的前期研究，以及就政府內部醖釀中的政策作研究，例如了解外界有無其他可行的政策選項，或者作為「紅隊」，挑戰現有構思中的政策，找出其中漏洞。由於這些研究和政府即將推出的政策緊密關連，故有保密的需要。

高人分析，特首政策組的預算和過去差不多，但本屆政府謀劃的新項目很多，涉及眾多未來的規劃，以有限資源完成更多工作，協助政府作科學決策，殊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