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40年】深圳名片由寶安農貿市場 走向華為騰訊大疆

1987年，當43歲的任正非在深圳一間破舊的廠房創立華為時，一河之隔的香港，早已躍升為亞洲四小龍，而深圳最為人所知的只是軟嫩多汁的糯米糍、桂味荔枝等特產。此後幾十年的劇本人們耳熟能詳，華為一步一個腳印走上技術創新之路，成為全球科技巨頭，它的發展也成為了深圳改革開放發展的一個縮影。回看來時路，深圳從小漁村到現代國際化大都市，從「世界工廠」到高科技企業遍地開花的「中國矽谷」，從經濟特區到先行示範區，短短四十年的巨變，堪稱城市發展歷史上的奇跡。

1987年，任正非集資2萬人民幣創辦了華為。網絡圖片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已正式出爐，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深圳特區再擔改革重任，無疑是對過去四十年的發展奇跡和「先行先試」、「敢為天下先」精神的肯定。

羅湖區今非昔比。新華社圖片

1. 發展才是硬道理

深圳早年流傳著一首民謠：「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形象地反映了深港兩地的差異。改革開放前，深圳城鎮只有20幾家小工廠，寶安縣仍是一個農業縣，1978年寶安農民人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幣，而在深圳河的對岸，香港新界農民年均收入已達1.3萬元港幣，兩地差距接近一百倍。1979年深圳設市，GDP1.96億，同年香港GDP為225.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350億元，是深圳的178倍。

1979年7月8日，蛇口一聲炮響，填海建港基礎工程破土動工，成為了「改革開放第一炮」。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第二年，一幅巨型標語出現在蛇口工業區最顯眼的地方：「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計劃經濟觀念仍佔據主導地位的當時，這句提倡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效率和價值觀念的口號，無疑是一枚「觀念炸彈」，卻也成為了深圳進入思想解放、全力發展的大時代的一個重要註腳。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業區響起第一聲填海建港的開山炮，被稱為改革開放第一炮。

衝破計劃經濟束縛，喊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新華社圖片

據不完全統計，深圳特區建立40年來，共創造了1000多項「全國第一」：1983年7月8日，深圳發行了新中國第一張股票，1987年12月1日，深圳敲響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的第一槌……

1987年12月1日下午，深圳舉行首次土地使用權拍賣。

短短四十年，深圳GDP從1979年的1.96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2.69萬億元，超越香港，在中國僅次於北京、上海城市，增長了近1.4萬倍，年均增長21.6%，等於西方一個中型國家1、200年走過的路。即使2020年上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深圳GDP仍然達到12634萬億元。

國際上一般把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門檻。1978年美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用了9年，到1987年成功突破2萬美元。而實現這個跨越，深圳只用了6年：2007年，深圳人均GDP達10628美元， 2013年深圳突破2萬美元大關，達22112美元。

2. 改革激發創新活力

龐大的GDP背後，不僅僅是敢闖敢拼的高效生長，更是改革開放這一重大的政策創新，為深圳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深圳40年來經歷過數次產業轉型升級，從羅湖到華強北，再到南山，隨著創新能力的提升，深圳已經實現了從來料加工的山寨模仿轉向依靠自有技術創新的發展模式，蛻變為中國的科技製造重鎮，被譽為「中國矽谷」。

深圳建市之初，科技基礎幾乎為零，全市只有兩名技術人員。2000年，深圳開始探索從加工貿易向高新技術轉型；2008年率先佈局生物技術、新能源、互聯網等首批戰略性新興產業；2009年率先佈局新一代存儲處理技術、新材料等第二批戰略性新興產業；2013年率先培育生命健康、可穿戴設備等未來產業；2018年以來，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每年超過1000億元，研發投入強度4.2%，居全球前列。

上圖：工人在深圳一家計時器廠生產一款電子手錶；下圖：2015年5月22日，在深圳科技園的大疆創新總部，創始人汪滔（中）和研發人員交流。新華社圖片

2019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17459件，約佔全國申請總量的30.6%，連續16年居全國首位，有效發明專利五年以上維持率居全國城市首位，在全球創新城市中，僅次于日本東京，大幅領先紐約。

這些專利申請的領跑者，正是匯聚在深圳的眾多高新技術企業。一則關於中美貿易摩擦的笑話，側面體現了深圳高新產業的蓬勃發展和分量。2018年起，美國針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發起精準打擊，接連對中興、華為、大疆發動制裁，而這些高新技術企業，全都位於粵海街道辦事處，就有網友講笑，中美之間的貿易博弈，實際上是美國和粵海街道辦事處的戰鬥。

這個被譽為「中國矽谷」的「最牛街道辦」，是觀察深圳經濟特區創新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個窗口。粵海街道辦在40年前只是一片灘塗，目前面積也只有23.8平方公里，卻密集分佈了212個產業園區，活躍著超千家高新技術企業，走出了華為、中興、大疆、騰訊等巨頭，誕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獨角獸」企業，貢獻了超過3000億元的GDP。

目前，深圳實現了世界500強「從0到8的跨越」，誕生了招商蛇口、華為、騰訊、大疆等一大批極富時代特徵的高新技術企業，吸引了20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到深圳投資。截至2020年8月，深圳科技創新型企業已經由1996年初的60多家增至超過3萬家，吸納各類人才600多萬人，正在努力構建的「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産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也在不斷完善。

高新技術的發展，也為深圳文化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深圳現有文化創意企業近5萬家，從業人員超過90萬人，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文化+科技」「文化+創意」「文化+金融」「文化+旅遊」等「文化+」發展模式。可以說，這個文化資源並不豐厚的年輕城市，用其獨特的創新思維彎道超車，創造了與經濟奇蹟一樣的文化奇蹟，讓曾經為人詬病的「文化沙漠」變成朝氣蓬勃的綠洲。

實際上，「文化沙漠」的評價有失公允。深圳建市之初，在地方财政异常紧张的情況下就已經堅持建設深圳大劇院、體育館、科技館、圖書館、博物館、深圳大學等文化設施。2003年，深圳又率先提出「文化立市」的發展戰略，不斷探索文化創新的發展道路，培育了深圳文博會、讀書月、大劇院藝術節、創意十二月、鵬城金秋文化藝術節等文化品牌，也創建了「一區一書城、一街道一書吧」的文化格局。2013年，深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市」。2018年，深圳推出「新時代十大文化設施」的規劃——深圳歌劇院、深圳改革開放展覽館、深圳創意設計館、國深博物館、深圳美術館新館、深圳科學技術館、深圳海洋博物館、深圳自然博物館、深圳創新創意設計學院、深圳音樂學院等城市文化新地標全部已經開始動工。

3. 來了，就是深圳人！

嶺南文化的開放務實、敢為人先的精神，推動著深圳特區的思想解放和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其包容開放、多元共生的特質也形成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獨特移民城市文化，令深圳具備了匯聚全球人才的文化環境。

政策方面，和內地其他一線城市早年受制於資源、城市定位等因素限制人口的做法不同，深圳早在2014年就已經傳遞出明確信號，大力搶人才，先後推出「鵬城孔雀計劃」、「鵬城英才計劃」等人才激勵政策，更為各類人才提供良好的綜合環境和大量的就業機會，成為一片寬容失敗，崇尚競爭的創業沃土，持續吸引海內外人才前往深圳奮鬥扎根。

「來了就是深圳人」成為深圳街頭隨處可見的口號。

在人類的城市發展史上，沒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這樣，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發生規模如此之大的人口遷徙：1979年，深圳總人口31.41萬；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1343萬人，實際管理人口約2200萬。源源不斷的人才，豐富著深圳這座城市的開放包容精神和創新能力，也為深圳的產業發展形成了良好的人才、企業梯隊和生態。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剛剛正式出爐的《方案》，聚焦對外開放、市場化配置、高新技術等方面，明確了發展路線圖，也勢必加快推進整體發展進程。站在這個全新的起點，具有敢闖敢拼、開放創新基因的深圳，勢必繼續大膽地闖，大膽地試，走出獨特的創新發展之路，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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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