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當今的紅軍長征歷史書籍中，都有這麼一段史實：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在雪山之中與張國燾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兩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在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里，有四方面軍的大部和編入的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和第九軍團。張國燾南下分裂中央分裂紅軍，遭到包括朱德、劉伯承等原紅一方面軍將領的反對，於是張國燾對反對他的人進行打擊報復，撤了劉伯承的紅軍總參謀長職務，還抓了一大批原紅一方面軍中的中高級將領進行審查、批判，因此這些將領秘密商議要帶隊脫離張國燾的領導，北上尋找黨中央毛澤東，但這件事被朱德制止了。其實，除此之外，還有更驚人的內幕。今天我們採訪老紅軍——當年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警衛員王泉雲時，他道出了歷史上未曾揭開的綁架張國燾未遂之謎。
朱德和毛澤東
張國燾和毛澤東
提起綁架張國燾之事，話還得從一四方面軍會師說起。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四川省西北部雪山深處的懋功地區會師，然後準備過草地北上，8月，兩個方面軍的紅軍又混編組成左路軍和右路軍，分路準備糧草北進。
我是紅四方面軍總部的警衛戰士，兩個方面軍混編後，我仍在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總部。當時，原紅一方面軍的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等領導也隨紅軍總司令部編入左路軍，與張國燾等人一同指揮左路軍行動，因此我就有機會接觸朱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劉伯承當時沒有結婚，朱德身邊有康克清照顧。我被安排為劉伯承的特別警衛人員，照顧其衣食起居安全等。
張國燾分裂中央害忠良，兩將領沉著應對尋良策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總部通知劉伯承去開會，我送劉伯承來到一個大寺廟去開這個會，這是阿壩一個叫卓木碉的寺廟。還未來到會場，就見寺廟四周全副武裝的崗哨神情嚴肅地站了好幾層，各條道路口都站了不少崗哨。我預感到可能有啥子重要事情發生，於是我問：「總參謀長，今天這樣子，有啥重要事情喲？」劉伯承只顧騎馬前行，沒有立即回答，走了幾分鐘後，他才說："或許是吧！"我預感情況有些不妙。
來到寺廟前，劉伯承下馬後徑直朝寺廟大步地走了進去，兩旁的崗哨相繼向總參謀長敬禮。在會場外的我牽住了總參謀長的馬走到旁邊的大樹下，同我騎的馬拴好。根據規定，首長開重要會議，警衛人員都不能進入會場內，我只好在外面拴馬處等著。寺廟周圍有好些馬和陪送的警衛戰士。在外等候的時候，又見有不少首長來了，如朱德總司令，董振堂軍長，徐向前總指揮等等。總之，個個都神情嚴肅，匆匆忙忙。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就聽得會場內鬧喳喳的，有爭吵的，有起鬨的，有笑的聲音，總之亂鬨哄的。我在外面是聽不清楚的，外面的崗哨聽得裏面的吵鬧，也都把鋼槍握得緊緊的，神情更加嚴肅。又過了一會兒，好像聽到裏面有喊口號的聲音，彷彿是：反對啥子北上逃跑……打倒×××××，擁護啥子主席，打倒××吃大米……聽到這些，我也緊張起來，同時，本能地將右手握住挎在身上的盒子槍手柄，以防意外發生的事情。一會兒又聽到寺廟內鼓掌的聲音，我擔心會拉幾個人出來殺頭示眾，因為過去在遇到這類事情時，張國燾主席一般都會拉幾個人出去殺頭的。所以，我的心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之中，密切地注視著可能將要發生的事情，真有些擔心發生什麼不測。
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大約過了兩三個小時，開會的人陸續出來了，我看見有幾十個人，特別是原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個個喜笑顏開，好像打了勝仗一樣，一邊走一邊說，那股高興勁實在讓人羨慕。在走出寺廟的人員中，我急切地盼望劉總參謀長出現，左看右看，好一會兒才盼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走出寺廟門。他依然戴著眼鏡，背著那個牛皮文件包和駁殼手槍，神情似乎比早上進去時還要嚴肅。在他後面出來的是紅軍總司令朱德，同樣神情嚴肅，臉黑得快要出水了。在陸陸續續出來的紅軍高級將領中，董振堂、陳伯均、彭紹輝、郭天民等也都好像是受了批評一樣，內心不快。
這樣的會開了兩天，每天都是這樣，天天都吵吵鬧鬧，很不和諧。
在開會的日子裡，我們是不能同首長接觸的，被安排在與首長們隔離的地方。會議開到最後一天結束時，各位首長都準備趕回各自的駐地。我見劉總參謀長走出會場，急忙起身，將馬牽了過去。劉總參謀長依然一臉嚴肅，不說一句話，他騎上馬就往駐地趕去，走得比來時快得多。見到這場景，我猜想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至少是不愉快的事。出於對劉總參謀長的關心，我很想問一問，但考慮到四周都有不少紅軍將領、警衛員、崗哨，我覺得這時候問很不方便，所以就沒有問了，也同樣騎上馬，護衛首長而去。在途中，紅軍將領們各走各的道，與會人員分散開去之後，我見四周無人，便問：「總參謀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劉伯承一路疾馳，一言不發。
回到駐地，他還是不願說話。
這些天，我一直密切注視著總參謀長的神情變化。他始終不快的心情和特別嚴肅的表情，讓我放心不下，我想是不是與9月中旬發生的事情有關呢？於是我想起了半個多月前發生的事。
那天，也是送總參謀長去一個寺廟開會，這就是「川康省委擴大會議」，也叫阿壩會議。這個寺廟叫格爾登，當時也是周圍崗哨林立，那天開會的人比今天多得多，是在寺廟裏的大殿內舉行的。我在外面，當時心情很複雜，在廟外看著不遠處藏族墳頭上飄著的彩色經幡出神。我雖不識字，但一看會場上的氣氛，就知道兩個方面軍會師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扯扯絆絆，肯定出事了。果然不出所料，會場內一片"打倒×××，聲討×××"的聲音此起彼伏。在此之前，我是知道一方面軍隊伍中有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張聞天是黨中央總負責人。那天，我好像聽到會場內在高呼打倒這些人呢，過去曾聽說這些人物如何如何好，今天怎麼突然變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總參謀長找我談過話，他說：「小王，目前有些事情難以琢磨，現在上面意見發生了分歧，你若聽到什麼請及時向我報告，我這裏的情況千萬別向人透露。」"總參謀長，我擔心別人向我問到你的情況時，不曉得該咋個說呢？"我問。劉伯承說："首先不用緊張，天塌不下來的。"然後又說："平時咋個工作就咋個說。如果五軍團、九軍團、總司令部的人來，或者我去他們那裏，你就更不能說了。"我聽到總參謀長這麼一說，知道他可能處境有些不妙，當即向他保證，絕不亂說一個字。
第二天，朱總司令果然來了。我端上奶茶，讓他與總參謀長擺談，自己就在門外站崗警戒。我先在屋前屋後查了查，別的警衛員都站得遠遠的在藏房前後警戒，兩位首長在屋裏的聲音，外面根本聽不見。我在最裏面的一道門上站崗警戒，還負責端茶遞水。當時，朱總司令對我不太放心，示意我離遠點。劉總參謀長做了一個手勢，彷彿是告訴總司令，這個警衛絕對可靠，但說無妨。總司令才放了心。但我也知趣，做一些服務工作後，退到了門外。
在門外，我卻能聽得首長的擺談，雖然兩人談話的聲音較小，但我還是聽得見。兩人寒暄幾句話後，劉總參謀長首先開口了，他說：「這個張總政委太不像話，昨天開會反對毛周張博北上，又排擠一方面軍的同志。總司令，你得想個辦法呀。」
「對呀，正是為這件事，我今天來找你交換一下意見。我有一個前提，北上方針不能反對，中央曾經開會，我是舉手贊成的，他張國燾也是舉手表態贊成的。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總司令也有些疑惑不解，"毛澤東、周恩來他們悄悄地北上，也不給我朱德講一聲，他們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叫人家抓住了把柄，說是右傾逃跑，分裂紅軍。"
「總司令你說得對。我也在想這個問題，一直想不明白，同樣想找你談談想法。」
兩位首長就在屋內談了很久，他們一直反對張國燾強加在毛澤東等人頭上的罪名，他們相信紅軍只有在毛澤東領導下才有大發展。但目前這種局面，首長研究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先不隨便說哪方對與不對。我清楚地記得總司令說：「要想法獲得張國燾的秘密文件，弄清毛周張博單獨率軍北上的真正原因才行。」但劉伯承總參謀長說："這確實是一件難事，張國燾對我們原一方面軍的人防了又防，絕密文件是看不到的。"顯然他們兩位首長都痛恨張國燾。我知道在兩軍混編後，張國燾收了紅軍總司令部的電台，使得兩位首長目前無法與毛澤東他們取得聯繫。談話中，我彷彿感覺到兩個方面軍的矛盾已很深了，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得知毛澤東他們9月9日晚上單獨率領右路軍中的原紅一方面軍中的一三軍團北上了，並且這個消息是兩位首長在開會時聽張國燾的秘書黃超說的。好像張國燾對這件事非常生氣，他動不動就發脾氣，專找紅一方面軍的人出氣。
朱德走後，劉伯承問我他們兩人的談話聽見沒有，我說聽見了。他再三向我說，軍機大事，走漏不得半點風聲，今晚談話，就當沒聽見一樣，否則有生命危險。我牢牢記住總參謀長的話，不吐半個字實情。
過了幾天，有人問我總司令到總參謀長那裏來做什麼。我說不太清楚，好像是談執行張主席的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事。那些人沒再問什麼就走了。事後，我向劉總參謀長彙報此事，他誇讚我機靈，答得好。我聽得誇讚，心裏當然很高興。
想起這件事情和今天發生的事情，我更加感到事態的嚴重性。這些天，已有部分原一方面軍的同志被抓了起來，說是不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路線」的人。想到這些，我真為劉總參謀長和朱總司令的安全擔心呀，於是對劉總參謀長說："首長，你要小心喲，部隊裏發生了那麼多抓人殺人的事件。"
我對首長安全的擔心完全是對首長的尊敬和紅軍前途的擔憂。劉總參謀長對我是放心的，他連抽了幾支煙後說：「張國燾雖然過去是你們的老領導，他對建立川陝蘇區立了功，壯大了隊伍，但不能看不起中央，看不起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能打到今天這個局面，中途遇到的艱難是難以盡說的，但在遵義會議後中央恢復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革命才轉危為安，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接著劉總參謀長說，"一四方面軍的矛盾，完全可以坐下來協調解決嘛，何必搞個啥子第二中央。那天，我在張國燾召開的川康省委會議上頂了張國燾等人批判毛周張博北上‘逃跑‘，今天，他宣佈成立第二中央開除毛周張博黨籍時，要我表態，我和朱總司令等幾個人又反對他的這個自封的偽中央。"劉伯承越說越生氣："毛周張博北上是中央會議決定的，應該說是對的。張國燾說他們右傾逃跑，還要通緝葉劍英、楊尚昆。但是我想毛周張博他們單獨北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則，他們不可能不通知我們。"我想總參謀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這段時間，劉總參謀長的牢騷也特別多，動不動就會生氣地罵張國燾一通，我也越來越感覺到了劉總參謀長處境的艱難。總部對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警衛加強了，說是保衛首長的安全，同時不斷有人向我打聽劉伯承的情況。除新增的警衛向我打聽外，張國燾的秘書黃超，還有李特等人也來打聽情況。這些人打聽劉伯承總參謀長的情況前，還得先向我講一番張主席如何如何對待四方面軍的同志的，要忠於張主席，紅軍革命要真革命，不能假革命。很明顯，他們是想讓我監視劉伯承的行動。我知道劉總參謀長是好人，那些人的話，我聽著，表面上裝著願意接受，實際上卻在悄悄地想法保護劉總參謀長。他們問我總參謀長的情況，我說一切都好好的，跟過去沒什麼兩樣，有時還誇讚幾句紅四方面軍的將領作戰勇敢，是常勝將士，他誇讚張主席陳昌浩政委領導有方，能將一萬餘人的隊伍壯大到十幾萬人，特別敬佩四方面軍了不起的是發展了一支婦女武裝---紅軍婦女獨立師。那些人聽後，還很滿意，找不到劉總參謀長的漏子，也就只好走了。事後我把這些情況一一向劉總參謀長作了彙報，他點頭表示滿意。
但是無論怎麼說，劉總參謀長几次在高級幹部會上，頂撞了張國燾等人。張國燾是個心眼非常小的人，川陝蘇區就有曾中生、許繼慎、曠繼勛等人頂撞了他而慘遭殺害的事發生。儘管我儘力為劉總參謀長打掩護，並且過了關，但我還是擔心劉總參謀長受到迫害。
果然不出我所料，沒過幾天，劉總參謀長被張國燾撤去了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調入紅軍大學任校長。劉總參謀長此時失去了軍權，他雖是校長，但實際上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員。張國燾調劉伯承到紅軍大學的理由是急需培養大批軍事人才，劉伯承在蘇聯讀過高級軍事學院，又在中央蘇區創辦過紅軍學校，是培養人才的人才。
劉伯承失去軍權後，心裏真是憋了一肚子氣，他常自言自語地說：不就是不贊成張國燾的南下路線，反對他成立第二中央，反對他批判毛周張博北上路線嘛。每當在這個時候，我總是勸劉伯承首長少生氣，別傷了身體。後來，聽說為此事朱總司令還據理力爭過呢，張國燾就讓總司令也靠邊站，讓他當個空頭司令，不讓看文件，不讓參與重大事情的決策，不讓做事情。張國燾還派人去下面製造事端然後讓總司令來解決，給總司令以難堪。從內心來說，朱總司令心裏也是很生氣的。
我對張國燾同樣生氣，不僅是因為他迫害劉伯承朱總司令等人，早在川陝蘇區時就對張國燾不滿了。那時，誰要是說「到中午了，咋還沒開飯呢？」要不了兩天，就會被張國燾控制下的保衛局抓去秘密殺害。我的幾個好戰友在行軍途中，因為餓了在路邊買幾個餑吃，就被說成是"吃喝委員會"慘遭殺害。那次幸好我沒去，否則我早就沒命了。這些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從內心產生了對張國燾的反感情緒。但這種反感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在言行上表現出來的。
眾將領出謀北上尋找毛澤東，總司令竭力制止綁架張國燾
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後，原紅一方面軍的同志受到的打擊就更大了。紅四方面軍中經常將紅一方面軍的將領抓去開批判會，進行所謂的洗腦殼，讓其交代揭發「北上逃跑路線」的錯誤。還派人在紅一方面軍中大力宣傳張國燾南下的好處，批判北上的錯誤，揭發紅一方面軍幹部的"罪行"。弄得人心惶惶，紅一方面軍中的將士大有受到俘虜般對待的感覺。
特別是1935年冬天，紅四方面軍在天全寶興百丈關地區同十倍之強的國民黨軍隊作戰，當時張國燾提出：攻下百丈關，消滅蔣介石的中央軍和川軍，打到成都過大年。當時，劉伯承就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和百丈關地形特點，認為紅軍不宜在平原地帶與數十倍於己的敵人展開決戰。他向張國燾提出過反對意見，張國燾很生氣，大罵劉伯承：「動搖軍心者斬！念你是南昌起義的參謀長，否則我斃了你！」劉伯承只好保留意見，保持沉默。事實正如劉伯承所預料，百丈關之戰必定失敗。結果不但未實現在成都過大年的計劃，反而損失了大約一半的紅軍將士。張國燾見百丈關一戰，損兵折將這麼多人，不得不改變計劃向西撤退，部隊不得不進入道孚、爐霍、甘孜等深山密林和草地之中。百丈關失利後，張國燾再沒有開戰前那麼神氣了，整天悶在屋裏抽煙，他的脾氣更為暴躁，罵人時的口氣更惡劣。好像這失敗是五、九軍團造成的，是朱德、劉伯承造成的，總是對紅一方面軍中的將士看不順眼，大開殺戒之意有之。
俗話說，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左路軍中原紅一方面軍的將領經常或親自或派人來找朱總司令、劉伯承校長述說苦衷，交換意見。我記得李伯釗、董振堂、陳伯均等人都來找過劉伯承述說心中的不滿與怨憤，紛紛要求朱總司令和劉伯承拿主意，脫離左路軍，北上尋找黨中央毛主席。
劉伯承受了打擊，心中委屈是不用說的，他得知這麼多人願意北上找毛主席，自然十分贊同。
日子一長，一些事情就不捅自破了。儘管張國燾嚴密封鎖曾下令解決毛周張博之事的消息，事情還是被楊尚昆派來通知李伯釗的警衛員給秘密捅了出去。朱德、劉伯承、董振堂等將領非常吃驚，同時明白了毛主席為什麼單獨率領一、三軍團北上的真正原因是張國燾要謀害黨中央毛主席。張國燾真是可惡，他們都同情毛周張博單獨北上。這件事使張國燾批判毛周張博的錯誤行為不攻自破，更激起了原一方面軍中將士的反張國燾的情緒。五、九軍團將士說，他張國燾敢下令武力解決中央，抓毛主席周副主席，我們何不以牙還牙，武力解決張國燾，捉拿起來一同北上。劉伯承對張國燾恨之入骨，他早就有此考慮，並積極同五、九軍團將領密謀行動方案。但劉伯承認為，這件事，一定要獲得朱總司令的支持，請朱德總司令挂帥才行，他是左路軍中的二號人物，他的話一言九鼎，即使是紅四方面軍的人也不敢反對。
劉伯承、董振堂等人在秘密地作了一番準備後，尋找機會同朱總司令商量。
一天下午，劉伯承來到草地上，這裏是空蕩蕩一大片，他讓我騎馬去紅軍總司令部通知朱德交換修改紅軍游擊戰的文稿而將朱德總司令請了出來。當然，朱總司令出門，也是帶了警衛員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六七個警衛人員。
朱總司令一路飛奔來到了紅軍大學附近草地的小丘上時，劉伯承校長已等候多時了。當時，劉伯承手下沒有兵，就由朱德的警衛人員來警戒，朱總司令肯定能猜測到劉伯承要「修改文稿」的意思，然而秘密的東西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所以他將警衛戰士警戒的範圍放得遠一些。而劉伯承之所以把與總司令交換意見的地點選在空曠的草地上，也是為了防止監視，進行堂而皇之交換意見，才不至於引起懷疑。紅軍大學內的學員大多數是原紅四方面軍的中高級將領，這些將領多數是張國燾手下的人，他們一方面學習軍事，一方面監視劉伯承等人的言行。這些情況，我心裏十分清楚。
起初，劉伯承將游擊戰的文章送朱總司令審閱，這是有意的安排，以便即使有人發現朱德與劉伯承單獨見面，告到張國燾那裏去，也有個借口。
朱總司令很快就瀏覽了一遍文章，劉伯承抓住時機向朱總司令陳述自己的想法：「目前，我們的日子不好過，處處挨整受排擠，一方面軍的中高級將領分別找我談了他們的想法，準備打到北方去尋找黨中央毛主席，請你來就想請你作個定奪，作個統率，具體行動我可以想辦法。」
朱德聽罷，他兩腮微顫：「伯承，告訴隊伍，萬萬不可感情行事。目前，我們一方面軍僅有五軍和九軍，兩個軍加上軍委縱隊的人不足一萬人；人家僅正規軍就有10萬人，還有6萬後勤保衛人員。人家武器比我們強，個個都是強悍精壯，打過不少勝仗的，我們怎麼斗得過人家？！本來嘛，紅軍是一家，你們這樣做，對誰都沒好處。你想一想，你們走，人家肯定不會放你走的，假如你一走肯定會引起內亂來，這樣的結果只能讓蔣介石高興……他老蔣趁機坐收漁利。這樣的事干不得，干不得。」朱德連連擺手。
「現在，無論他張國燾咋個搞，紅軍還是共產黨的隊伍，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接著朱德又說，"五軍團和九軍團的同志千萬走不得，不然後果不堪設想。伯承啊，我們越是艱難的時候越要冷靜，從大局計議，我們既要團結四方面軍的同志，又要設法粘住他張國燾，使在紅軍南下過程中盡量減少人員傷亡的損失，為革命保留火種。"朱總司令想起了兩三個月前，因五軍團有幾十名戰士單獨北上，離開部隊駐地十多公里遠了，被張國燾的人發現追了回來，說要全部槍斃。"要不是我那次想方設法極力相救，說不定這幾十個人早就沒命了。"總司令再三勸阻不要單獨北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說，"我的馬丟失了，警衛人員被張國燾的秘書黃超全給我換了，安上他張國燾的親信，說是把我的警衛人員送去學習‘換腦筋‘，實際上是接受批判、審查，想從警衛口中尋找我朱德的罪證，結果一無所獲。我雖然受別人的監視和控制，但我不計較這些，主動找張國燾研究工作，樹立我在紅軍中的總司令形象與威信，他張國燾目前是不敢把我怎麼樣的，目前紅軍還需要總司令這面旗幟的。"
劉伯承思索片刻，說：「北上與南下的行動已成鮮明的對比，張國燾說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不會拖死也會凍死、餓死，至多剩幾個中央委員到達陝北。然而黨中央毛主席已順利率領一、三軍團到達陝北，還打了幾個大勝仗，張國燾的錯誤論調不攻自破。所以五軍團九軍團的同志紛紛要求北上。我也有這麼一種想法，早日北上早打勝仗。因此我建議如果帶領五、九軍團單獨北上不行，乾脆施個計謀，將張國燾抓起來，強行北上，以拯救紅軍，消滅敵人，打破蔣介石的‘圍剿‘。」
朱德更為嚴肅地說：「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過急，做事還要看時機成不成熟。抓張國燾強行北上，這樣也不行，眼下四方面軍還有不少人聽信張國燾的，換句話說張國燾目前在紅四方面軍中威信最高。我們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善於講究策略，把四方面軍將士的思想認識統一到北上路線方面來，這才是上策。」
緊接著朱德又詢問劉伯承，假如要拉隊伍走的辦法和抓張國燾的辦法，劉伯承一一作了回答，並拿出了早就準備好的捉拿張國燾計劃的實施方案，劉伯承說這是我們五、九軍團將士的一致請求，請總司令過目審查。朱總司令接過方案看後笑著說：「不愧為智謀大師，但沒到迫不得已時，不得這麼做。畢竟我們要對紅四方面軍負責，紅軍是黨的隊伍，革命的軍隊，不是他張某人的隊伍。」然後指示劉伯承立即將方案燒掉，以免張國燾抓住把柄，遭致殺害的危險。
朱德擔心劉伯承和五、九軍團紅軍將士因受不了張國燾的無情打擊和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感情深厚，做出過激行動，招致更大的損失，再三叮囑劉伯承：忍得一口氣，免得百日憂，等待時機，以圖良策。與此同時，朱德還告訴劉伯承，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目前正在翻越雪山向甘孜阿壩方向開來，待與二、六軍團會師後，再謀北上尋找黨中央毛主席的計策，我們現在暫時在這裏等待一個時期。
最後，劉伯承完全答應了總司令的建議，先忍為妙，以利團結。他當場燒毀捉拿張國燾計劃方案。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件事後來真的被誰反映到張國燾耳朵里去了，總司令和劉伯承被分別叫去與張國燾彙報。幸好，兩位首長早就作了準備，朱總司令說：「這是劉伯承撰寫的在深山林區對敵作戰的文章，」他拿出文稿，"我正要找張總政委商量呢！"張國燾接過文稿翻了翻，沒說什麼，朱德就算過了關。而劉伯承被請進總部談話時，也同樣這麼說，兩人是在研究修改游擊戰文稿，張國燾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再後來，劉伯承讓我分別去通知五、九軍團幹部到紅大學習軍事，秘密地傳達了朱總司令的指示，勸他們不要盲目行動，不要單獨北上找黨中央毛主席，更不能綁架張國燾。勸他們千萬要冷靜，順其自然等待時機北上。朱總司令還利用各種機會去五、九軍團安慰將士，勸其取消單獨北上行動，取消正在準備中的綁架張國燾計劃的實施。
正是由於朱總司令從大局出發，才避免了一場紅軍打紅軍的悲劇發生，張國燾也因此避免了一次被綁架捉拿或者是被處決的危險。然而終止綁架張國燾的行為，更是為了紅軍的團結與最後鬥倒張國燾策略的勝利。
朱總司令深知劉伯承剛直不阿、堅持正義，擔心他的安全。因此，一再叮囑我要千方百計保護好首長的安全。他還特別安排了幾名衛兵（一方面軍的戰士），暗中保護劉伯承的安全。並說，如果有情況立即向他彙報。
1936年7月，任弼時、賀龍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即紅二方面軍）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紅二方面軍將領對張國燾的分裂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加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代表張浩從蘇聯回國到達陝北，他支持毛澤東的北上路線，張國燾自知理虧，不得不撤銷他的「第二中央」，被迫同二、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北上途中，張國燾的情緒極不穩定，朱德擔心他對與他矛盾很深的劉伯承下毒手，有意將劉伯承安排到紅二方面軍中由賀龍保護起來，最後安全順利地到了陝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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